主题：【原创】改革开放，改革的是什么，开放的是什么？ -- 铁手

在一些政治文本描述中，权力被各种词汇和概念描述，比如说权力大、权力集中，那么权力的规定性（区别）是什么？

权力的规定性是权力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在一个政治组织或者任何的组织建立往往都会先拟定目标，这些组织的创立都是一种人的实践，组织的创立是为了实现目标，权力也由此而生，权力在目标确立中诞生，在组织工作的运动中展现。组织为了行使权力来完成组织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就需要发号施令、支配组织成员的劳动力来进行劳动，但这仅仅只是理想中的、理论上的状态，一个组织中的成员不可能完美的执行或者根据组织中的支配主体的意志来进行任务（作为持有支配他人劳动力能力的那一部分的人，也就是领导者），甚至有可能反抗组织领导者的意志和命令，反抗或许是消极或者积极的，但是毫无例外都会影响一个组织实现目标的进度和效率，因此一个组织需要具有强制性的权力来行使支配劳动力的作用。

这种权力的强制性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组织人员能够显著感受到的，权力的强制性的体现在于两个方面，即积极惩戒和消极惩戒。可以说权力的强制性就是由惩戒机制来组成的。积极的惩戒是指主动的对违规违法的组织成员进行惩罚，比如说一个组织成员无法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其任务，就会被罚款。或者说一个组织成员违抗组织领导的命令，而遭到肢体暴力的惩罚。消极的惩戒是指剥夺组织成员部分应该享有的权益和权利，比如说一个组织成员无法达成指标，所以被剥夺拿到花红的权利，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战争中一直部队因为胡乱浪费弹药而被削减弹药的配额。这种积极的惩戒和消极的惩戒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保证权力的运行，从而推动整个组织的运作，只是在具体的实施上，积极的惩戒是主

动的对违规违法的组织成员进行“伤害”，而消极的惩戒是通过对违规违

法的组织成员所掌握的物质资料进行削减来时这些组织成员困难，间接的，拐弯抹角的“伤害”这些组织成员。这种权力的强制性几乎是必然和必要的，也是矛盾存在和激烈碰撞的区域。

权力的强制性是一种压迫的来源，或者说他就是压迫的一部分，这个体现在阶级社会中尤为明显。每个组织的建立都会设立至少一个目标，而这些目标往往又带有阶级性，当压迫阶级设立目标后使用具有强制性的权力来支配被压迫阶级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阶级的矛盾就体现出来了。压迫阶级设立的目标必然是有利于压迫阶级或者至少是在长期来看维护压迫阶级统治地位的目标，而作为被压迫阶级通过劳动去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是损害本阶级利益的，当被压迫阶级意识到这个事实或者隐约的、感性的感受到这个事实，感受到这个矛盾时，被压迫阶级对压迫的感受开始就存在了。对于这种被压迫的感受，被压迫阶级会作出很多种反应，不堪重负的被压迫阶级会率先产生自发性，也就是自发的去抵制为压迫阶级劳动消极性也是拥有程度可分，轻则消极工作、怠工，重则破坏机器、进行罢工。不仅仅只是被压迫阶级，压迫阶级或者说统治阶级中的较弱势分子和进步分子也会开始注意这种权力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阶级矛盾（革命性质的如恩格斯、李大钊、邓中夏等人；改革性质的古代如王安石和张居正、近代如陶成章、当代如平西王等人），开始意识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的实质是虚假的，不可能存在一种能够被实现的全民共同的目标，因为这是超阶级的产物，这一部分统治阶级中的先觉分子会率先 完成对自身的自觉化，进而产生自觉性，开始为了挑战社会的不公作斗争。这些先觉分子会通过实践得出各种斗争理论，再通过斗争的理论去指导各种斗争运动，并在运动中将自觉性传播和灌输到其他阶级，尤其是作为中间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较弱势，但又不是最弱势的阶级，他们掌有比较小部分的物质资料资源，所以往往教育程度比真正的无产阶级好一些，而且由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是摇摆不定的、是可能倾向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因此他们比较容易可以接受不同的目标，加入或者建立想要实现这些目标的组织或团体，并逐渐的开始接触到权力。

