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尊的政绩会在两年或一年内耗完 -- 拜吨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毛主席在此举行了盛大的接见红卫兵大会。

城楼一角，被批斗、边缘化的刘少奇，见到了同病相怜的邓小平。刘少奇上前问候邓小平：“小平同志，怎么样？”

邓小平说：“横直没事。”

刘少奇说：“没事，学习。”

因为持有相似的经济思想、治国理念，对“文革”持有相同的看法，以及对林彪、江青团伙倒行逆施暴行的坚决抵制，刘少奇与邓小平被划入同一阵营，成了党内攻击的首要对象。

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被打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两位领导人身陷困境，无力与疯狂的时代抗争，只能委曲求全以待来日，不过他们始终胸怀坦荡、信念不改。

可惜造化弄人，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相互问候、相互打气的寥寥数语，竟成了最后的告别。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遇难，死在了河南开封，此时邓小平正在江西劳改。

“四人帮”粉碎后，邓小平重回政治中心，主持中央工作。

十一届十三中全会上，一大批领导人功过是非得到评定，许多老干部得到平反，被重新启用。与此同时，党内外有许多人将刘少奇案称为是共和国最大的冤案，请求中央复查。

邓小平何尝不是心心念念地想为刘少奇这位“同袍”平反正名呢！



1978年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邓小平收到一封要求为刘少奇平反的来信，立即做出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阅，中组部研究。”于是，刘少奇一案复查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1979年2月22日的中纪委办公会议上，邓小平指示中纪委研究复查刘少奇案件。最后在陈云的建议下，决定从中组部和中纪委抽调干部，组成复查组，共同处理。

刘少奇一案正式进入复查程序，当年11月，复查组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逐一否定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

12月，邓小平提出：可考虑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对刘少奇案件的平反决定。



可刘少奇的平反决议怎么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因为刘少奇一案，直接影响到十年文革的定性、伟人的声誉，处理不好，不但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还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恐慌混乱，已经乱了十年，决不能再乱了。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为刘少奇平反是会议最主要的一项议程。

按照邓小平“必须把握正确方向，不能走向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极端”的指示，会议展开激烈讨论。

当讨论到为刘少奇平反要不要写刘少奇也犯过错误时，很多委员犯了难。

这时邓小平的一番话让大家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邓小平说：“写上这句评语并不会贬低刘少奇同志，少奇与其他人不一样，如果他的平反决议中没有这样的话语，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所有的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

“事实并不是如此，我们都有错误，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多，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是个党风问题！”

邓小平就是要告诉人们，“共产党人不怕犯错，也无惧认错”，正是有这种精神，拨乱反正工作才得以完成。

2月29日，党中央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

刘少奇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亲致悼词，对刘少奇的一生予以高度评价。

在邓小平的推进下，历时三年，刘少奇的平反工作总算圆满落下帷幕，邓公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四人帮”粉碎后，平反冤假错案成了中央的工作重点，全国上下都重视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可这时居然还有一些人唱反调，不但拒绝检讨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工作表现，还阻拦平反冤假错案。

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高淑兰就是其中之一。

1958年，16岁的高淑兰进入铁道部北京二七机车厂，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文革开始后，工人参政成为潮流，工人成为劳模，继而参团入党、成为中央干部都是常有的。

高淑兰就是这样升迁的。素日工作努力、踏实勤奋，得到领导和工厂党组织认可，1969年顺利入党，担任车间副连长。

1972年被提拔为车间党支部书记。

1973年，高淑兰升任二七机车厂工会副主任，同年参加了党的十大，并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正式拥有了领导干部身份。此后仕途顺遂，不断升迁，先后出任二七机车厂党委副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



