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58-Tristram Hunt：马克思、恩格斯与伦敦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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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 Museum）的兴建契机是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这场盛况空前的在海德公园举行，将全球最伟大的技术、设计、制造和艺术品汇聚在了由约瑟夫.帕克斯顿用玻璃与钢制构件打造的水晶宫穹顶之下。对于当时的沙文主义者们来说，博览会彰显了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而伦敦自然是自罗马以来最伟大帝国的首都；对于博览会发起人阿尔伯特亲王与创始人亨利.科尔（Henry Cole）来说，展览则是英国工业落后于全球竞争对手的警钟。至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看待1851年博览盛会的视角则又有所不同；他们将其视为资本全球化的震撼范例，二人在不久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当中刚刚预言了这一现象的出现：“这次展览惊人地证明了现代大规模工业的集中力量。它正在凭借这股力量横行全球，摧毁各国的边境阻隔，并不断抹平一切民族在生产、社会和国民性方面的区域性特色。”
实际上，马克思将这场伟大的博览会描述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象征”，博览会的举办也开启了沃尔特.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所需的智识军火库。另一方面，正是凭借1851年博览大会的利润，阿尔伯特亲王才得以兴建了南肯辛顿博物馆，馆内的最初收藏品正是海德公园展览的展品。阿尔伯特希望这座博物馆成为科学和艺术的“仓库或宝库”，让全套馆藏激励新一代设计师、艺术家、工程师和制造商。此外博物馆也比博览会更加亲民。
在仓库内，今天参观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游客可以在版画和绘画研究室当中看到《共产党宣言》结尾的英雄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如何装饰了1936年苏联设计师德米特里.摩尔（Dmitry Moor）的政治海报。他的设计将全球工人描绘成单一、巨大且坚定的形象，使得法西斯武装人员相形见绌。游客还可以在1969年5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品的中国宣传海报上看到恩格斯的面孔。这也是本博物馆唯一一件与恩格斯有关的藏品。
不过在英国首都各地依然遍布着恩格斯时代留下的记忆。这正是我今晚想要探讨的话题。今晚我们要探讨一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伦敦——而不是莱茵兰或者最著名的曼彻斯特——度过的时光，以及这段时光如何塑造了恩格斯的后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个人很难习惯这里。此地气氛阴沉，大多数人都充满忧郁，个人生活彼此隔离，社会事务阶级分化，气候迫使一个人终日生活在封闭房间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谈到伦敦。更有甚者，“一个人不得不调低从欧洲带来的生命精神，让生活热情的气压计汞柱高度由760毫米降至750毫米，直到他逐渐开始觉得自在为止。”不过伦敦虽然终日阴云压顶，空气宛如豌豆汤一样浑浊，但是这里也有好处。“随着一个人慢慢融入这座城市，也会发现它有好的一面。这里的人们普遍比其他地方更坦率且可靠；对于学术工作来说没有任何城市比伦敦更合适；而且警察不会过来找麻烦——最后这一点尤其弥补了这座城市的许多不足。”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莱茵兰激进派的身份而闻名。这一思想流派是东普鲁士的产物，他们的哲学深受德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影响。但是马克思实际上平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伦敦，恩格斯也是如此。