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45-Richard Evans：瘟疫简史之梅毒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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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入侵意大利并且一路打到了那不勒斯。他率军进城，并且将自己打扮成拜占庭皇帝。但是他的胜利也就到此为止了。没过多久，查理八世国王就不得不往北撤军。法军后来被威尼斯军队在福尔诺沃战役当中击败，战场位于帕尔马附近。法军的失败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层面。随着威尼斯军队不断推进，将法国军队逐出意大利或者就地消灭，随军医生们在被俘法军身上发现了奇怪的景象。

一位医生写道，他遇到了“好几个持械之人或者步兵，由于体液翻腾”——这里指的是当时奉行的四体液说医学正典，既一切疾病都源自体内体液不平衡——“这些士兵脸上长出了疱疹，全身也长了疱疹，看上去就像小米一样，一般首先出现在包皮的外侧。几天之后病人就因为胳膊与腿上的疼痛以及大疱疹的破裂而心神涣散……如果不加治疗的话这些疱疹会持续一年左右。”另一位威尼斯随军医生看到病人往往会失去眼睛、双手、鼻子甚至双脚，毒疮一直烂到骨头里。他毫不怀疑这种当时还无人知晓的痛苦并且要命的疾病“通过情爱之事传播，这种病恙是全新的，至少此前的医生从不知晓。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这种法国疾病已经传播到了此地。”

查理八世麾下的大部分军队都是雇佣兵——花钱让人替你打仗是当时的常规——所以他们不仅来自法国，而且还来自弗兰德斯、瑞士、德国、意大利与西班牙。被击败的法军被解散时，这些佣兵全都回到了各自家乡并且将这种新疾病捎带了回去。1496年，德国讽刺作家塞巴斯蒂安.布兰特创作了第一首关于这种疾病的诗——此人最著名的作品当属1494年初版，由阿尔布雷特.丢勒搭配插图的散文集《愚人船》。布兰特的这首长诗名叫《De pestilentiali scorra sive mala de Franzos》，这部作品通过印刷机这种全新传媒技术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搭配了木雕版画。画面上是童贞玛利亚坐在云端，婴儿耶稣摆在她的膝头。她的右手托着一顶王冠，正在为神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加冕，而皇帝则正在召集军队对抗渎神者或者说法国侵略军。至于渎神者们则已经遭到了上帝与玛利亚施加的致命法国水痘作为惩戒——可以看到画面右半部分，无数的瘟疫毒矢从婴儿耶稣的掌中飞射出来，将罪人们射得千疮百孔。

疾病的扩散非常凶猛无情。到了1497年，甚至就连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国王都针对这种被他称作“Grandgor”的传染疾病专门发布了旨意，因为此时疫病已经传播到了爱丁堡。他要求感染者“于上午十点钟来到丽斯海滩，码头已为他们备好船只。当地官员将会安排他们各自登船并且提供食水。船只将会把他们运到因奇岛上，他们应当待在那里，直到上帝恢复他们的健康为止。”为了确保受感染者确实会在海滩上集合，旨意进一步明确道：“任何被感染者假如直到周一晚上日落之际依然没有来到因奇岛，就要用红热烙铁在面颊上留印。”如此极端的手段其实并未得到过实际应用，但是的确展现了十五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各地的统治者们的惊惧情绪，因为这种疾病正在影响他们治下的百姓。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疾病在欧洲不同地区的名称来绘制疾病的进程。这种疾病最早被称作“那不勒斯大痘”、“波尔多疫病”或者“鲁昂之疮”，当然还有最常见的“法国病”或者“法国痘”；不出几年，这种“法国病”就传到了德国；到了新世纪初，这种“德国病”在波兰爆发，然后“波兰病”又在俄国爆发；土耳其人称之为“基督病”，波斯人称之为“突厥病”；没过多久，瓦斯科.达.伽马的船队将这种疾病送到了印度与日本，这种疾病在日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南蛮病”；这种疾病在十八世纪传到太平洋中心的大溪地岛，并且摇身一变成了“英国病”；但是这种疾病真正得到广泛承认的名称还是在1553年，此后它就被称作梅毒。这个名称出自当年出版的一首拉丁语长诗，作者是一位名叫吉若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scatoro）的医学学生，师从哥白尼本人。诗歌题为《Syphilis sive morbus gallicus》（梅毒，或曰高卢疾病），以想象的笔法叙述了一位名叫西弗勒斯的羊倌的遭遇。当初他因为亵渎神灵而遭受惩罚，沦为了全世界第一个遭受大痘恶疾的人，诗中的人们于是将他的名字当成了这种疾病的代名词。这首诗歌一经问世就流传开来，使得这个代称很快得到了医学界的广泛使用。

