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黄家驹30年 -- 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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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们需要更完整的认知

以下内容比较庞杂,所以加了小标题,各位看帖的朋友如果时间有限可以自行寻找想要看的部分:

一、 关于声乐

这一点我跟你的看法没有什么不一致。唯二需要指出的是,我跟你的出发点有两个不同。

你应该是属于条件比较好,自己爱琢磨的,这一类跟那些条件一般、需要苦练和老师拨云见日的是两种。声乐界有一句话,跟生而知之的人谈技术就是耍流氓。

啥意思呢,就是人家什么技能是生来就会,而你需要勤学苦练。比如上个高音,你喉位怎么摆,腔体怎么打开,怎么挂高位置,声带怎么缩短变薄等等一大堆东西,人家“滋儿哇”一下就唱上去了,你只能干瞪眼,找谁说理去?

所以生而知之的人往往当不好老师,就像有人说乔丹当不好教练一样。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你说的主要是传统声乐的美学,比如“圆”、“松”、“通”、“润”、“亮”这些,都是传统的民族或美声的要求。

至于流行,几乎在美学上没有限制,流行的根本属性是“自由”,因此“缺憾”也可以是一种美。专业院校招民族或美声绝不会去招沙哑嗓子的,而沙哑音色在过去若干年的流行乐坛中反而成为时尚,就是明证。

二、 关于阴谋论

这一点上我跟你的看法有诸多不同。整体上,我认为你的阴谋论架构的问题是“过于自洽”。

这话怎么讲呢?我认为对于阴谋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辩证的,不能认为阴谋论全是假的,也不能全是阴谋论。

举个例子,比如瓦格纳兵变,挺俄的认为这是普京和普里戈津暗通款曲,神机妙算,不仅在世界面前演戏,将美国、北约、乌玩弄于股掌之上,还让内部的反对派露出了屁股,并神不知鬼不觉将几万瓦格纳转移到了白俄,将两面夹击乌克兰,真是大手笔!

而挺乌的则认为是普京掉链子,普里戈津怒发冲冠,甚至可能得到了五角大楼的策应,于是打着清君侧的名义杀上金銮殿,要砍了皇帝夺了鸟位!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谋论“过于自洽”的例子,即试图用阴谋论解释所有让人看不懂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能在阴谋论中得到解释。

这就过头了,我对于阴谋的看法是:

1. 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都有阴谋,但也不是只有阴谋;

2.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方都可能或者必然在实施阴谋,并且每一方的阴谋也不会只有一个;

3. 所以这个世界是明面的博弈和暗面的阴谋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每个阴谋的进度和完成度在每一个时间切面下都是不同的,并且根据时势和对方的应对在不断变化,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是100%。

所以,对阴谋的作用一定要辩证的看。比如瓦格纳兵变,有没有阴谋?肯定有,但从目前来看,这就是一个武夫被建制派军头逼到绝境后冲冠一怒的结果,有预谋,有盘算,但更多是根据当时情况临时应变的结果(根据最新的消息普里戈津得了癌症,所以有更多的偶然性在里面)。

而你的阴谋论架构的问题就在于自洽程度太高,这必然带来两个问题:

1. 如果突然出现了一些跟已知信息和分析结论完全矛盾的信息和事件,那你的阴谋论该如何融合这些成果,推倒重来,还是证伪?

2. 如果阴谋论如此强大,那么必然带来下一个问题,就是既然阴谋的执行者如此强大,那么对方应该早就被整垮了,怎么会好好的活到现在?

三、 具体分析一(精英和草根)

那么具体分析,你的这个阴谋论建构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用了太多的“简化模型”:

1. 将现实的对象“还原”到了一些二元对立的范畴上,过于粗疏,且很多与事实不符,比如香港是草根的,台湾是精英的

2. 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即精英是不是一定坏,草根一定好?进一步还可以提出更深层的质疑,比如精英阶层是不是就一定在价值观上是精英的,草根在价值观上就是草根的?