当小资产阶级加入到工人运动或者说社会主义运动当中，他们是更容易获得领导权的那一部分人，这个并非小资产阶级的阶级优秀性，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也就是掌握一小部分的社会资源。权力和社会资源并不完全挂钩，但是互相影响很大，拥有越多的社会资源，就因为这可以更好的行使权力。小资产阶级出生的革命家拥有较多的资源和较好的教育背景，往往理论水平也更佳，因此更容易获得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和团体的领导地位。虽然小资产阶级出生的革命者相比无产阶级革命者拥有一些优势，但是他们也把更糟糕的东西带进了社会主义组织当中，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性、软弱性。小资产阶级虽然广泛的参与和引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但小资产阶级性也极大的破坏了社会主义运动，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从小资产阶级性产生，破坏着整个革命的运动。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民主革命比社会主义革命来的对自己更有利，民主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他的目的是让政治和经济更自由，这种自由体现在对空间的放任，但是对空间的利用需要一定的能力，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政治权力，所以即使有再多的空间，再多的自由，无产阶级也无力去享用他们，而在民主革命破除了封建社会的那种阶级分明、歧视性的、捆绑土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后，资本主义提供更广泛的空间和阶级流通的机会，是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发展的，因此小资产阶级加入社会主义团体时，容易会把民主革命的思想和斗争方式带入，民主革命的斗争思想和斗争方式与社会主义有矛盾，但不完全相悖，但是如果原社会主义团体完全按照民主革命的原则和思想作为斗争的指导，那么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必然走歪。而在其中，小资产阶级是相较于资产阶级弱势的阶级，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留有大量的空间和机会给予他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很难真正去获取，因此这一部分人会选择加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当中，但是他们自身的阶级目标和阶级利益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目标和阶级立场相诗背的，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只是为了得到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而加入庸俗点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当官。当他们加入或者建立社会主义团体并获取领导地位时，他们会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来指导实践，这种“不切实际”并不是难以执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和立场相违背的政策，也就是名义上要走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但实际上走的是小资产阶级投机主义路线，这种政策是为了加速目标的实现以达成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目的，但是革命是运动的，是由各种实践组成构成的社会运动，是要脚踏实地千出来的，而不可能根据个人意志进行飞跃式的改变，因此在表现上这些社会主义团体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在历史上的表现，比如托洛茨基所领导的第四国际。

对于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不管他们是怎样的人，革命者或者反革命者，可恶的敌人或者可靠的朋友，他们是有严重机会主义倾向的。1930年代开始，托洛茨基主张在苏联与其他国家作战时“无条件保卫苏联”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但是另外一面他又称苏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要打倒苏联“斯大林主义”这种政策和理论上的矛盾引起了第四国际内部的不满，使得第四国际的权力难以行驶，第四国际在 1939 年 9月召开的第一书记会议，新一届执委会中的五名成员除了托洛斯基以外，其他四名均不赞同托洛斯基“无条件保卫苏联的政策”，美国托派成员沙赫特曼尤其反对。在二战爆发后，欧洲托派已经忙的不可开交了，论战主要在美国爆发，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坎农坚决的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为了使反对派屈服，他利用了强硬的手段，他在 1940 年3 月转移了党的经费，将财政控制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在获得相对多数党员的支持后，坎农通过会议禁止反对派在等的报刊发表言论，也有一些反对派被“中止党籍”，最终的结果是约 40%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被开除出党。这一举动维护了托洛茨基路线，但是对党组织进行了极大的破坏，托派的革命运动在一波又一波的分裂浪潮中逐渐走向低落的才来。在这次事件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第四国际内部的一些派系为了本派系的目的采用了积极的惩戒和消极的惩戒的方式来展现权力的强制性以驱动组织成员来为自己支配，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压迫并不能使所有人屈服，其结果就只有组织破碎，组织离实现目标更加遥远。