这座城市对于他们的政治思想演进与意识形态发展施加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欧洲大陆，因此我们尤其应该探寻他们在伦敦的历史。在这座城市里，他们与妻子、家人尤其还有朋友们分享了巨大的个人幸福，经历了痛苦的个人损失，也见识了资产阶级生活的所有艰辛。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来到北伦敦的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于两百年前的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他的家庭家风严格，政治保守，虔诚信奉上帝。画面上是恩格斯故居的照片，可惜这栋建筑在二战期间被皇家空军炸毁了。恩格斯家族是一家纺织业巨头，家族所在地的当地经济围绕丝绸生产、棉纺以及纺织品漂染行业展开，而成功的恩格斯家族企业则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我了解，他的童年很快乐，从成长轨迹来看也看不出日后注定成为革命者的征兆，例如家庭破裂、少年失怙、童年孤僻等等。但是从很小的时候，恩格斯就觉得家族纺织产业的兴旺发达背后的人类代价难以承受。他家所在的伍珀河谷俗称“德国曼彻斯特”，这里不仅环境污染严重——烟雾弥漫，河流浸透红色染料，空气恶臭刺鼻——社会也因为工业化而陷入了可怕的困顿。早在十九岁时，恩格斯就匿名发表了他对资本主义的第一份批评：他撰写了一系列名为《伍珀河谷来信》的文章，追踪了工厂工人的困境——“在低矮的房间里，人们吸入的煤烟和灰尘比氧气还多”——并且哀叹资本主义创造了一批“完全道德败坏的人，没有固定住所或者明确工作，一到黎明时分就会爬出干草堆与马厩之类的藏身之处。”此时的恩格斯还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人类代价的激烈批评者——即使正是资本主义让他自己的家族发了财。
恩格斯正式皈依共产主义的契机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柏林大学。当时他在这里研读了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由此开始理解异化的本质。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解读颇为激进。他在一篇激烈批判宗教的文章当中认为，在神性当中，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与特质构建了一位神。然而，这个客体化的宗教形象、这个由理性塑造的神显得如此完美，以至于人类开始在其精神权威面前自卑自贬，最初的权力关系就此颠倒。“人类——这就是宗教的秘密——将他的本质投射到客观性当中，然后又将自己变成了自我投射形象的对象，就此将自己转化成了客体……”费尔巴哈认为宗教使得人疏远了自己的本质，人越是狂热地崇拜外在的神，他的内在就越发贫瘠。人与神之间是零和关系：为了神的繁荣，人必须被贬低。
恩格斯皈依共产主义的链条的下一步由所谓的“共产主义拉比”摩西.赫斯提供。他将原本只是宗教批判的人类异化理念放在了政治框架下，促使恩格斯将人类异化视为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赫斯认为，私有财产以及更广泛的货币经济的异化作用同样使得人疏远了自己的真正本质。就这样，原本的神学和哲学问题在赫斯手中转变成了一门政治科学，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地方比1851年大博览会的主办国更能明显地显示异化的影响。大不列颠此时正立足于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最前沿，因此异化的程度也最深。在伦敦之外，异化进程最为火热的城市当属工业革命的先锋城市曼彻斯特。庞大的制造厂、富有的织造工坊主以及惨遭蹂躏的无产阶级在这座城市一应俱全，因此共产主义者们认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肯定会在工业革命的中心地带爆发。用赫斯的话来说：“英国是实践之国，胜过任何其他国家。当前世纪的英国就等于上个世纪的法国。”如果想要看看社会革命的前景能否成为现实，最该去的地方就是曼城。