3. 对于时间线的总结也很粗糙,而且大部分局限于2000年之前,对于最近十年和当下的很多情况缺乏了解,并且局限在音乐层面,缺少文学、影视、综艺等多层次立体视角。

所以,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键政吹水的阶段,那目前这个讨论粒度倒也够了。因为人的大脑永远是喜欢简单直接的,喜欢直给,喜欢刺激。

但如果真要去指导实践,那就会出大问题,即便有些结论是对的或大差不差也不行,因为不能保证下一次还是对的。所以该讨论清楚的一定要讨论清楚,在这点上,决不能纵容自己,要“延迟满足”。

首先第一个问题,香港是不是草根,台湾是不是精英?就从最简单的音乐来说,比如粤语歌的开山宗师许冠杰,后来的谭咏麟,张国荣等,几乎都是中产以上的家庭,甚至是文化世家,都属于精英阶层。所以梅艳芳为啥在香港地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是真正的香港土生土长,且中下层出来的孩子,所以叫“香港的女儿”。但这也恰恰说明文艺界并非草根是主流,出来一个不容易,所以才有那样的特殊意义。

再说到其他的文化样式,比如电影,那就更不是草根属性了。这里先引用一段文字:

香港电影的价值和地位,在于其独特的形态和内涵,这一切根植于香港的文化土壤。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其论文《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指出,文化身份“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香港文化无疑有着这种“嬉戏”特性,从而具备了在各种文化之间左右逢源的优越性。传统中原文化作为母体文化,一直都在省港澳文化共同体中占据主流地位,是香港文化中的传统主导因素,它以其博大、深厚的历史稳固性和源源不绝的内地支援,在其他文化的冲击中难以撼动。代表殖民地统治者文化意识而企望主导香港社会发展的西方文化在香港强势登陆后不断扩大影响,这种以殖民主义为背景的文化有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助力,对香港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一种渐进的趋势,由弱而强、与日俱增。此外,在省港澳地区还有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这种独特文化的形成得益于岭南地区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这里自汉唐以来就率先与域外交往,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域外经贸区,在明清之际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农业社会抑商思想的新价值观。“同时也发展了迎异于玄学清流的经世致用作风,和区别于禁欲主义的讲求实惠的娱乐精神。这一切并不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却以实际行为渗透在市井小民感性的世俗生活里的文化特征,无不在近代以来香港社会的发展中,获得充分的发挥。”岭南文化在香港文化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上述三种文化在香港社会冲撞、融合、共处、反弹,同时又相互渗透、胶着,形成了近代社会以来香港独特的文化格局。香港本土文化实际上是上述三种文化融合后形成的复合文化体。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复合文化体中三种文化的配额也因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嬉戏”特性而此消彼长、但其变化的总趋势是中原文化的强势地位由强而弱,文化特性由体现国家民族意识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精英性逐渐转向根植于民间市井的世俗性和商业性。在文化嬗变的过程中,香港电影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型,并且不时超越文化的发展,推动着更新文化环境的营造。(《香港电影艺术史》)

从香港电影的发展史来说,无论是早期的民新、天一、联华等,还是后来的长城、凤凰、邵氏等,都跟当时的精英阶层脱离不了关系,因为电影是个烧钱的行业,也是个专业的行业,其他人玩不转。

而香港的电影人才,从来源上也源于内地居多,尤其是上海电影人的数次“南下”,包括抗战前、抗战和解放战争、建国等数次的人才流出,都是当时的文化精英阶层的流动。

同时,在早期,香港电影的派系分别也跟在上海一样,有所谓左翼和右翼的分别,比如长城就是左翼电影人的大本营。传奇影人如傅奇、石慧夫妇,更是香港影史上有名的左派。

你所看到的《大侠霍元甲》这类有“家国情怀”的影视剧,包括后来的黄飞鸿等,确实影响了几代内地观众。不过,从源流上来讲,它恰恰是香港影视中“家国情怀”的最后一抹余晖。

香港及台湾的华人导演的这种倾向,可被称作“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t)——一个与“文化帝国主义”相抗衡的概念。南下香港的上海影人特别倾向于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这是因为在海外观众的心目中,讲国语的艺术家便是最有代表性的、最高级的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当然,李萍倩、朱石麟及岳枫等导演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心理,通过营造时代氛围、描绘北方文化(最典型 的当属京剧,还有其他的戏曲及街头表演风格)展示他们的才华。