1975年时，高淑兰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任中央组织部核心小组副组长。

六年的光景，高淑兰从一个普通工人，摇身一变成为中央干部，不仅因为恰逢一个疯狂时代，还有赖于康生的赏识。

“文革”中很多老干部被打倒，政府部门都陷入停摆状态，“四人帮”不遗余力地向各部门输送势力，“听话的”党政干部不够用，就从工人中选些“聪明又听话的”。

高淑兰就是康生从工厂中选出来的干部，一路栽培，将她送到了自己的大本营组织部。

当时中央组织部是由康生一手负责的，组织部长郭玉峰就是康生从军队抽调的，作为中组部的军代表，而高淑兰则是中组部的工人代表，康生妻子曹轶欧也被安排在组织部。

郭玉峰、高淑兰、曹轶欧就是康生掌控中组部的铁三角，也是“四人帮”的骨干成员，文革中干了不少坏事。



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被捕，宣告“四人帮”被粉碎。

可是郭玉峰仍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高淑兰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们在中组部经营多年，根基深厚，“四人帮”倒了，中组部却仍掌握在他们手中。

袁任远等人联名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信，要求整治中组部，皆没有回音。

尽管干部中反对声音很高，当年11月，郭玉峰、高淑兰还是当选了十一大代表。

郭玉峰、高淑兰一伙有恃无恐，竟阻碍老干部平反，妄图阻挡拨乱反正的历史浪潮。

文革中被打倒的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曾到中组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请组织给安排一份工作。

可郭玉峰、高淑兰却让中组部的人将舒同拒之门外。得知舒同在中组部招待所暂住，还命人将舒同的行李扔出了招待所，让他从哪来回哪去！



舒同的遭遇不是个例，当时北京机关中，有六千多名老干部都这样被“挂”着，被郭玉峰、高淑兰这些人污蔑为“社会糟粕”，无人敢用，全都闲置在家。

还有很多“押解”在外地的老干部，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质问中组部高层“人生能有几个十年？非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可是郭玉峰、高淑兰等人对此置若罔闻。

老干部们群情激奋，贴出了反对郭玉峰的大字报，提出质疑“揭批‘四人帮’已有十个多月了，你的这种态度，能符合华主席的号召和‘十一大’的路线吗？”

中央了解情况后，汪东兴副主席接见了这些老干部，老干部们一致认为，郭玉峰有错误，应自我检查并撤销职务；高淑兰能力不足，应退回原单位，继续当工人。

1977年12月，中央正式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接替郭玉峰的工作；同时免去高淑兰中组部副部长职务，让她当回普通工人。

工人当上了中央领导，又被撵回了工厂，可叹造化弄人！不知高淑兰后来会如何回忆自己的高光时刻。

夜幕，被风驰电掣般的列车车轮碾碎了，展现在眼前的是无际的暗蓝色苍穹。天亮了。

我打开车窗，向外望，远处，峰回叠转的太行山脉连绵不断；近处，村舍墙壁上依稀看见已经开始脱落残缺的诸如“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等字样的粉刷标语。

这是一列从北京开往太原的列车。时间是1980年6月。我和中央山西问题调查组成员，就是乘这趟列车进入太原。

在全国推广大寨经验，危害大

1980年上半年，随着全国拨乱反正进程的加快，克服在全国农业学大寨问题上的左的倾向，也提到中央日程上来。那时，我在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当编辑、记者，分工联系中央组织部、中纪委有关党风党纪和拨乱反正方面的报道业务，并经常列席中纪委常委会。中央考虑需要在山西省委班子中统一认识，并采取调整领导班子措施。这年夏，中央成立山西问题调查组，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组织部、中纪委、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派员组成。我接通知代表人民日报社参加。带队的是中纪委副部级干部刘家栋，他在延安时期曾担任过陈云同志的秘书。



调查组到达山西后，第一阶段住在太原市迎泽宾馆，和罗贵波、阮泊生、赵力之等省委常委班子成员逐一约谈，还找组织部部长胡晓琴等重要职能部门领导谈，谈话内容是如何看待农业学大寨和昔阳干部遍山西问题、省委班子自身有什么教训等。对每位省领导的谈话内容均整理成特件，直报中央。这些特件，对中央决策山西领导班子的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山西省委班子成员，大部分已意识到全国农业学大寨左的倾向是该纠正的时候了。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副省长兼农委主任赵力之也表述了这种观点。