关于梅毒的论文以及搭配论文的插图早在十五世纪结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例如画面上这张彩色木版画，据说是丟勒的作品，不过在我看来还不够精细。有一位病人名叫约瑟夫.格伦贝克（Joseph Grünbeck），来自奥格斯堡。他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私人秘书。他在1496年率先详细描述了梅毒病情，并且借用了此前布兰特诗歌当中的插图来形容症状。根据格伦贝克本人所说，他在某一次参加帝国宴会时不慎沾染了大痘病，因为“前来参会的不仅有酒神巴库斯，还有美神维纳斯。”——这番话难免让人遐想当年的帝国宴会究竟是怎样一幅景象，如今剑桥大学的晚餐会可是不敢玩得那么大。此后不久他的性器官就开始肿胀流脓，接下来则是全身生疮并且疼痛入骨。他的朋友与熟识开始躲避他，听任他独自受苦。在寻找病因时，格伦贝克注意到了梅毒的性传播模式，但是却想不通为什么此前他从未因为性爱而染病——1496年也就是梅毒第一次出现之后两年。他认为答案在于因为行星位置的不幸重合，他的论文的大部分内容都用来讨论这一主张。如果大家还记得我的上次讲座，中世纪医学界经常认为黑死病的起因同样是行星交汇。尽管信奉这种宿命论观点——既然行星是疾病的起因，那么人力就几乎无法有所作为——格伦贝克依然积极地求医问药。但是他苦涩地写道，医生们“非常不乐意沾污那些刚刚因为摩挲了大量黄金而温暖起来的手指，不肯触摸肮脏的溃疡创口。”当然，他找上的医生都是帝国宫廷里的御医，所以收费也很昂贵。御医的治疗方法一般包括放血与清肠，从而调整想象中的体液不平衡，或者烧灼疮口——疼痛程度自不必多说——又或者用水银覆盖疮口。不怎么糟糕的疗法则包括服用美洲植物愈疮木研磨的粉末。更复杂的疗法还有在烘干炉里边发汗——这种疗法在十五世纪后期早已广泛使用，不过画面上的插画来自十七世纪，可见这种医疗实践流行了多久。

所有这些正规疗法全都不管用。于是格伦贝克又转向了所谓的替代疗法与民间验方。采用这些手段的医生都是些“不讲荣誉或者阶层底下的庸医”，这些人不仅不怕与他接触，而且根据他的描述——此时他肯定已经走投无路了——还会诊治“各种粗俗卑下之辈……掏粪工，垃圾工，运尸工、皮匠、麦客、洗衣匠或者修补匠。（此类医生）必须针刺脓包，以此来应对这些无数的、可怕的、无法愈合的疮口的先兆；然后他们又通过药片、药膏、药油或者其他药物驱赶或者压倒病害。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勤勉与手段……我才得以恢复了继续日常活动所需的足够体力，并且令人满意地履行了侍奉主君的秘书职责。”格伦贝克在痊愈之后又活了好几年，直到1522年还为查理五世皇帝创作了一本“推演未来”的预言书。他似乎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因为他在本书当中依然试图分辨有利与不利的星座位置。