“文化民族主义”是上海影人馈赠给香港电影的遗产之一,体现出对中国文化中最纯粹的那一面的敬重。但是就香港电影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仅仅迎合了中国人心理的一个方面;另外一面则是对现代化及舒适生活的向往,一如好莱坞电影所展示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职业生涯如日中天之际,上海影人倾向于钻研西式(即好莱坞)风格,以实现中国电影的“现代化”在将中国传统 ,与迫切的现代化进程相融合的过程中,香港电影自然从这些技艺娴熟的上海影人身上受益良多:一方面强调“文化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则强调美化了的物质主义(aestbeticised matenalism),中国电影的这种双重性质发展成为香港电影的特征之一,在香港安顿下来的上海影人善于调度电影的这两个面向,使之逐渐相辅相成。(《香港电影:另一种维度》)

所以香港电影从源流上本就是精英与草根、左翼与右翼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上,恰恰是一个从国家民族、官方转向民间市井、俚俗、本土意识崛起的过程,正如以下文字所说:

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虽然有不少知识分子掀起爱国热潮,并在连锁反应下触发了“反殖民”“爱国”“民主”等一系列社会思潮,但大多数香港人仍将提升生活质量的希望寄托在自我身上而非社会改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阶,次第出现的各种力量的角逐争锋愈演愈烈。彼时以中西结合为特质的香港文化,其复合化的内部构成也在发生相应的动态演变,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超越中原文化渐成主流大势,在现代化文化中熏陶成长的新一代香港人渐趋褪去浓厚的民族意识,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审美趣味上呈现出了愈加成熟的本土化倾向。不得不说,“自80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后,香港现有身份的即将消失,忽然唤醒了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识,于是有了大量的重构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有了大量的对于香港文化身份的讨论。”(《中国电影思潮流变》)

所以总体来说,从香港电影这个角度,从精英视角转向“草根”的这个过程,恰恰是一个去家国化、本土意识抬头、从左翼走向右翼保守的过程。现如今在香港,所谓的“草根”更多是中产视角,因为草根很多成为了中产。像李翰祥那样能拍严肃历史题材的导演几乎失传。真正还坚持一点草根、左翼视角的可能只有许鞍华。

四、 精英的和草根的

所以这又回到那个问题:精英不一定是精英主义,草根也不一定就是平等主义,这正像王朔在《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及其他》中所说:

其实中产阶级有否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

所以,如果说精英出身的就是精英视角,草根出身的就是草根视角,那岂不是另一种出身论?

并且,从你的总结来看,你总体上对香港人有更多的好感,对台湾人有更多的恶感。香港哪怕黑社会也是好的,台湾的越有文化越坏。

这可能跟你接触的面和成长的经历都有关系,这里不妨再次王朔在《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及其他》中所说:

在这儿,我想应该做一个区分,香港和台湾在我眼中是有高下的。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在当时我是可以干脆认同的,说台湾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文化表现我十分犹豫。尽管我有顽固执着的信念相信我们的文化在华人文化圈中是最优越的,但要说我从没被台湾流传过来的东西打动过也太不凭良心。

台湾人是后来的。他们人进大陆前,已先声夺人。我指的是邓丽君的歌。我最早听到她的歌是《绿岛小夜曲》和《香港之夜》,录在一盘质量很差的磁带上,买录音机搭过来的。那时我们这儿还在声嘶力竭地玩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很优美的情感也只会高亢尖利地表达出来,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后来是侯德健、罗大佑,他们给我的耳朵定了一个标准,就是好歌确实不仅仅是悦耳,也有那个文学性,即对人内心深处清脆的打击。我得说他们丰富了我的情感。他们的歌是那种可以使你停下来对自己多看两眼的东西。侯、罗是流行音乐中的超凡脱俗之辈,除了摇滚,我们这儿还没有能跟他们比肩而立的人物。

还有李昂,比她稍逊的白先勇,他们是我读过的并认为是小说的为数不多的台湾作家,也许还应该加上陈映真,只是我读他的东西不多,无法论及。还有两个女子也不能不提,一个是席慕容一个是那个著名的三毛。她们的东西我不觉得有力量,较真儿地说那是次一等的文学,精神容量和感染程度相当于好的流行音乐,李宗盛童安格那一级,但我忘不了读她们东西时作为一个读者所受到的单纯的感动,那是使人想变小变透明的感动。她们的文字有水晶般的效果,能写出那样的文字也是才女了,也许我们还要十年,到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出现,才会有这副文笔。