6月16日，他带农委副主任陈国宝一起在省委办公楼向我们介绍情况时，一口气讲了近三个小时。他们说，在全国推广大寨经验，危害最大。

对这个问题他们也是逐步认识的。从思想上看，在许多问题上搞绝对化，念“一本经”，本身就缺乏实事求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从政治上看，对阶级斗争错误估计，把大寨经验说成是“斗一步进一步”，所谓“真学、假学”问题对全省干部压力很大，把干部意识搞糊涂了；从组织上看，提拔昔阳干部，整所谓学大寨不积极的干部；从经济上看，错误把社会主义当成资本主义来批，批判了工副业、集市贸易、自留地，等等。

赵力之副省长称，“回过头来看，农业学大寨运动，违背了经济与自然规律。农业学大寨的错误，该纠正了。”

当然，省委常委也有个别人在言谈中，对纠正农业学大寨的左的倾向不服气，有埋怨情绪。有的甚至要求笔者带话给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在人民日报刊发些正面宣传大寨和昔阳干部的报道或评论，以安抚现在有些灰溜溜的昔阳干部情绪。我不好表态，只是笑而不语。

昔阳干部满天飞

我们在山西调查的第二阶段，是到昔阳县和大寨大队调查。

在昔阳县委组织部，我们重点了解了昔阳县提拔及调出干部的情况。据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昔阳提拔干部时没有真正按照德才兼备标准、任人唯贤的原则办事，而是另立标准，搞任人唯亲那一套。所谓德，也就是单纯看一个干部对大寨、昔阳的“感情”如何、态度如何、立场如何？所谓才，就是看一个干部对“大寨一本经”念得怎么样，是否敢批敢斗？从而堂而皇之地把某些领导熟悉的，对大寨对昔阳“有感情”，敢批敢斗的人提拔上来。

据统计，“文化大革命”以来，昔阳县调出干部共有334名，其中1973年至1979年调出301人。这些从昔阳调出的干部，多数受到提拔重用，有的甚至越级提拔。其中，调到外县市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县委副书记，以至省厅局以上领导职务的，有38名。这些干部有的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有的本身就是靠敢批敢斗说假话起家的人，大多不称职。如，被提拔到寿阳任县委书记的范某，原任昔阳县林业局长，1974年他被调到寿阳双塔公社任党委书记。

昔阳一个女人搭寿阳的车来看范。范把这个女人安排在司机家里吃住，每晚这个女人则到范处，深夜才回来。

司机向别人透露了他们的事情，范怀恨在心，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为名，将司机捆绑批斗，造成残疾，又拘捕三年十个月。范由于来自昔阳，不仅没有因打击报复事件受到追究，反而由公社书记升为县委书记。

后来，范又随从昔阳高升到省里又调到黑龙江任省委书记的王金籽，调到黑龙江任地委副书记。这位负责人说，“昔阳干部满天飞的教训值得反思。”

在昔阳县开完座谈会后，我们就起程直接去大寨。

我们到达大寨村正值中午，被安排在大寨国际旅行社住下来。这是一栋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后修建起来的两层楼房，走廊里铺着红地毯，过去是专门接待外宾和重要国内来宾的。餐厅的一些大厨，有的甚至来自北京人民大会堂。如今偌大的一座楼，除了我们一行外几乎没有什么客人，空荡荡的。据接待站的人士讲，近些年，没有什么人来大寨参观了，大楼的房子基本空着。这座大楼原有的七十多名服务人员已调走三十多个，剩下的因为一时不好安排出去，只是暂时留在这里看房子。

当天下午，时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拎着草帽、穿着丝袜凉鞋赶来看望我们。据悉，就在此前的几天，郭凤莲经省委批准已由农业户口转正为国家脱产干部。她当时担任的职务是昔阳县委负责人并兼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她向我们介绍了大寨一些基本情况和这些年的一些变化。她说：“大寨本来是生产典型，是靠社员艰苦奋斗干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成了政治典型，出格了，骄傲自满带来害处，受到‘四人帮’利用。回过头来看，自己也交待不了自己，大寨应该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今后上面也别捧了，我们自己也不随风飘了，专心致志搞生产。”