事实上，之所以对托洛茨基的“无条件保卫苏联论”定性是机会主义倾向，在托洛茨基的作为就能够探究，托洛基在 30 年代初还希望回到苏共领导层。1933 年3月 5 日，他向苏共政治局发出一封秘密信件，要求重回共产党的领导层，1933 年 5 月10 日，托洛茨基再向苏共政治局写了一封短信，指责政治局以沉默来回答他的建议，再次强调布尔什维克的政权面临危机，声称斯大林集团会将党搞垮，这是他希望重新回到苏共领导层的尝试。结合托洛茨基在又保卫反对苏联的矛盾态度在与他本身的年为来看，托洛茨基的观点极有可能只是他想实现个人目的，即回到共产党领导层所作出的态度，这种以个人目为优先的作为，毫无疑问是具有投机倾向的。

除了权力的强制性，还有权力的非强制性，也就是一个组织不采用强制性的带有惩戒的手段来进行指挥和命令组织成员完成任务已达成目标。权力的非强制的出现有很多种情况在一些小型组织当中，组织领导层根本没有任何资源和能力可以实行强制性的权力，他们没有办法对组织成员进行有效的惩戒，因此他们只有书面名义上的权力，其中有些小组织的组织成员因为无强制性无纪律所以行事散漫消极，领导层却无能为力，而有的小组织纪律严明，目标明确，即使无强制性的权力，组织成员也可以各司其职，尽力做好所有人的工作。这种强调权力的非强制性的小组织通常是自愿型组织，他们是为了完成一些具有特殊性的目标而自愿组成的团队，因此可以通过非强制性的权力作为指挥来完成任务，同时这种性质的组织难以扩大，因为只有书面名义上的权力难以控制整个组织，也难以有效地对抗和解决叛徒、消极者和异议者。但是非强制性的权力不仅仅局限在小组织当中，在大组织甚至政权都有非强制性的权力被有效的利用。每个成型的组织往往都有自己的“英雄或者优秀的成员，所以在一个组织当中的权力持有者会把这些“英雄”或者优秀的成员作为榜样，树立威望，并在适合的时候利用他们的威望来号召组内成员或者组织外成员进行社会运动或其他活动。非强制性的权力也是左派运动惯用的手法，由于左派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作为政治反对派存在因此势力较弱，资源较少，为了更低成本却更有效的打击敌对阶级时，左派就会利用鼓动，号召等非强制无惩戒的手段来聚集力量完成目标。不过强制性和非强制性总体上来说还是交错存在的，从鼓动、号召这些非强制的权力 (指挥) 而聚集的人群还是必须组成一个严密的组织才能够有效的完成任务，而一个严密的组织必然是强调纪律性的，也不可避免的会实行强制性的权力。

从中国左翼运动的轨迹当中可以观察到许多非强制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交错的运动存在，这种由左派主导发起的，具有政治目的性的活动可以被称为“社会运动式治理”。五四运动是一场进步思想崛起的运动，它由左翼学生主导但是并不以任何左派中的思想领导，是一场自觉性和自发性交错的运动，这场运动间接的促成了很多共产主义小组，而后这些小组发展成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而在往后的多次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当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号召和鼓动使大量的工农学生参与的斗争当中，这是非强制性的，而当工农学生参与到组织当中时要受到组织的指导，这时是具有部分强制性的。往后建国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一共领导层多次发起“社会运动式治理”，在“抗美援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当中号召党员工农学生、知识分子参与到治理国家的政治运动当中，事实上，参不参与运动都不会受到惩罚，也并非明文条例的要求参与，但是革命的热情和投机的心理分别使得大量的党员、工农学生、知识分子都参与到场场“社会运动式治理”当中，这些运动都遭遇过波折，但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教训，值得当代左翼详细研究和反复思考其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