电影,当然要数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这批人,他们的创作和我们这儿的“第五代”可说是交相辉映,各不相让。蔡明亮的《爱情万岁》的作品气质更接近我们这儿的“第六代”,不那么宏大,找那个民族魂,更城市,更个人。依我之见,李安也应该算他们一伙的。对城市、现代化、现代化条件下的城市中的人与人关系,他们集体显得比我们的导演更有感受,把握经验也更充分,已经先我们一步跳出了中国人的仪式化的生活表象。

老实说,我对台湾人的印象一直比香港人好,也许因为他们讲国语,很多人本来也是大陆过去的。我接触的台湾文化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真甚至在我看来都有些迂阔,那种方朴诚恳在大陆也是少见的,人好在骨子里,不但可以一起做事也能玩到一起去。纽约有个台湾来的华人导演叫皮特—王,居然一日京片子,跟他聊天聊老北京的事儿会感到自己是野的,外来的,这个时候就有强烈的感受:大家的文化背景是相同的。甚至那些台湾商人,也比香港商人多一些豪气,喝起酒来很仗义,当然也没准儿我接触的那几位正巧都是黑道来的。

当然你可以认为王朔是被台湾人忽悠了,或者他接触的太早,观念早已过时了。

但即便从你举得那几个例子,我也可以轻松举出反例。首先很多文化名人本身就是既有香港也有台湾的经历,这方面两地的互通是非常频繁和悠久的。男歌手比如罗大佑、周华健、女歌手林忆莲、李玟等既可以说是香港的也可以说是台湾的,很难区分。

比如你赞美Beyond,黄家驹在八平方纪念晚会上唱《血染的风采》,你可记得?当然你可以说是黄家驹单纯善良被人忽悠了。

比如你说美国对台湾文化产业的影响,早在1950年代,美国便通过“自由亚洲协会”等组织对在香港成立的亚洲影业公司进行资助,以生产宣传“民主自由”的电影对抗左翼电影。香港黄尸和反送中的背后,难道没有美国?

比如今年在香港大爆特爆的电影《毒舌律师》,在香港本土票房过亿,绝无仅有。其中的反派叫什么?钟念华,钟京颐,董卫国,批判的矛头指向谁已经很清楚了。

而主演就是当年在金像奖上对日本小朋友说“钓鱼岛是中国的,谢谢”的黄子华。也同样是这个黄子华,在自己的节目里痛骂特首董建华,因为他的“八万五”计划让港人房产价值下降,影响经济……只能说,在很多港人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奇特的家国性与中产价值、保守意识的统一。包括北上的陈可辛等。

所以精英,草根?精英不一定是维护精英的,草根也不一定是维护草根的,精英不一定是右的,草根也不一定是左的。这让我想到去年我跟“月之回忆”长篇累牍辩论《无间道》的问题。我说无间道是精英主义,月之回忆坚持说,因为无间道批判了伪精英,所以他是反精英的。我说,批判伪精英恰恰说明他向往真正的精英,这正是精英主义立场。

五、 关于博弈时间线

你说“我觉得你过于聚焦在内娱对抗”,这其实是你的错觉。为什么你会有这种错觉,是因为我的视角似乎集中在内地的几个制作单位、机构、组织上,“比如湖南卫视VS浙江卫视;比如中央音乐学院VS上海音乐学院VS浙江音乐学院;比如QQ音乐VS网易云。”

其实这并不是我“局限”在这些主体上,而是你忽略了一个大背景。

简单说,当下大陆的泛文娱体系,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以往,碾压港台,染指日韩,横扫东南亚,完全就是独霸一方的态势。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最初十年,港台特别是台湾的综艺节目在内地非常流行,比如吴宗宪《我猜》,小S蔡康永的《康熙来了》等,在内地拥趸无数。那时候台湾的选秀节目也很流行,比如《超级星光大道》等等。

但在内地十年前《中国好声音》之后,开启了综艺大内卷大跃进时代,通过十年的时间,早已水平翻了N多倍,港台的综艺节目完全被打垮。甚至台湾电视台自己评论嘲笑台湾节目,遭到了吴宗宪的反击,说“我们没有很烂,”“侮辱我可以,侮辱台湾综艺就是不行!”