从1842年到1844年，恩格斯一直在曼城生活与工作。讽刺的是，恰恰正是他的父亲将他送到了曼城，为得是让他远离柏林那群思想极端的狐朋狗友，也是为了让他负责当地的家族业务。在此期间，恩格斯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使得我们得以一瞥他的非凡才华——这可能是恩格斯最为后人铭记的事迹。这本书出版二十年后，重读此书的马克思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是怎样的力量、决断与激情驱使着你的工作啊。那是一个你从不担心学术学术保留的时代！那时你让读者感到你的理论即将成为硬性事实，就算不是明天，至多也只需等到后天。然而，这种幻觉正是使得他的著作具有人性温度与幽默感的原因。相比之下，我们后来的作品——其中‘黑白分明’已经变成了‘灰灰不辨’——则显得很没品味。”
广受好评的全书第二章“大城市”提供了贯穿全书的哲学与新闻脊柱，但是这一章的内容并不全都集中在曼城。章节开篇落笔在伦敦，笔触几乎带有华兹华斯的气质。恩格斯回忆了沿着泰晤士河驶向伦敦城时的城市化浪漫感受：“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但是恩格斯随即指出，这种伟大与壮丽伴随着可怕的代价，即伦敦无产者的苦难。“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资本主义的本质意味着此等光彩奇迹必须以人类福祉为代价。恩格斯效仿德.昆西的榜样走上街头，很快发现牛津街、摄政街、特拉法加广场和斯特兰德的“欢乐世界”隐藏着七晷区和圣吉尔斯区的可怕真相。在这些贫民区的瓦砾堆、地窖和阁楼当中“人们过着非人的生活”。更东部还有白教堂、贝斯纳尔格林和斯皮塔尔菲尔兹等等同样可怕的贫民窟。恩格斯显然受到了托马斯.卡莱尔的作品启发，他描述了工业化英国的孤立、漠不关心和利己主义。“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发展到了顶点。”眼看着资本主义针对社会关系和无产者处境的影响，恩格斯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批判。批判的笔锋贯穿了英国各个大城市，直到恩格斯抵达曼城。“因为我熟悉此地更甚于熟悉我的家乡，比大多数当地居民都更熟悉这里，所以我们将在这里逗留更长时间。”正是在这座城市，制造业无产者展现了“最完美的经典状态”。他对于曼城的棉花工人、爱尔兰移民与贫民窟的描写堪称针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贫民窟的最有力控诉。
1845年，恩格斯在德国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以此警醒莱茵河家乡地区的资产阶级当心无规则资本主义对于社会凝聚力的破坏。但是在回到巴门之前，恩格斯在巴黎驻留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与卡尔.马克思共度了痛饮畅谈的十天，就此缔结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友谊。说到卡尔.马克思，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摩西.赫斯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马克思时的感想：“他是一个为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现象。准备迎接当今最伟大的、甚至唯一真正的哲学家吧。当他终究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那一天，他将会吸引德国所有人的目光……他将最深层次的哲学严肃性与锐利的机智结合在一起。您能想象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组合——而不是混合——在同一个人身上吗？如果您能，那么此人正是马克思博士。”像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开始认识到基于阶级的资本主义逐渐使人异化，远离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而且像恩格斯一样，他认为这种异化危机的解决方案就蕴藏在由资本主义创造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中。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挑战只能由无产阶级解决。无产阶级将会化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造成的异化。
