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点读书的认识，谈不上笔记 -- 三分

五卷中三处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

1977年3月1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出版的毛选第五卷中在文章小标题中提到“民族问题”的有三处。分别是1953年3月16日主席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批判大汉族主义》，原文不长，照录如下：

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

　　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员和人民。

来源：http://www.cctv.com/special/756/1/50004.html

和1956年4月25日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后来被命名为《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其中第六个关系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第三处是1957年2月27日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更短：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来源：http://www.cctv.com/special/756/1/50062.html

这三篇文字形成的时间前后不超过四年，从发表的场合和标题的用字，到具体论述中的比例和措辞变化，可以看出主席本人对民族矛盾的理解和把握也是有个随时间和局势而由比较理想主义到比较现实主义变化的过程的。

首先是从时间线来看，1952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从漫长的20世纪战争中初步恢复正常社会经济秩序，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此时在初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眼里，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对民族问题进行独立的有效思考，简单沿用了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经典左派民族理论，对大汉族主义（批王震）大加笞罚。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也是零星偶发有感而言。1956年论十大关系是主席建国后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已经和将会遇到的重大关系比例问题的系统思考结果，小标题已经从单纯批判大汉族主义变为相对客观中立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一年不到，1957年2月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已经把民族问题上升到带有哲学意味的“矛盾”范畴，说明主席意识到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而不是简单地照搬或者否定前人和老大哥的经验教训就可以的。

其次从发表的场合看，第一次是党中央内部的关门讲话，第二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意味着小范围的讨论告一段落，可以在党内高层里传达了。第三次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说明对问题的认识已经到了要向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政府公开的程度了。随着讲话范围的逐步扩大，文字的表述也更加成熟完善。

从文字本身的内容看，第一篇主要集中在不留情面地批评不少党员，尤其是大区一级领导干部思想中的大汉族主义，认为大汉族主义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以及历史上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伤害和欺压。到了《论十大关系》中，也提到了现实当中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说明这三年的具体工作中，肯定有不少引起主席注意的这方面事例。而到了第三篇里，不仅把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放到与大汉族主义相提并论的程度，而且明确点处在某些地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问题是“严重的存在”。由此开始反思左派民族理论的局限和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