郭凤莲带我们看了大寨梯田和喷灌设备，应该说大寨艰苦奋斗还是干出一番业绩的。但不看各地不同条件，到处复制大寨经验，开山建梯田，就把“经念歪了”。

后来，我们又请时任大寨大队支部委员、大队队长贾承让到住地来谈。他看上去是个地道的农民，与我们握手时我发现他的手上满是老茧。他倒是说了一些实话：“现在的大寨党支部比过去差得远哩，许多光荣的传统都丢了，‘文革’造反的造反，升官的升官，走后门的走后门，翘尾巴的翘尾巴，挨批评的挨批评，上下级关系不正常，干部群众关系紧张。如没有文化大革命，大寨成不了这场面……”我们分别找大寨大队的负责人郭凤莲、贾承让等人约谈，得到了有关农业学大寨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也整理成快件上报中央。

第二天，我们要求进大寨村看看，郭凤莲、贾承让带我们进了村，也许是村委会事前打了招呼，村里社员群众大都不敢正面接触我们。当天，我们还得知陈永贵刚从北京回到大寨，他明知中央调查组就在村里，却在家里闭门不出，也许是他当时心情郁闷，或不敢直面中央调查组之故（就在此后几天，中央宣布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不再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

调查祖第三阶段是回京汇报。我参加了调查组全体成员向中纪委常委会和中纪委书记办公会的汇报会。刘家栋代表调查组汇报了向中共中央的长篇报告。当时主持中纪委书记办公会的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和王鹤寿、王从吾、马国瑞、赛孟奇、张启龙等书记听取了汇报。他们听完汇报后均讲了话。黄克诚书记讲话的大意是：不看各地具体条件，全国都要推行大寨那一套，是一种左的做法。中央今后要就这个问题发个文件；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前带领大寨人艰苦奋斗是有贡献的，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在“文革”中是有投机行为的；不过他不是坏人，与“四人帮”有本质区别，即使他不当中央领导，也是应该给一定待遇养起来的。

在山西调查，我们前后花了近半年时间。我根据调查的材料，择取可公开的内容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加编者按的重要报道《山西省解决“昔阳干部遍山西”问题》（1980年11月8日《人民日报》）、《中央批准为谢振华平反》（1981年2月2日《人民日报》）等。报道《山西省解决“昔阳干部遍山西”问题》是我和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田培植合写的。报道说，据调查，从1966年5月至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介绍，调出干部491人，其中有一些人是工人、农民、警察、售货员等。

在这些干部中，多数是为推广大寨经验而调出的，其中有38人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以上领导职务。这38人中，绝大多数是从一般干部或基层提拔起来的。他们的任职情况是：国务院副部长1人，省委书记2人，省委副部长5人，省副厅、局长及厅局党组成员3人，地委书记、副书记3人，地委部、局、科以上干部7人，县委书记、副书记14人，县革委主任、副主任3人。从昔阳调出这么多干部，而且担任这么重要的领导职务，山西广大干部群众很不满意。

报道中还披露，前些年，山西省委某些负责人在“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的思想指导下，无原则地从昔阳提拔大批所谓“对大寨有感情”、“敢批敢斗”的干部到各地区、各部门去掌权，使一些本来不该提拔的干部提拔重用了。一些人从昔阳调出担任重要职务后，往往又凭借职权，把自己所熟悉的干部或亲戚朋友拉到自己所管辖的地区或部门工作。这样，就使昔阳干部调出越来越多。

据了解，1974年张怀英从昔阳调到寿阳任县委书记时，一下子就带去12名昔阳干部，安排在县委各要害部门。前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1978年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时，也带去两个昔阳人，安排在黑龙江担任地委副书记。还有同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一起造反起家的李韩锁，被提拔担任晋中地委书记和省委书记后，凭借职权，亲自提名，或者以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名义提拔昔阳干部，甚至把一些违法乱纪分子、打砸抢分子提拔到晋中地区各重要领导岗位。

此稿配编者按，经《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同志和副总编李庄同志审定发表。198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4版还发表了《调整不能都是易地做官》的知情读者来信，进一步提供了新的情况和事实，全面揭开了解决昔阳问题以至山西问题的盖子。