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即使在最别扭的时候，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也几乎没有动摇过。这份友谊的基础是分工明确：从巴黎开始，恩格斯逐渐意识到了马克思比自己更擅长“为我们的观点”提供意识形态基础。“马克思是天才，我们其他人至多只是有些才华而已。没有他，我们的理论将会远远不如今天这么丰富。因此这项理论理应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恩格斯做出了重大决定：抽身退后，贡献出自己的一大部分生命来支持马克思。这种对于马克思天才的信仰让恩格斯甘愿退居二线，牺牲自己的思想发展，为马克思这位“如此辉煌的第一小提琴手”充当“第二小提琴手”。用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任何人怎么能嫉妒天才？天才的特质如此非同寻常，以至于我们这些不具备天才的人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天才非人力可及；要是有人嫉妒任何类似之物，此人的心胸必然异常狭隘。”接下来的四年——也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最密切的时期。两人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成为了室友，回到曼城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们坐在画面上这张位于曼城切顿图书馆的书桌旁一起研读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的作品。在此期间他们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作品，试图借此理解两人共同的政治哲学。接下来两人又开始为他们的政治思想寻找载体，于是两人加入并且很快接管了在伦敦召开大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为同盟撰写的纲领文件成为了他们笔下最著名的政治论说文，也就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
但是宣言描绘的愿景总是比现实更美好。在1848至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恩格斯和马克思回到伦敦寻求政治庇护。尽管并未逃脱伦敦地方当局的注意。“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跟着我们”，两人在1850年6月以马克思名义写给《观察家报》的公开信中表示抗议——我们相信这是马克思平生唯一一次给《观察家报》供稿。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马克思在1849年9月跟随丈夫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到了伦敦。马克思一家此时带着三个幼儿，燕妮肚子里还怀着第四个孩子——这孩子大名叫吉多，小名叫福克斯，因为他正好出生在1849年11月5日，也就是英国的盖.福克斯火药阴谋纪念日——一家人落脚在了伦敦苏活区。但是马克思的收入来源只有时断时续的自由撰稿新闻稿费与回报寥寥的出版合同；他企图重新开办《新莱茵报》，但是这份尝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简而言之，此时的马克思养不活一家人。
燕妮.马克思后来表示这段时期充满了“极度艰辛、不断的极端匮乏和真正的痛苦”。画面上是马克思当年栖身过的几处伦敦故居，其中最出名的一处位于著名伦敦餐厅Quo Vadis——“你往何处去”——的楼上。吉多一出生就在一系列肮脏公寓之间辗转流离，与营养不良的兄弟姐妹挤在一起，度过了痛苦而疲惫的婴儿时期。“自从出生以来，他从未整夜睡过——一次最多睡两三个小时。”燕妮这样写道。“最近这孩子还多了剧烈抽搐的毛病，以至于一直在死亡与活着受苦之间徘徊。他在痛苦当中吮吸得这么用力，以至于我乳房上起了一个溃疡；经常有血喷溅到他那小小的、颤抖的嘴里。”这是一封绝望的筹款信，写给夫妻俩的共产主义朋友约瑟夫.魏德迈。对于燕妮这样一位冯.威斯特华伦家族的后裔来说，嫁给马克思本来就令她在世俗眼中名誉扫地；更加丢人的是，她在伦敦还因为屡屡赊账而受到伦敦各地的面包师、屠夫、送奶工和法警的纠缠——每当账单积累到一定程度，马克思就会搬家躲债。这是一段令人憔悴、羞愧且恶心的时期，年幼的吉多最终没能挺过来。马克思在1850年11月写信给恩格斯：“我告诉你一声，我们的小小火药阴谋家福克斯今天上午十点去世了。家里的情况和你想象的一样……如果你有心的话，给我妻子也写几句信文吧。她现在十分魂不守舍。”在这一时期，燕妮和卡尔.马克思还失去了另外两个孩子弗兰契斯卡和埃德加——昵称“穆斯凯上校”——贫困、潮湿和疾病的毒害夺去了他们的性命。