如此凶残的新疾病究竟来自哪里？所有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是新的疾病，但是当某些人像格伦贝克那样将目光投向群星时，却发现早在1484年就发生过一次从星象学角度而言远比1496年更加凶险不祥的群星交汇，而那一次新疾病显然尚未出现。同理，也有人认为新疾病是上帝对于渎神者、作恶者尤其是纵情放荡者的惩戒，并且在圣经以及古代医学文献当中找到了很多先例。古代文献确实提到过性传播疾病，但是这些文献往往不会区分不同性病之间的区别，而是将五花八门的各种性病全都笼统归结为某个单一疾病概念的不同侧面，而且也并不会详细描述这些疾病的症状。归根结底，“梅毒早在古代世界就已经存在”这一主张的基础无非只是针对古代文献的率性翻译而已。事实上自从1494年以来，所有评论过这种疾病的人们都认为这种疾病以前从未在欧洲出现过。与此同时，大多数人也都没有忽略另外一项事实：就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493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刚刚完成了第一次美洲探险回到欧洲——当然，当时的人们以及哥伦布本人全都以为他发现的是印度，他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现了新大陆。

有一位西班牙贵族名叫冈萨雷斯.费尔南德斯.奥维多.巴尔德斯（Gonzalo Fernandex de Oviedo y Valdes）。此人生于1478年，认识哥伦布，并且采访过哥伦布麾下的水手。后来他本人也访问了美洲并且著书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巴尔德斯告诉西班牙国王，“这种疾病最早在西班牙出现正是在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上将发现了印度并且从那片土地归来之后。”随着西班牙军队前往意大利与法国军队交战，这种病也传到了意大利。葡萄牙医生罗德里戈.迪亚兹.达.以斯拉（Rodrigo Diaz da Isla）也报告称，当哥伦布船队在巴塞罗那登陆时，他治疗了好几位患有这种疾病的船员；实际上船队刚刚回到欧洲不久，哥伦布的领航员平松（Pinzon）几乎马上就病死了。当船队回到葡萄牙时，一开始只有哥伦布一人获准上岸，因此疾病并没有立刻在葡萄牙扩散开来。另一方面，巴塞罗那的妓院则很快遭到了哥伦布水手们的传染，然后疾病又以妓院为中介传染了西班牙军队，再然后又被军队传播到了意大利。待到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十六世纪中期撰写《西印度毁灭述略》的时候，欧洲人已经普遍接受了他在书中记录的主张：最早将这种疾病带到西班牙的的人是“第一批印度人，他们刚刚到来我就见过他们……是他们污染了空气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从而将痘病带到了西班牙；又或者是某些从印度返回卡斯蒂利亚的西班牙人带回了痘病。”

今天有些史学家怀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许多下葬时间远远早于哥伦布远航的欧洲人骨骸当中也存在梅毒的微量踪迹。但是在几个月之前的2011年12月，研究人员系统性地调查了已发表文献当中的54个案例，发现其中涉及的所有骨骼证据全都经不起标准化的诊断分析与断代分析。相反，骨骼断代支持了哥伦布远航之前欧洲并不存在梅毒的主张。导致梅毒以及其他多种亚型疾病的病原体名叫苍白密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直到1998人类才对其进行了基因测序。这一成果进一步帮助人们确定了梅毒抵达欧洲的时间。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埃默里大学在2008年开展了另一项种系发生学研究——所谓种系发生学就是针对生物组织之间的进化关系的研究——考察了导致梅毒以及相关疾病的有机体分布在相互分隔的地理区域的26种品系，发现导致梅毒性病的菌株出现时间最晚，而且与这一菌株关系最近的亲缘菌株分布在南美，会导致另一种名为雅司病的密螺旋体病。随着证据不断累积，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梅毒的祖先来自新世界，随着哥伦布的船员们来到欧洲，并且迅速进化成为了至今依然纠缠着我们的性病。”人们依然还在争论梅毒的祖先在美洲是否已经成为了性传播疾病，还是说它来到欧洲之后才进化出了这种能力。但是它到达欧洲的日期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