不久，参考中央山西问题调查组向中央的报告，由专人起草的总结全国农业学大寨教训的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各地，全国不再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了。

农业学大寨拨乱反正后，陈永贵的政治生涯也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但中央批准他农转非，享受14级干部待遇，并带老伴落户北京，安家在北京三座门公寓。这多少对他也是一种安慰。

前言

1963年，毛主席发布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大寨”一度成为了当时中国政治版图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标。

随着中国新时代的开启，“大寨”这个名字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然而，跟大寨紧紧相连的一个人名——陈永贵——却依然受到人们关注和热议，因为他是一位曾位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农民。



“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不能学习他的派性”

1963年，大寨在经过特大洪水、风灾、雹灾、霜冻等天灾后，土地已经被蹂躏得惨不忍睹了。然而，大寨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凭借着自力更生的精神，重建了家园。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6万斤，不仅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的救济粮，还向国家上缴了24万公斤的商品粮。

大寨人战胜天灾，取得大丰收的事迹随即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并很快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随着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口号的发布，大寨一时间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与此同时，跟大寨一起进入人们的视线的，还有一个人——陈永贵。

陈永贵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却在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

1975年1月，陈永贵去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后，周总理专门叫来陈永贵，对他说道：“你要早作心理准备，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去。如何？”

“总理，我文化水平低，当不了。”陈永贵急忙拒绝。

“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要接受党的安排。”周总理说道。

就这样，陈永贵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

1964年3月29日，毛主席在跟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谈话时，问道：“陈永贵认不认识字呢？”

“他不认识字。是个大老粗哩。”

“看来大老粗也不可轻视嘛。”

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期间，看文件、下达指示、作报告便成了一件难事。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开会，因为只需要讲话便可。

批阅材料时，都是秘书看过后，将重要的内容说给他听，他若是同意，就画个圈。奇怪的是，陈永贵虽然不认识字，但画圈却画得很快。对此，他说：“我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我便也画了，因为我信得过他们。”



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陈永贵也开始骄傲自大起来，他甚至把自己看作是8亿农民的首领。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对谁都展现出了高傲的样子。他甚至还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至于一般的干部，他更是不放在眼里。

1968年冬，陈永贵看过新华社报道大寨的新闻后，认为内容不够有力。新华社军管小组的领导得知后，立即请他到总社给全社人员作报告。

会上，陈永贵趾高气扬，吹嘘了一番，还无中生有杜撰故事，将记者大骂一通。就这样，一连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要求新华社总社直接组织有经验的记者去大寨。

根据他的要求，《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牵头组成报道组前往大寨。然而，到了大寨后，他们却始终进不去大寨的门，也接触不到大寨的群众，更难见到大寨的领导。

张广友每天看着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参观大寨。这些东西实在没法写。最终，报道组一篇文章也没有写成，找了个借口，陆续回到了北京。

随着时间进入动荡的十年期间，山西出现了两大派，一度闹得全省无法生产，而陈永贵便属于其中一派。

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山西省代表时，由于陈永贵也在场，有人喊了“向陈永贵同志学习”的口号。

周总理听到后，随即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他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最近几个月，他陷入了派性。”

对于陈永贵的功劳，周总理毫不吝惜夸赞，同样，对于他的错误，周总理也会不留情面地批评。



“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

邓小平复出前，陈永贵曾多次找华国锋，坚持认为“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声称“如果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会被人说是毛主席的叛徒，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他甚至表示：“邓小平出来了，还能把华主席你放在眼里吗？”

据薄一波回忆，陈永贵也曾“教育”过他：“有个常识你应该是知道的，要不是华主席，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的，也不会重新站出来，更不会有你们的今天。”

对此，薄一波笑了笑，说道：“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复出的。不过，在全党的努力和党中央大多数人的据理力争下，有些人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

薄一波的一番话直接戳中了他内心的想法，陈永贵没有说什么便走开了。

正如薄一波所说，在全党和大多数人的努力下，邓小平终于正式复出。1977年7月14日，在党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一切原有职务。出席这次会议的陈永贵也见到了许久没见的邓小平。