见此情形，恩格斯明白自己别无选择。马克思及其家人正在承受的贫困意味着他们二人塑造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框架的政治征途与意识形态责任将会沦为一场空。于是恩格斯自愿牺牲了自己的人生抱负，从而支持马克思一家。他搬回了曼城，给家里写了一封堪称卑躬屈膝的信件，答应今后为家族公司工作，从而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提供空间与自由，充分阐述他们的政治哲学。从1850年到1870年，恩格斯在曼城整整隐居了二十年，为家族企业Ermen & Engels工作，而马克思则得以创作一部阐述他们政治哲学的杰作。马克思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我们两个是合作伙伴关系。我的时间花在了商业活动的理论侧面以及更有趣的一面，恩格斯则忙着投身商业实务，支持我的工作。”当时曼城是棉纱纺织和织造技术的发展中心，大大改善了英国棉制品的质量。 画面左边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早期藏品，一件碎花布连衣裙。上面的蓝色棉线表明它是英国制造，很可能来自曼城。画面右边由曼城公司John Marshall & Sons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生产的滚筒印花棉织物家居装饰面料可以证明棉织品在当时应用得多么广泛。这就是恩格斯勉强投身其中的世界。曼城Ermen & Engels的利润向南输送，用于避免马克思家庭陷入完全贫困以及资助《资本论》的写作。“亲爱的恩格斯先生”——这是燕妮.马克思对于恩格斯的惯常称呼——总会将超过一半的年收入支援给马克思一家，在他受雇的二十年期间每年大概会送去三四千英镑，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五到四十五万英镑。
这笔钱的作用首先是将马克思一家救出了他们在苏活区的恶劣陋居——燕妮称之为迪恩街上那个“邪恶可怕的房间”——并且送到了更加体面的肯蒂什镇。1855年，一家人搬进了格兰夫顿-特勒斯大街9号。用燕妮的话来说，这是“一座位于浪漫的汉普特斯西斯山脚下的小房子，距离可爱的樱草山不远。”——花得都是恩格斯的钱。马克思每天乘电车前往英国图书馆阅览室撰写《资本论》，三个女儿则被送到南汉普斯特德女子学院上课。周末时一家人则会去公园散步。燕妮.马克思会准备一顿豪华的野餐——花得依然是恩格斯的钱——卡尔.马克思则会在杰克.斯特罗城堡购买啤酒。他们会玩捉迷藏、摇栗子树、穿越海格特公墓，然后在不幸回到肯特什镇的路上，马克思会带领家人唱诵德国民歌、黑人灵歌以及大段的但丁与莎士比亚节选。正如燕妮.马克思所说，“我们真的认为自己生活在魔法城堡里。”与此同时，可怜的恩格斯正在曼城的工厂里数棉纱线轴。“等到手稿寄出那一天，我定要烂醉如泥一场，”1865年，恩格斯向马克思保证。
不可避免地，他们还需要再等几年时间才能将《资本论》第一卷——“这些经济的东西”——在1867年交给印刷厂。马克思将这一卷称作“那些经济破事”。当它出版时，恩格斯显然感到如释重负。曼城蹉跎多年的牺牲、无聊、沉闷与挫败感全都有了价值。他在一封深情的信中写道：“我对事件发展感到非常满意，首先是因为事件本身，其次是为了你以及为了你妻子，第三是因为一切终于好起来了。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从肮脏的生意当中挣脱出来。我在这方面浪费了如此之多的时间，简直消磨光了我的志气。只要我还在做生意，别的事我就什么都做不了。”“没有你，我永远无法完成这项工作，”马克思在1867年5月的回信中颇为心虚地回复了他忠实的资助者。“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总是像噩梦一样压在我的良心上。你居然要听任自己的精力在商业当中遭到浪费与锈蚀，主要是为了我的缘故，与此同时你还不得不整天听我抱怨叫苦。”话虽这么说，但是特立独行的马克思依然漫不经心地选择了将这卷书献给恩格斯以外的人——他认钱不认人地将这份荣誉赋予了一位威廉.沃尔夫（Wilhelm Wolff），此人在1864年去世，在遗嘱当中留给马克思843英镑，马克思自然慷慨笑纳。《资本论》终于出版后，恩格斯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曼城。他与他的商业伙伴戈弗雷.艾曼（Godfrey Ermen）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此人买断了恩格斯的经营权。恩格斯随即也来到了伦敦南部。
