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 桃花源中人

杨念群的新书就写清代的大一统。

首先我们要问：什么叫“逆现代化现象”？刚刚我提到，“连带一体论”认为，只要物质生活变化了，肚子喂饱了，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紧随着发生好的转变，这是一种直线进化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改革开放初几乎人人都信，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遭到致命打击。按照西方理论，现代化过程本应像推土机一样，一路疯狂碾压过去，在它的巨轮下，一切旧事物被彻底粉碎实属理所应当。人们越富裕，那些过去支配生活的旧常识就被消灭得越彻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中国南方一些富庶地区，现代化程度越高，宗族复兴运动和求神拜庙现象就恢复得越厉害，旧常识重新获得人们青睐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的突飞猛进恰好与传统的逆向回流并肩而行，这就是我说的“逆现代化效应”。

其次，与之相呼应，学术界产生了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逆反潮流，如“文化热”“国学热”“孔子热”等。这说明“逆现代化现象”出现后大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想回头再看看传统有什么用，借此摆脱经济发展决定论的模式。令人遗憾的是，旧常识对新常识发起反冲击后还是找不到一个新支点，因为两者的关系不能抽象讨论，必须有强大的制度和历史分析作支撑。

在当代学界，新儒家们每年都要开会，争论儒学到底是个啥，争来争去大多说的是些四六不着调的闲话，没几个人说到点子上。有人不怀好意，说国学热的副产品就是琢磨出了一种叫“开会儒学”的东西，除了有闲心开会，根本没打算解决中国问题。话是损了点，却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为了给自己挣面子，老说西方充其量是个贫血的巨人，只有坚船利炮没有人文精神，好像人家就是单靠财大气粗犯浑打架就能吃遍天下，骨子里根本没资格和国人谈什么文化，讲什么人文精神，好像这东西纯粹是中国的专利发明。口气俨然当年宋朝人打了败仗还不忘捎上辽金是番邦野人这句骂人话。

第三，“文化中心主义”的兴起涉及了儒学复兴的问题，一个途径是认为儒学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孔子化身为一个普通人，是每个人身边的孔子。到底什么是“生孔子”“死孔子”“真孔子”“假孔子”？同样涉及旧常识与新常识之间的纠缠对抗。比如李零先生解读《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句话时举了个例子，“比”是拉拉扯扯，“周”是和衷共济。北京人、东北人和上海人、江浙人比，好像比较豪放。前者喜欢说，后者斤斤计较，什么都事儿事儿的，特别矫情，特别孙子。但这种豪放，有时很可怕。他说，咱俩谁和谁呀，一下就豪放到你的钱包上了。这个路子就是把孔子放在普通人的生活脉络中，看看他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智慧。

第四，只有把儒学看作是社会治理技术，解释才有穿透力。儒学是对调理社会有用的技术，不是娘娘腔式的没用说教。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只把儒学放在进化论的时间脉络中估算它的价值，那儒学真是没什么用，可是如果把它复原到历史空间中去检验它就会有意义，因为儒学在疆域广大的中国可以用软性的道德控制节约治理成本。

第五，“儒家社会主义”“儒家宪政主义”等等说法现在很时髦，我对此不予评论，因为把儒学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生拉硬扯在一起的人是想当帝王师，想把儒学再政治化，儒学的思想绝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和民主，两者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

第六，“儒家民族主义”在当代的复苏和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族群冲突既有差别也有联系，儒学最早讨论民族问题依靠的是华夷之辨，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了现在，儒学成为对抗西方张扬自身文化优势的资源，西方是远来的“夷”，我们接受了“夷”的逻辑和制度，但又在自卑与自信中不断摇摆徘徊。关于儒学有很多旧常识，也发明了许多新常识，一些新儒家喜欢从政治的角度，用民族主义的语言去解释儒学是什么，最后形成了一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自说自话，纯属自摸意淫，根本没人信。以上简单揭示的是新常识产生的一些当代根源。

到一尊的新时代“王化”怎么搞我挺期待的。

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是中华民族创造博大精深的文化并形成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伟大文明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继续取得成功的精神财富。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体现的是“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一脉相承又不拘定法的创新精神，深深熔铸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也形塑着当代中国的崭新模样。

应时而变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一个民族，其创新性首要体现于支配其行为的深层生存哲学。中华民族决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民族，创新性是其传统生存哲学的典型特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创新求变的重要性，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的盘铭上就写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老的经典《易经》强调变易的意义，如《杂卦传》指出《革》卦和《鼎》卦的主旨：“《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解释《贲》卦的《彖传》言：“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传》也说：“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种应时而变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基因。

儒、释、道三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相辅相成，是形成民族精神的基础。作为中华传统哲学的主体，儒家在特定的阶段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但纵观其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很好地继承了《易经》的变易思想，总能应对时代的挑战，适时进行调整和革新。在统一的汉帝国稳定之后，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思想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于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经学家引阴阳、五行学说入儒，使儒家在关注人世的基础上开始具备更广阔的宇宙视野，并试图将世间一切纳入此架构并获得合理解释。谶纬化的儒家在汉末走向衰落，魏晋时期儒家又尝试与道家结合，以适应政治形势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伦理融为一体，于是玄学产生并于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风貌。至唐代，韩愈在佛教、道教的压力下试图建立儒家的道统，并发掘儒家的心性思想。至宋代，儒家汲取了道家的宇宙观，以及道家、佛家的心性观念，发展出被称为“新的儒家”的理学、心学思想。一时间，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儒学大家如群星璀璨，他们新见纷呈，使儒家思想更为深刻和丰富，蔚为大观。自元代直至清末，理学成为官方的主流学术思想，带有禅学色彩的心学也影响到一代又一代士人的生活。理学、心学是儒家哲学的高地，但绝非终点。当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经历痛入骨髓的百年屈辱，当传统文化屡遭西方思想的冲击而面临重重困境，许多文化英杰肩负起革新儒家、发展儒学的神圣使命，于是有了现代新儒家的出现。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些新儒家的学者，或援佛入儒，或援西方哲学入儒，在中西文化空前碰撞的时代，为传统儒家哲学寻找新的生机。