梅毒就这样成为了哥伦布大交换的一部分——这个术语指得是欧洲与美洲之间由哥伦布在1492年开启的一系列人类、动植物以及其他有机体的交换。在此之前，两个大洲之间只有非常短暂的接触，例如说维京人曾经在中世纪中期去过北美。在哥伦布之后，西班牙与葡萄牙征服者将天花与伤风带到了美洲，摧毁了阿兹特克文明与印加文明，因为当地人对于这些疾病没有免疫力；奴隶贸易从非洲带来了大量人口；马彻底改变了北美大平原的生活方式——我们在西部电影里经常让印第安人骑马冲锋，但在哥伦布之前印第安人从没见过马。至于从美洲向欧洲传播的有机体也不仅只有梅毒，还有其他许多大受欢迎的访客，例如土豆与南瓜，西葫芦与洋蓟。从美洲传到欧洲的最伤人的出口产品或许当属烟草，蔗糖与巧克力，长期来看这三样大概都比梅毒更加危险。

但是一开始梅毒确实导致了最广泛的苦难与死亡。不过到了十六世纪中期，人们却注意到梅毒的毒性开始陡然下降。早在1546年，吉罗拉摩.法兰卡斯特罗就注意到，“尽管这种疫病依然非常活跃，但是却与一开始不可同日而语。”脓疱“现在只有在极少数病人身上才能发现，疼痛可以忽略或者比较轻微……这种疾病正在衰落。”要么人们对最极端的症状产生了免疫力，要么梅毒本身演变成了毒性较弱的形式。无论如何，到了十六世纪四十年代，梅毒就成为了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形态。首要形式的梅毒在感染后90天出现症状，首先是皮肤长疮；第二阶段是皮疹、喉咙痛与脱发；第三阶段发生在感染之后三到十五年之间，会生成柔软且有时相当大的肿瘤状良性增生赘肉，可能出现在身体任何部位，包括心血管系统内部，导致动脉瘤，往往还会诱发猝死；这一阶段的感染还有可能影响神经系统，导致精神错乱或者瘫痪。并非每个病人都一定会依次走完这三个阶段。有些人或许感染了无症状但依然略有感染性的菌株。梅毒还可以是先天疾病，由母体传染给胎儿或者在分娩时传染给婴儿，有时会导致典型的鼻子畸形，或者其他身体或者神经问题。画面上是伦勃朗为画家同行杰拉德.德.雷瑞斯（Gerard de Lairesse）绘制的肖像。人们普遍认为他天生感染了梅毒，尽管作为模特的他与作画的伦勃朗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话又说回来，除了这幅画之外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雷瑞斯确实感染了梅毒，尽管他在晚年确实失明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针对梅毒的疗法与梅毒刚刚出现时基本一致。愈疮木粉是惯常的梅毒药物——画面上是十七世纪荷兰画家扬.范.德.斯特雷特（Jan Van der Straet）绘制的用药现场——这种物质并没有疗效，不过与当时的标准疗法相比也没有什么害处。所谓标准疗法就是水银疗法，具体来说就是将病人关进蒸汽室里吸入水银蒸气，一个疗程需要二三十天。这种所谓疗法的副作用包括牙齿掉落、身体颤抖乃至瘫痪等等，不过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都是疾病而不是疗法导致的后果。再后来人们还流行将水银做成药水，例如荷兰裔的神罗宫廷御医杰拉德.范.史威坦（Gerard van Swieten）就以配制此类药水而出名。此类药水在十七世纪得到了花样繁多的应用。放血与灌肠依然是主流治疗方法。医学论文开始发现梅毒的不同阶段，但是在疗法或者预防方面尚未取得真正的进步，只能警告大众洁身自好以及事后要洗澡。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初，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医院逐渐建立，人们也设立了梅毒专门病房。但是就像当时大多数疾病一样，医院在治疗梅毒方面要么无所作为，要么火上浇油，因为当时的医院往往很不卫生，反而沦为了感染传播的理想中心。