恩格斯前往伦敦的搬家事宜由燕妮.马克思一手安排。“我找到了一所房子，位置非常好，我们都很喜欢，”她在1870年7月写道。她完全清楚恩格斯的新生活需要哪些物质条件：四到五个卧室，最好是五个；一个书房；两个客厅；一个厨房；鉴于恩格斯的妻子莉迪娅.彭斯（Lydia Burns）患有哮喘，门前尽量不要有陡坡。“它靠近樱草山，所以所有沿街房间都可以享受到最好、最开放的景色和空气。而且周围的小街上有各种商店，所以你的妻子能够自己买到所有东西。”房子内部配备了设施精良的厨房和一个“非常宽敞的浴室，有一个大浴缸”。摄政公园路122号的这栋房屋至今依然保存完好。
在之前三十年当中，樱草山经受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记述的基于阶级的城市规划。此前它是伦敦边缘一片隐蔽的小屋和农场区，由于接近白垩农场酒馆——这家酒馆臭名昭著，充斥着滥饮、卖淫与斗殴——而声名狼藉。但是十九世纪中叶此地经历了一轮绅士化改造。桑普顿勋爵（Lord Southampton）和伊顿工学开始打造一个模范村庄，在开放的田野上兴建了一系列独立和半独立别墅，沿着山坡排成逐次下降的阵列，然后一系列排屋街区也兴建了起来。铁路同样塑造了恩格斯的新社区。从尤斯顿站到伯明翰新街站的铁路创造了一条自然的北部与东部边界，南部边界则由摄政运河补完。街道上时髦的新摄政风格外观背后是一个被混乱肮脏的工业化力量锻打成型的伦敦市郊。火车的到来带来了数百名工程师、信号员、灯光工、搬运工、调车员和清洁工，他们为分割出租的住宅提供了租户，为遍地开花的酒吧提供了口渴的顾客。
今天，恩格斯的四层联排别墅仍然位于摄政公园路122号，对面是女王酒吧，斜对面是樱草山公园的入口。由于当地居民珍妮.赫特（Jenny Hart）的努力，大伦敦市议会于1971年在这栋别墅的外墙安装了一块蓝色标牌，平淡地将恩格斯称作“政治哲学家”。恩格斯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步行一刻钟去拜访马克思。“恩格斯每天都来看我父亲，”马克思的四女儿埃莉诺回忆说。“他们有时一起散步，但是他们同样经常就这么呆在我父亲的房间里来回走动，两人各自占据一面墙，走到墙角就拐弯，脚后跟恨不能在地板上磨出窟窿来……他们经常肩并肩地一言不发地行走。或者两人都会自说自话地谈论当时自己最关心的事情，直到他们面对面大笑，承认自己在过去半小时一直在权衡相反的计划。”当两人决定外出散步的时候，总会步伐迅捷且方向散漫地在汉普斯特德希思公园走上“一又二分之一德里”，两位莱茵兰人在公园里畅快呼吸，“吸入的的臭氧超过了整个汉诺威的含量。”
这套日常时间表有一个例外。“每到星期天，恩格斯总会敞开家门。在那些清教徒式的日子里，当任何欢乐的人们都无法忍受伦敦的生活时，恩格斯的房子总会向所有人敞开，不到凌晨两三点谁都不会走。”共产主义流亡者奥古斯特.倍倍尔后来回忆道。11号欢迎各色访客——“社会主义者、批评家和作家，任何想见恩格斯的人都可以登门”。恩格斯家的周日下午充满了美酒助兴的热烈讨论，份量“相当自由”的肉食与沙拉则填饱了客人们的肚皮。这里的特色是用色拉大碗盛出来的五月酒——一种用车叶草调味的潘趣酒。人们会在钢琴边上演唱德国民歌，或者恩格斯会朗诵他最喜欢的诗，《布雷牧师》（The Vicar of Bray）。欧洲社会主义的精英们——从卡尔.考茨基到威廉.莫里斯，从威廉.李卜克内西到詹姆斯.凯尔.哈迪 ——纷纷登门叨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亨利.海因德曼干脆将恩格斯戏称为“摄政公园路的上师”。德国帝国议院的选举之夜尤其是这帮人的狂欢场合。“恩格斯摆出了一尊巨大的特制德国啤酒桶，准备了一顿特别的晚餐，邀请了他的亲密朋友。然后随着电报一直到深夜从德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来，我们撕开每一份电报，由‘将军’（恩格斯的绰号）大声读出内容。如果胜利了，我们就喝；如果失败了，我们也喝。”
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恩格斯家确实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伦敦的枢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作为他们的政治改革工具。恩格斯担任了第一国际的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丹麦通信秘书，在实操层面上负责协调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在摄政公园路122号的书房里运作着这台九头蛇一般纠结不清的政治机器。“每一天、每个岗位都会给他送来各种语言的报纸和信件，”马克思的女婿之一保尔.拉法格回忆道。“令人惊讶的是，他如何在处理所有其他工作的同时挤出时间整理、归类并记住它们的主要内容。”“他工作的场景就像一座小巴别塔，”马克思的另一位女婿爱德华.