会议开始前，陈永贵握着邓小平的手，说道：

“小平同志，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不然，还得犯错误，如今你年纪也不小了，经不起折腾了。就好好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看着陈永贵，平静地说道：“永贵同志，今后还请你多多指教。”

“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虽然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但还有他的光辉著作，还有他的接班人嘛。”

随后，邓小平拉着陈永贵走进休息室，两人坐在沙发上，邓小平递给他一支烟，说道：“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这些人或许是不如你。那我向你请教下，你说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呢？”

陈永贵一连抽了几口烟，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答案，便只能低头沉默着。



邓小平见状，自问自答道：“在我看来，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就是最根本的东西。”

“我同意。”陈永贵点了点头，说道。

邓小平继续接过话茬说道：“但恰恰就是在这最根本的问题上。有些同志始终没弄懂毛泽东思想……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说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努了努嘴，说道：“我明白了。”但实际上，邓小平讲这些的真正用意，他还是没有弄懂。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召开。会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被彻底否定，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任务。这次大会后，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特殊国情后，尽管党中央已经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仍有不少干部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陈永贵便是其中一位。

他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跟邓小平探讨过“路线问题”。起初，邓小平会耐心地解答他的疑惑，并鼓励他多多阅读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著作。由于理论水平和思想受限，陈永贵经常接不上话。不过，他还是不放弃跟邓小平谈论“路线问题。”

1980年1月15日，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议一结束，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便走出了会议室，提前站在休息室门口等着。



邓小平走出会议后，笑着走了过来。陈永贵上前跟他打招呼：“小平同志，我有几个事情想问问你。”

邓小平稍作犹豫，便跟着陈永贵走进了休息室。邓小平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根烟，自顾自地抽了起来。

陈永贵见他已经坐下，连环炮式地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小平同志，这段时间，你天天组织开会，不断地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要问一下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究竟还执不执行了？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了？”

邓小平深深地抽了口烟，便将剩下的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他盯着陈永贵，笑了笑，罕见严厉地说道：“你以为现在还是以前吗？提出的问题怎么这样可笑，简直就像三岁孩子那般幼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我问你，你才加入共产党多长时间呢？永贵同志，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先检查一下自己吧。”这是邓小平复出三年来，第一次用如此严肃的语气跟陈永贵讲话。

“你不要忘了你站出来的时候做的检查，不要对中央搞两面派。你才应该要考虑一下，你现在究竟是要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陈永贵不服气地反驳道。

没有等陈永贵说完，邓小平提起公文包便走出了休息室，只留下陈永贵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眼神空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后来，陈永贵曾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跟人说道：“邓小平那天的那个笑，让我感到非常可怕。”



邓小平：“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1980年2月23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会议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的辞职申请。不久后，中央收到了大量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永贵的来信。

邓小平看完这些揭发材料后，整个人十分严肃。政治局多数同志提出了让陈永贵停职检查的建议，邓小平对此也表示同意。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

“他原本是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的，可是，他硬是被放在了国家副总理的位子上，这不就是让他活受罪吗？”

与此同时，这个时候的陈永贵虽然还没有下台，但身边的人都已经发生变化了，能谈得来的人越来越少，他就这样不尴不尬地坚持了半年。

就在中央作出让他停职检查决定的前后，陈永贵跟来京看望他的儿子陈明珠谈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道：“不能干了。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个人还干甚呢？人家不免我，我也别等他们免了，自己写个申请吧。”

“爹，他们没有免你，你写啥申请呢？你一写不正合他们的意了？不写，看能拿你怎么办？”

“唉，干不了了。我说，你写。”陈永贵靠在沙发上，慢慢地说道：“你就写，身体不好，没有文化，不适应工作。”他又想了一会儿，什么都没想到，便说道：“就这样吧。”

陈明珠写完后，给陈永贵又念了一遍。陈永贵听后，点了点头，感叹道：“恩，干不了了啊，还不如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

随后，秘书将陈永贵的这封辞职信重新抄录了一遍，交了上去。邓小平看到后，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邓小平说道：