作为性传播疾病，大痘病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广泛道德谴责的核心。一开始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上帝针对人类种族的惩罚，后来人们逐渐觉得更像是针对胡作非为的不道德个人的惩戒，例如渎神者。这种新话术非常契合新兴的严苛宗教风气，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到十七世纪的敬虔主义与清教主义运动全都拿着梅毒说事。作家兼道德家伊拉斯谟主张，如果一个人结了婚并且向新娘隐瞒事实，不让她知道自己是“梅毒这位严厉女主人的奴隶”——这是“梅毒”一词首次被用来形容这种脓疱疾病——那么她就完全有理由抛弃这个男人。他的文章当中有一名角色声称这种男人应该遭受阉割，另一个角色问道：“要是女人做出这种事又该怎么办？”此人答曰：“给她们锁上贞操带。”某意大利作家在十七世纪初期总结道，“这种残忍疾病的火辣毒汁落在那些爱意似火、沾染色欲的人们身上；这是对于他们的丑行与可耻欲望的惩罚。”

到了十八世纪，社会风气变得越发开放乃至放荡起来。耽于享乐恶习的贵族们成立了地狱火俱乐部之类的组织来对抗道德清教主义，导致了梅毒的新一轮扩散。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伏尔泰在《老实人》一书中写道，主人公偶遇一名乞丐，发现正是当年在某位贵族家里供职时认识的家庭教师潘葛洛斯，眼下此人“浑身全是疮疤，眼睛像是烂桃子，鼻子的尖头全烂跑了，嘴歪了半边，牙齿乌黑，嗓子里梗着，一阵一阵的恶咳嗽，每回使劲一吐就吐出一颗牙。”他染病的起因是一位美丽的女仆，“就是伺候男爵夫人的那个艳艳的小东西，在她的交抱中我尝着了天堂的快乐，这个因就结出了你现在见我浑身地狱的苦果；她浑身全是那毒，因此她或许也已经死了。”*按照伏尔泰的一贯风格，感染了这位女仆的家伙是一名耶稣会士。贺加斯的系列画作《妓女生涯》同样遵循了这一批判思路。女主角或者反女主角茉莉最终死于梅毒，医生忙着争论怎样恰当地治疗疾病，画面左下角的房东太太却正在忙着偷她的衣服。贺加斯还创作过另一套道德劝诫系列画作《浪子一生》，在妓院场景当中，贺加斯将男主汤姆.雷克维尔安置在了当时尤其声名狼藉的玫瑰酒馆妓院，与他厮混的妓女正在用当时流行的美人痣掩盖梅毒疮。

*【伏尔泰接下来还借潘葛洛斯之口继续写道：“……固然这病不但毒害生殖的本源，往往还阻止生殖，和自然界的大目标是相反的；但要是哥伦布没有在美洲一座岛上染到这个病，我们哪会有巧克力，哪会有作胭脂用的胭脂虫颜料？还得注意一点：至此为止，这病和宗教方面的争论一样是本洲独有的。土耳其人，印度人，波斯人，中国人，暹罗人，日本人，都还没见识过；可是有个必然之理，不出几百年他们也都会领教厉害。目前这病在我们中间进步神速，尤其在大军之中，在文雅、安分、操纵各国命运的佣兵所组成的大军之中；倘有三万人和员额相等的敌军作战，每一方面必有两万人身长毒疮。”——译注】