与儒家哲学创新发展的过程相始终，历史上不同时期所重视的儒家经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势的变化不断有所调整。从西汉时期直至南宋，作为经学核心的儒家经典由五经发展到七经、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自元代始，又由于理学已成官方哲学，四书跃升为科举的重点，获得了超越五经的地位。儒家经典在每个时期的变化还体现在那些研究著作的层出叠见。中国古代的哲人主要依靠注释和研究经典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如宋代王安石等人的《三经新义》、朱熹的《诗集传》，相关书籍浩如烟海。所以即使对同一部儒家经典，不同时期人们的理解常大不相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就是为了给他的变法革新建立理论依据，带有鲜明的时代性。

佛教哲学的发展也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佛教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社会上流行的神仙道术的一种，魏晋时伴随玄学的兴起，有无、本末、体用、动静等哲学范畴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佛学由于在理路上有与玄学相近之处而迅速传播。特别是大乘空观可比配于老庄的贵无思想，一个讲“空”一个谈“无”，两者相得益彰。但源于印度的中国早期佛教在伦理观念、价值导向上与本土文化存在诸多冲突之处，所以佛门中人和士大夫群体很早就致力于三教融通，从多层面改造佛教以适应中国人的需要。魏晋时期曾流行的主张一切皆空的般若系思想，逐渐被并不完全否定现世的涅槃系思想取代，中国化佛教——禅宗最终在唐代产生。在禅宗这里，所应空掉的是妄心、妄境，而真心、真境则并非虚无。禅宗汲取了儒家的入世精神、道家的任运自然的追求，成为一种境界超迈、充满情趣的生活哲学。并且它厌弃对外在权威的依赖、强调自我的价值，以至于后来成为许多哲学家理论创新的思想武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是革命性的。禅宗和原始佛教的距离是如此之大，范文澜甚至说：“禅宗顿教，慧能是创始人。他的始祖实际是庄周，达摩不算是始祖。”这种对外来佛教文化的成功改造不但使佛教在中国获得了新生，也使它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乃至普通人的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使中华文明更为内蕴深厚、丰富多彩。即如文学艺术，就深受佛禅浸润，禅为书法、音乐、绘画、诗歌、戏曲、小说、园林等增添了无尽的空灵和意味。季羡林在《我和佛教研究》一文中说：“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

道教哲学同样重视创新。道教自东汉时期产生，它神化了老子“道”的理论，杂以神仙方术等民间信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汉代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和张角创立的太平道都是比较原始的民间道教派别；东晋时葛洪撰《抱朴子》，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将养生与应世相结合，确立了道教发展的基本方向。后经南北朝时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人借鉴儒家和佛教两家的思想，道教从内容到形式得以不断充实，终于在唐宋时期发展到鼎盛。宋代以后，道教继续追求三教合一，更加侧重内丹的修炼，在元代发展出正一、全真两大宗派。但明中叶之后，道教在民间的活跃度较高，在官方和士大夫群体中的影响渐小。在不断创新以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这一点上，中国佛教比道教走得更远。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既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传统智慧的继承，又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即重视史实的书写，孔子整理的《春秋》后来被作为儒家的基本经典。修史也成为历朝历代的文化使命，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司马迁、班固、司马光、刘知幾、元好问等著名的史学家。作为古代学术主体的经学的发展，也是在尊重儒家基本经典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阐释和运用。与重视既往经验相关，中国人很早就有收集、研究文物的传统，颜师古《等慈寺碑》中说“即倾许之人徒，收亡隋之文物”，文天祥《跋诚斋〈锦江文稿〉》中慨叹“呜呼！庚申一变，瑞之文物煨烬十九”，均是看到了文物的重要性。宋朝时已出现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研究古物的金石学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并不简单肯定或否定前代的制度，孔子曾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是辩证的继承，是在“因”的过程中有损有益。这样的历史传统，使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经验与智慧不至于因天灾人祸而湮灭，又能在继承、革新中得以发扬光大。“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传统智慧的保存和利用，是中华文明在创新中永葆活力的坚实基础。

因为有注重创新的特质，所以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制度、科技等方面都有数不胜数的发明创造。就政治制度来说，监察制度、科举制度、文官制度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秦朝统一天下后，创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监督百官的监察制度，后来历代不断加以完善。御史往往以较低的官阶对级别高的官吏形成威慑和约束，正如顾炎武所言：“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古代监察制度选拔御史的严格程序、行使权力的独立性原则仍能给今天的监察制度建设以启示。中国的科举制自西汉设立太学并从中选拔人才即已萌芽，至隋唐时期正式确立。科举制打破了豪门世袭，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激发了人民的创造热情和家国情怀。而与选贤任能、提高行政效率密切相关的文官制度，中国至少自隋唐即已实行，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古代中国科技上的成就也同样令人瞩目。除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四大发明，还有产生于战国时期的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学巨著，有北魏贾思勰的农书《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综合性著作《梦溪笔谈》……这些伟大的成就，早已泽被宇内。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认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中华民族有超过五千年的不曾中断的文明史，创造了无尽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值得骄傲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只是在近现代的百年里，当遇到西方冲击的时候，我们遭遇了较大挫折。但秉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数仁人志士勇于学习、守正创新，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改进和提升着我们的文化，使中华文明逐渐步出低谷、走向新的高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而今，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进入辉煌的新时代，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最新体现。

〔作者系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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