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朗姆可乐聊历史 -- 骨头龙

最近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表示，铸造一枚面值1万亿美元的铂金币可以防止美国政府债务违约。这事儿听着像调侃，但是这种经济学大佬是不会随便乱说话的，这个操作还真具有可行性。

要解释这个事情，还要从美元的发行机制说起。简单的说，美国政府是不能直接印钞的。那么如果美国政府需要借钱了怎么办？就是美国政府发行国债，然后卖给美联储，美联储印刷美元支付给美国政府。然后美国政府就可以花这些钱了。

最近美国吵吵的很激烈的美国国债上限要提高的事情，就是美国政府又又又又没钱了，民主党拜登想发更多的国债换钱，而共和党众议院不同意美债超过现有的31.5万亿上限，继续发行更多美债，双方就僵在这里了。

但是美国美元发行机制的法律中有个漏洞，美国政府虽然不能随意发行纸钞，但是他们可以制作白金币，而且数量与面额不受限制。那么理论上讲，美国政府确实可以制作一枚白金币，将其标价为一万亿美元，然后把这枚白金币给美联储，相当于还了一万亿美元的美债。那么美国政府的美债就由31.5万亿下降到了30.5万亿，然后美国政府就又可以在发行1万亿的美债，继续从美联储手里换美元了。

对这个事情，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数次称“万亿美元硬币”作为解决方案是“噱头”。那么是不是说明美国政府做事还是有点操守的呢？这个么，与其相信美国人有操守，还不如相信韩国人要脸呢。

耶伦不肯这么干，是因为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做了这个白金硬币，就会把美元身上最后一层皇帝的新衣也扒掉了。假如美国政府做了这么一枚硬币出来，除了美联储根本就没有任何国家和个人愿意接收。先不说美国政府恶劣的赖账历史，从1971年直接耍赖掉以前承诺的黄金兑换，一直到现在种种的背信弃义，我们再来看看一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

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超级油轮是诺克•耐维斯号，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船只与最长的人工制造水面漂浮物，比横躺下来的艾菲尔铁塔还长。用一万亿美元购买的原油，需要3000多艘诺克•耐维斯号才能拉走，相当于世界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三年多的总产量。如果美国人拿着这枚硬币找沙特换石油，沙特人大概会想，用一枚硬币换我们三年辛辛苦苦全国挖出来的石油，你怎么不直接抢呢？

就算美国政府把硬币不给沙特，给了美联储了。但是之后美联储就会印刷一万亿的美元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就会拿着这一万亿美元到处买其他国家真金白银的好东西，然后钱不够了就再造一枚，再不够了就再造。。。这不还是造了枚硬币直接花吗？

虽说美元本质上就是掠夺全世界财富的工具，但是之前还有一层眼花缭乱的理论多少能掩人耳目。这要是真的做了一枚硬币就明抢，这层最后的新衣也遮不住了。

所以，理论上说，美国政府应该不会采纳保罗•克鲁格曼的主意去造万亿美元白金币，但是鉴于这些年来美国政府屡屡突破“无耻”这一定义的下限，咱们也还是不要把话说的太满了。

可能有人会说，那又怎么样？总比直接无限无限制的印钱好啊，好多国家还没这个严格的限制机制呢。如果用这个话替美元张目，那么无非是让人选择吃屎或者吃巧克力味儿的屎。虽然美国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用各种参错重出的理论为现代的货币体系背书，比如“温和通胀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但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通胀会把财富从普通人手里转移到富豪手里。而现代货币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实际后果就是，人类的贫富差距已经到达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高度贫富分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动乱频发。而这，就是现在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所以，以美元为首的现代货币体系，发展到了今天，实际上已经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这里就引出了我们第一条的历史规律：

“凡是阻碍、破坏人类社会发展的，就是腐朽落后的制度”

有人可能又会说，你成天说现代货币体系、金融体系这不好，那不好的，你倒是说说什么才是好的制度啊？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我没有那个智慧。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通过观察历史事件，总结出一些帮助我们判断前行方向的规律。第二条：

“当人类进入严重历史危机时，退回旧制度行不通，改良主义也行不通”

当遇到新问题时，很多人的下意识反应就是退回问题之前的旧制度去，比如特朗普宣传的保守主义MAGA，但是环境已经变了，经济基础、科技、意识都已经跟旧时代不同，旧时代的旧制度解决不了新时代的新问题。

改良主义常常是个很有诱惑力的选项，因为可以避免剧烈变革中那些彷徨无措、摧毁破坏的痛苦。但是出现结构性危机时，绝大部分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机制里面的既得利益集团吃掉了大部分的财富。而改良主义者试图通过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基本盘，不瓦解维护旧利益分配格局的旧制度，只是在表面做些小修小补，但是却想解决深层的结构问题，与其说是痴人说梦，更不如说是软弱和逃避。

在我们知道了一些明显是错误的方向之后，如何在剩下的方向中找到正确的那个？这个就跟我们的第三条历史规律相关：

“在新秩序建立起来之前，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新秩序的全貌。”

我们看历史的时候，上帝之眼的视角常常给我们一种误导，就是所有的重大历史变革都是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但是实际上在所有的大变革初期，在当时的人类眼中，有时候只有一个模糊的方向，甚至有时候连这个模糊的方向都没有。

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克伦威尔率领的国会军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击败了王党军，而这场战争的起源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新贵族不想被国王加税。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大方向，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状态。但是具体的方法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于是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根据他们的理解，在不同的方向上各自努力。是的，很多时候，人类重大的历史变革，就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诞生的。这些方向中，最终成功方向的领导者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动摇。假如步子太大扯着蛋了，下一步就迈小一点，注意并不是后退，而是小步但是依然前进；假如前方有块大石头挡路了又搬不开，那么就绕过石头继续走，注意并不是就此改向，而是战术上绕圈，战略方向不变。有些方向只是部分成功了，至少中国向大方向前进时多了一股助力。有些方向甚至完全失败了，这其实也是一种收获，至少给了后来者一个提示此路不通。

在有些方向上会出现惊才绝艳的英雄人物，这是偶然。但是在他背后，还有无数英雄豪杰前赴后继地试错，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得以不断前行，这个就是必然。这才是唯物主义的英雄史观。

在迄今为止的所有重大历史变革时刻，人类最终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瓦解了旧制度，建立了新秩序。所以这里还有一条规律：

“阻碍人类发展的旧制度必将灭亡，人类最终会建立更适宜的新制度，继续发展”

但是，这条规律可能会有幸存者偏差的问题。也许恰好因为人类这几次都成功建立了新制度，然后人类才得以幸存并发展。所以这条规律只能算半条。

话说回到现在仍旧为了增发国债吵吵嚷嚷的拜登政府，从历史责任感上来看，这些人不过是为了一家一姓之私的裱糊匠，不要说完全比不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路英豪，就是跟大清朝的李中堂相比，也是差了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