甚至直到十八世纪，人们依然不会区分梅毒与其他性病，因此今天我们很难确定当年的某人染上的疾病究竟是不是梅毒。比方说本.琼森的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威尔，他在日记当中写到，自己遭受了某种“非常恶心的疾病”的侵袭，因为他拜访了“爱丁堡小巷里的一处低下之所”；又比方说“情圣”贾科莫.卡萨诺瓦也记述道，他有一次必须接受为期六周的治疗，因为他患上了“当时俗称的法国病”。此时人们对待梅毒的态度已经随便多了，或许反映了疾病烈度的降低。用卡萨诺瓦的话来说，一位医生“对我耳语说我的仆人得了痘病，我一听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因为我原以为他的消息会有多么吓人。”尽管如此，梅毒依然可能致命。人们一般认为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在1822年光顾妓院之后感染了梅毒；不管怎么说从那一年之后他的身体确实每况愈下，六年之后他就去世了。另一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在1856年死于梅毒，水银疗法导致的中毒大概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临终前几年他陷入了疯狂，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最后时光。

不过这些事件在当时都没有得到声张，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人们才开始公开讨论梅毒。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梅毒话题周围一直笼罩着一层维多利时代的谈性色变之幕。实际上直到1894年，当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作品《群鬼》在这一年年初首演的时候依然导致了公共丑闻，因为作者居然胆敢在一个角色身上显示了梅毒的长期效果。《每日电讯报》不出所料地谴责了易卜生这部“令人作呕的名为《群鬼》的戏剧……这是敞开的露天下水道，没打绷带的恶心毒疮，光天化日下的丑行……令人作呕，恶臭不堪的无礼言行。”听上去似乎更像《每日邮报》的口吻。易卜生的角色最终陷入疯狂，看上去像极了三期梅毒的典型症状。这种针对性不道德行为的指涉即便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舞台上依然得不到接受。

在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谈论梅毒的更常见方式是拐弯抹角。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当中，男主罗彻斯特的第一任妻子，一名平时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在作者笔下落得了一句“放纵且不贞洁”的评语。如果读者并不想深究她发疯的原因，这句话足以将他们应付过去。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公开讨论梅毒终于成为了可能——至少在某些环境下成为了可能。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全社会找到了近乎痴迷的全新关注重点，也就是遗传性堕落。这样一来，梅毒就与令人尴尬的性话题脱开了干系，转而被插入了更加严肃的当代话题，例如优生学以及各种人类弱点的遗传起源——上至犯罪下至低能都被算在人类弱点之列。在法国，剧作家尤金.白里欧的《损坏了的物品》（Les Avaries）在1905年首演，主人公是一名遗传病患者，当时某份讨论流行剧作的杂志将此人称作病态的丘比特。

但是梅毒与性不道德的联系并没有消失。这一联系尤其关注卖淫在梅毒传播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对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期的唯理论者们来说，解决方案并不在于要求男性洁身自好远离花柳之所——因为理性思考告诉他们这一做法显然不切实际——而是要让妓女接受注册与管制。这是公共场域刚刚兴起的新时代，无限制公开辩论、立法大会、选举与政党纷纷涌现，共同构成了一个新世界，男性与女性在这个新世界里得到了全新的定义：男性意味着果敢、负责、理性与积极，女性意味着动摇、软弱、感性与消极。这一新定义的效果之一是促使法国政府在1800年通过法律，授权警察“监督妓院及其中居民，并提供预防与控制传染病的方法。”法国妓女从1802年开始向警方登记，两年之后妓院得到了监管。