然而然并卵,台湾的综艺无论从前期投入、硬件水平、参与人员的素质和数量,制作水平,格局以及市场营销等,跟大陆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大陆综艺在台湾乃至东南亚根本就是横扫的状态,不仅台湾青少年以看大陆综艺为乐,艺人们更是前赴后继到大陆来捞金。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讨论当下文娱状况时,必然只聚焦于内地,因为港台根本就是nobody,并在可见的将来根本没有翻身的希望。

并且,虽然视线在内娱,但我的视角并不只有内娱。比如我举的黄霄云被黑的例子,这里何止只有湖南VS浙江,还有大陆流行乐VS台湾,有音乐流派之争,甚至还有女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娱PK视角。

那么从具体的历史演变到发展来说,也绝不简单是一个精英VS草根的视角,也不只是一个台湾VS大陆的视角,而是一个多重、复杂的格局。

并且,这里面还有一个谁为主导的问题。整体上,你是相信外部力量,阴谋论为主导。

比如中国摇滚火了,要发展,然后台湾人来了,捧杀,然后走了,摇滚就垮了。

这种归纳还是太局限在一时一隅,如果说谁重要,到底是事物的内在规律重要还是外部力量?

我个人认为还是内在规律更重要。比如摇滚,外部力量可以决定你什么时候发展,怎么发展的问题,但决定不了要不要发展的问题。比如你可以用阴谋一时把中国摇滚打垮,但之后卧薪尝胆,深藏功名,浴火重生,中国摇滚还是能迎来新的生机,这就是内在规律决定的。

整体上,中国娱乐产业这些年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一个“跃进VS反扑”的过程,大致是这样几个节点:

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摇滚运动,和九十年代初以93年为起点的新民谣大跃进运动,被港台音乐以体系化的唱片工业反扑;

二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以陈淑桦《梦醒时分》为代表的都市中产为主流消费群体的流行音乐潮流,被以周王陶林为代表的R&B、嘻哈等律动音乐大跃进反扑。

三是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最初五年,以周王陶林为代表的R&B、律动音乐大跃进,被以刀郎、素人选秀为代表的民间歌手、网络歌手、选秀歌手反扑;

四是从八十年代《射雕英雄传》为代表的港台武侠剧,被以张纪中为代表的内地武侠剧反扑;

五是以2005年超女为代表的选秀浪潮,被韩国成体系的偶像产业反扑;

六是港台文化产业被内地以综艺和在线流媒体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整体性反扑;

七是以音综为代表的传统娱乐文化生产机制,被以嘻哈、摇滚、独立音乐等小众文化品类反扑;

八是以美国大片为代表的影视文化内容被2012年以来的新中产电影反扑。

纵观以上的这些节点,能发现一些普遍的规律,即一开始进行跃进的对象,无一不是踩在前一个对象的基础上不可一世的,但最终又被后来者无情地踩下去。

而后来者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强大的,有一个蛰伏、蓄力、渐变,甚至伪装或边缘化求存的过程。

而之前失败被边缘化的,也未必不能在下一个节点反扑,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比如中国摇滚,比如电影等。

所以你说的阴谋论,是一种单一、静态化的理解。比如就算是台湾音乐人以阴谋搞垮了当年的中国摇滚,但也并不意味着摇滚就此死亡,还会有北京新声,有迷笛音乐节,有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在三十年的过程中忍辱负重,筚路蓝缕,最终迎来曙光。

而当初内地武侠剧起步的时候,虽然含着央视的金汤匙,但仍然遭受了传统的港台武侠剧迷和背后势力的强力反扑、打压,对相关创作人员比如黄健中、张纪中、李亚鹏、周迅等,进行了长年的网暴,这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的第一波网暴浪潮。要不是张纪中、李亚鹏等命硬,恐怕早就被积毁销骨了。好在内地武侠剧最终挺了过来,直到香港彻底放弃武侠剧制作,这后面哪些人做了什么,也可以深挖。