艾威林则这样回忆。“不仅我们这些真正的家里人在场，而且来自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也将摄政路122号视为他们的麦加。”鉴于恩格斯家的共产主义活动日程排得如此紧密，恩格斯不出意料地遭到了一系列安保力量的监视：法国人、普鲁士人，甚至伦敦警察局。恩格斯一贯看重英国政府拙于骚扰的品质，笨拙的英国警察往往只会给他提供笑料。他在1883年注意到：“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名警察在我们的房子门前巡逻，这帮傻瓜们显然认为我们在制造炸药，而实际上我们在讨论威士忌。”与此同时他则与卡尔.肖莱马躲在百叶窗后面忍俊不禁。
除了威士忌、波尔多红酒和五月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北伦敦时期在政治哲学方面产生了什么成果？我这里关注两个可能受到这一时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首先，这一时期改变了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恩格斯在伦敦生活的时期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英国经济的繁荣时期。就像恩格斯从北方的曼城搬到南方的伦敦一样，英国经济也将利润中心从北方工业区转移到了伦敦的金融服务部门。“我们这里现在生意繁荣兴旺，”恩格斯于1871年写道。“市场上的过剩资本正在到处寻找有利可图的落脚之地；虚假的公司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创业家的致富而像蘑菇一样遍地冒头。”英国经济正在走向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谓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更集中形态，他们认为这一现象只会加速即将到来的矛盾。
“‘流动’（floating）——把大型私人企业转变成有限公司——是过去十年甚至更久以来的惯常做法，”恩格斯在1881年报告说。“从城里的曼彻斯特大仓库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的铁矿煤矿，一切要么已经流动，要么正在流动。”帝国的伦敦成为了“世界清算所”，由此产生的多余资本很快就在全球范围内投入运作。这种集中化金融资本主义波动剧烈，充斥着巨额财富以及同样名声显赫的破产。这一切帮助恩格斯了解了现代市场的无情动荡。身为曼城棉花贸易制造商的时候，恩格斯就非常清楚全球波动如何会让成千上万人突然失业，让产业倒闭，让整个社区陷入贫困——但现在他看到这一特质正在通过全球化金融体系加速发展。马克思只谈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荡”，恩格斯则更明确地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即将“崩溃”……
其次，恩格斯探讨了城市更新或者我们所称的士绅化问题。他在摄政路122号开展的研究当中包括一篇极其重要的论文，题为《论住宅问题》，这篇论文在所谓的“奥斯曼精神”背景下探讨了城市空间和阶级权力的问题。这个术语以巴黎首长尤金.奥斯曼男爵的名字命名，他以专横的方式将巴黎从一座崎岖不平、腐朽的中世纪城市改造成了配得上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大都市。奥斯曼一词也就成为了阶级驱动城市更新的模板。首先要通过经济力量。资本家通过无产阶级的勤劳来获取利润，前者对于后者的剥削高于交换价值。同理，就房地产市场来说，如果土地价值上涨，那么老建筑就会被拆除，商店、仓库和公共建筑会在原址上兴建起来。“结果工人被迫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工人住所和小型住所变得越来越稀少昂贵，甚至有时根本没有……”然而，“奥斯曼精神”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在安全、卫生或新贵化的幌子下，恩格斯发现城市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行使划分空间的权威来规定城市形态。伦敦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样深切遭受了奥斯曼式的干预：圣吉尔斯贫民窟遭到平推为新牛津街让路，白教堂被商业路夷为平地，维多利亚街切开了平利可区，法林顿路直插克莱肯维尔——一切都是为了改进市容市貌。传统工人阶级社区则在这个过程当中遭到了连根拔除。