“作为一个党员，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有一点，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服从党的纪律一样。要是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了。”



陈永贵从邓小平的这番话里，感受到了深深的威慑力。他点了点头，说道：“我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邓小平看了看他，又安慰说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工作，中央是知道的，这是好的。至于你的缺点和错误，能认识到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是要求你非要怎么样。但是，你必须严守党的机密，不和别人搞非组织活动。”

陈永贵点点头，郑重表示自己一定会服从党纪国法。

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陈永贵的辞职申请获得通过。9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的一些记者组成联合调查组开赴山西，调查大寨问题。此后，源源不断的报道接连发表。

起初，陈永贵在看到这些内容时，十分生气，还专门带上秘书去找更高的中央领导人谈话。谈话回来后，秘书愤愤地说道：“以前可没有人敢对大寨这样。”很显然，谈话的效果没有如他们所愿。

陈永贵整日愁眉苦脸，吃不好睡不好。他不理解：怎么好端端的大寨，一下子就变得一无是处了呢？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干的事都是有利于当地老百姓的事，大寨当年大干苦干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陈永贵呢喃道：“实事求是，不是要讲实事求是嘛。这几年经济飞跃，怎么就沦为‘十年动乱’的重灾区了呢？大寨苦干了这么多年，怎么倒成了欠国家的债了？”

此外，他曾提拔重用过的人也纷纷受到排挤，不是被调走，就是被撤职。陈永贵对此耿耿于怀，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大家。



一天，陈永贵苦闷不已，便去找李先念倾诉了一番。见陈永贵气急，李先念便悄悄跟下面的人打了个招呼：“以后那些内参就不要往陈永贵处送了。他看了太生气，长此以往，对身体有害。”此后，李先念一直对陈永贵很照顾，为他挡下了不少追究。

虽然陈永贵从此看不到国内动态清样了，但每天广播、报纸上报道的东西却一直往进灌。与此同时，大量揭发他的材料被送到了中央，甚至要求追查他跟“四人帮”的关系，还要追究他在一些问题上的法律责任。

陈永贵听说后，叹着气说道：“唉，老虎吃人还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啊。”

随着这些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为此，他去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示：“你不是‘四人帮’的人。”有了邓小平的表态，下边想要追究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多年后，陈永贵在跟友人谈起当时的情况，仍然心有余悸：“要不是李先念帮着说话，咱们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陈永贵去世后，关于他的追悼会规格引起了不少争议。

他曾位至国务院副总理一职，若追悼会规格太低，恐怕引发外界恶意揣测，但如果太过隆重，又会被批不守制度。

在大家为难之际，邓小平明确指出：“陈永贵同志的追悼会应该按照副总理的规格进行。”就这样，一切难题迎刃而解。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离世。伟人逝去天地变色、山河呜咽，顷刻间，全党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

1976年4月，自感时日紧迫的伟人，在接见完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便单独将华国锋留了下来，并写留给了他三项“遗产”：“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几个月后，伟人不幸离世，但革命的事业却再起波澜，以王张江姚等人为代表的力量，趁机将伟人的“照过去方针办”改编成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两句话看似意义相同，唯一的区别也只是有三个字不同。

但敏锐的叶帅察觉到后，于是找到华国锋询问他的看法，华国锋认为两句话意思相同，并无太大差别。



叶帅则指出：王张江姚提出的这六字方针看似与伟人生前所留的意思相同，但实际上他们提出的时间，以及与伟人所提的六字内容的时间均不相同，并且有偷梁换柱之嫌，再说严重点，搞不好就是个圈套。

叶帅一语点醒梦中人，华国锋顿时才明白王张江姚的真实用意。此后，华国锋很快在各种不同场合纠正了“按既定方针办”，强调了“照过去方针办”才是伟人生前的正确嘱托，一场王张江姚的制造的陷阱顷刻间被攻破。

华国锋没有立刻对此作出反应。在他看来，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曾作过“重要指示”。按照“两个凡是”，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

　　相反，叶剑英却在为邓小平的复出而尽力。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了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