其中最典型的两次内地和香港娱乐业的冲突,就是2004年的张卫健谢霆锋痛打王伯昭事件,以及2012年的甄子丹赵文卓“戏霸”事件,这两件事情都造成了两岸三地的文娱明星大站队,影响深远。

说到影视,2008年之后,漫威十年在电影行业不可一世,不要说中国,在整个世界也是碾压的状态,却最终不作不死,成了现在这副样子。而新中产电影的崛起,背后也是中国经济和文化产业、价值观内在驱动的结果。

六、 两个启示

说到这里可以做个总结,我们会发现,跃进成功和被反扑的,有这样几种可能。

一种是没有成熟的体制机制维护,野蛮生长,最终碰壁而失败的,比如中国摇滚。

另一种是长期故步自封,维持原本的模式,占据了太多资源和既得利益,被反扑的,比如港台武侠剧,漫威电影等。

还有一种则比较特殊,就是过于强调内容的创新,而最终走向形式主义,脱离土壤脱离群众,最终被反扑的,比如周王陶林的R&B大跃进,曾经的摇滚独立小众音乐,以及目前的综艺大内卷等。

这就提醒我们,任何文化的发展,都要讲究一个节奏,慢了不行,太快也不行。这就像在路上开车一样,太快了,会追了别人的尾;太慢,则会被别人追尾。

所以逆向淘汰也并不总是坏的,太快太卷,群众来不及消化,同样也会被市场反噬。

所以关于内部规律和外部力量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内部规律是主导。

至于外部问题,比如1450,这让我想起去年年末到现在,河里曾经兴起一股“抓台湾人”的风潮,一时间风声鹤唳,似乎遍地1450,如临大敌,长此以往河将不河了。

怎么说呢,1450来袭也许是客观存在的,但形成当下这种“不是我简中键政无能,而是1450太狡猾”的态势,则可不单是1450能做到的。

我的意见是,鸡蛋之所以被叮不是因为苍蝇,而是因为自己有缝。如果只知道去挥舞打苍蝇,而不去补缝,最终的结果是鸡蛋自己臭掉。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用外部压力作为维护自身问题的合理性,因为问题本质上是要被解决的,而非维护。如果因为解决问题需要时间和资源而无限搁置,那不是在维护自己,而是慢性自杀。

七、 结论

下面做个总结:

台湾不等于精英,香港不等于草根。

文化发展其实永远需要精英的作用,群众可以提供素材,而最终提炼、整合、形成体系都需要精英的努力。

精英不一定坏,草根不一定好,精英不一定右,草根不一定左,不能搞刻板认知。

说香港与内地是人民内部矛盾,台湾与内地是敌我矛盾,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因为香港和台湾的所谓力量构成和人员禀赋,根本原因是控制力问题。国家在香港有驻军,有国安法,大的掀不起风浪。但“潜移默化、暗度陈仓”的演变并非不可能,别忘了黄尸和反送中,以及香港的教材“去中国化”也是客观存在。

更重要的,英美可并没有退出香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博弈,我个人认为主要在司法和行政领域之间。众所周知,英国人在香港司法领域浸淫甚深,影响极大。

至于音乐这块,我的观点是香港歌手当然要合作,但不用寄予太大希望。原因倒不是对港乐有偏见,而是语言问题。简单说,在香港仍然以粤语为主要语言和文化载体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对大陆的主体文化结构起大的作用,只能是补充。反言之,如果普通话文化能够在香港成为主流,那么也没有所谓的香港问题了。

而台湾,我的意见在可见的未来,泛娱乐文化方面整个台湾乃至东南亚对大陆将几乎没有威胁,只有被碾压的份。

而台湾真正能够有能力“文化反攻”的恰恰是极为稀少的一部分精英文化,尽管这部分也在被台湾人自己淘汰中。我并不是说这些文化是好的,而是说它匹配了一部分有高端消费文化需求的消费者。而如果我们的文化生产者不供应这些,那么就会被别人抢走。再强调一下,喜欢精英文化的未必是精英,穷人也想背爱马仕。那么问题不是不许穷人向往爱马仕,而是要造出我们的爱马仕。

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节奏,过于激进,过于保守,都会遭到反噬。这就是我们需要完整认知的原因和出发点。

通宝推:一个农民,zwx650,铁手,epimetheus,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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