但是最后，伦敦还为恩格斯提供了实现社会主义未来的希望。“1890年5月4日，英国无产者从四十年的冬眠中醒来，重新加入了阶级运动。”英国的首次五一节游行让伦敦见证了一场社会主义力量的雄伟展示。工人和活动家从清晨开始聚集在维多利亚沿河步道，东区的码头工人和煤气工人领导了游行，接着是布鲁姆斯伯里社会主义协会、东芬斯伯里激进俱乐部、西纽因顿改革俱乐部以及无数工会组织。当游行进入海德公园时，人数已经涨至二十万人，激进的旗帜和标语点缀着地平线。对于恩格斯来说，这场集会预示着英国工人阶级终于象征性地抛弃了自由主义困惑，自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繁荣宣告崩溃之后，他们最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宪章主义与社会主义遗产。对于恩格斯来说，英国无产阶级朝向有效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迈进来得实在太晚了。在英国始终缺乏有效的社会主义领导层。
长期以来恩格斯寄希望于威廉.莫里斯和他的社会主义联盟。在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恩格斯曾经试图向莫里斯讲授马克思主义原则。可是莫里斯却在公开场合宣称：“说实话，我不知道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对我来说，知道下面这一条政治经济学知识就足够了：富裕的有闲阶级富有，工人阶级贫穷，而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抢劫了穷人。”他的乌托邦著作《乌有乡消息》精彩地阐述了他的道德社会主义愿景。恩格斯担心，将莫里斯转化成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恐怕太费功夫。“谁有时间去做呢？只要你把他撂下一个月，他肯定又会犯迷糊。即使某人有时间，可是值得为他这么下力气吗？”
是什么让恩格斯对于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抱有希望？是什么引发了1891年的劳动节大游行？是1889年春天的伦敦东区煤气工人罢工与码头工人罢工，诉求是将工资从每小时40便士提升到60便士。恩格斯阅读伦敦报纸对罢工的报道时异常兴奋。“码头罢工赢了。这是自上次改革法案以来在英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标志着东区彻底革命的开始。”他在1889年9月兴奋地写信给卡尔.考茨基说，“到目前为止，东区一直处于贫困与困顿状态……现在码头工人这个处境最糟糕群体的大规模罢工改变了这一点……”
这就是重点：码头工人抗议的振奋人心之处在于，即使最低层的无产阶级也似乎已经做好了反抗的准备。“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会怎么看！”恩格斯这样评价1889年运动，“这些被践踏的无产阶级渣滓们，各行各业的畸零之辈，每天早晨都要在码头大门争夺活计。如果这些人都能联合起来吓倒强大的码头公司，那么我们完全没有理由绝望地看待工人阶级的任何部分。”对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晚年恩格斯来说，就像五十多年前他第一次造访这座城市时所期待的那样，伦敦或许真的能够带来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盼望的革命时刻——而且我不得不说，他们现在仍然满怀希望。但是就算伦敦没能点燃社会革命的火种，这座城市依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思想能量、行动自由以及意识形态的推动力，促使他们创作了最重要的著作，以至于两人在德国落了个“老伦敦人”的诨号。而两位老伦敦人也逐渐喜爱上了英国首都的“阴郁氛围”和“忧郁的居民”。这座城市开放接纳政治难民，奉行市场经济，遵守公平法治——即便面对那些致力于推翻它的人们也是如此。如今，恩格斯在摄政公园的故居和马克思在海吉特公墓的墓地都已经成为了伦敦历史面貌与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出生于伍珀河谷，死于樱草山。他的人生经历非凡、丰富多彩，跌宕起伏，他的影响力遍及全球。他的精力、幽默、智慧、人性、忠诚和奉献都非同寻常。在纪念恩格斯诞辰二百周年活动现场回顾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伦敦岁月着实令人心驰神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