1836年，法国卫生学家亚历山德烈.帕宏-杜夏特雷（Alexandre Parent-Duchâtelet）撰写了一篇盛行一时的巴黎卖淫业论文，为上述管制措施提供了医学权威。杜夏特雷认为卖淫业关系到了公共卫生与道德，不可等闲视之。他绘制了巴黎妓院分布全图，并且认为德行放浪的女性理应接受注册、圈禁以及定期医疗检查，一旦染病就应当被送进隔离医院直到痊愈，因为“她们的自作自受……让她们不配得到自由。她们自暴自弃，沉湎于脱缰的激情与无度的荒淫。这种情况下，自由就等于放纵，而放纵会摧毁社会。”让妓女接受控制可以防止光顾她们的男性转过头来再去败坏其他纯洁正直的良家女性。更有甚者，不受管控的妓院还被视为犯罪的中心，正人君子在这里遭到欺骗，各种犯罪行径在这里得到谋划，比方说画面上这幅德国版画的内容就是“妓院嫖客钱财被骗”。法国这套妓院管控体系随着拿破仑征服与行政改革推广到了全欧洲，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成为了德国大部分地区的管理规范，在六十年代传到英国并且得到了医学权威威廉.阿克顿（William Acton）的支持。此人认为成为妓女的女性不仅道德败坏，而且身心失调，不能代表女性性别。此类理念尤其得到了军事权威的采纳，他们设法借助《传染病法案》在军营所在的城镇推行了监管体系。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上述政策遭到了新兴女权运动愈发强烈的批判。领头人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质问道，凭什么男性嫖客没有受到管控，可以不受惩罚地传播性病，而失足女性却成了被迫生活在不道德当中的被害者——这不仅是英国女权主义者的主张，在法国也有很多人支持，画面上是一张1887年的插画，上面的人物是维克多.雨果的著作《悲惨世界》当中的女主芳汀——她们可以被“拯救”，她们的健康可以得到恢复，她们可以回归家庭与庇护所当中的正常道德生活。至于男性，化解性病的终极灵药从来都是禁欲。针对监管系统的更为现实的批评指出，这一系统广泛且经常性地遭到无视。未被监管的妓女人数永远大幅超过被警察控制的妓女。在欧洲各地，原本负责执行监管的“道德警察”早已成为了贪腐的代名词，妓女向警察行贿早已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种监管对于性病究竟有什么效果？图像与印刷品上面的警告依然还在宣传性病的威胁，病魔依然隐藏在看似诱人的美女背后——正如巴特勒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宣传品都在警告男性小心女性，却从不警告女性小心男性。到了1864年，将近30%的英国陆军都感染了性病，而且《传染病法案》几乎没能控制住这个数字。欧洲大陆的妓女注册与限制体系依然存在了一段时间，比方说画面上这幅法国插画描绘了1888年的一所妓院——这里的环境为图图卢兹.罗特列克与他的画家朋友们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此类做法就在英国偃旗息鼓了。英国的梅毒死亡率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显著上升，然后在八十年代之后开始趋向平缓下降。随着新的道德氛围逐渐兴起，旨在改善公共道德的组织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医学在十九世纪同样没能发挥多大作用。人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分辨出了不同的性病。法国医学家菲利普.里科尔（Philippe Ricord）进行了严格的科学研究，不容置疑地确定了梅毒作为独特性病类别的地位。但是即便是里科尔也依然还在使用水银治疗梅毒，至于当时研发的各种疫苗更是往往弊大于利。在这个越发商业化的时代，专利药物开始不出所料地出现在了市场上，不过这些药物同样弊大于利。直到十九世纪末，医学界才在整体上将研究梅毒当成了一项可敬的事业。显微镜技术的进步、苯胺染色技术的问世以及细菌学的兴起使得研究人员终于认清了梅毒的病原体。两名德国科学家埃里克.霍夫曼（Erich Hoffmann）和弗里兹.萧丁（Fritz Schaudin）在1905年夺得头筹。这一时期的医学非常擅长探究多种疾病的病因与传播方式，但是治疗这些疾病又是另一回事。

不过梅毒在这方面是个例外，相当有效的疗法在确定病原体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法兰克福的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想要用砷化合物对付致病微生物，同时还要避免其他人体细胞遭到连带伤害，这就是所谓的魔法子弹。1909年，在进行了第606次实验之后，他终于成功研发了一种治疗梅毒的化学疗法，将其称作砷凡纳明，第二年由主营化学染料的赫希斯特公司推向市场。这一疗法的改良版本也在几年之后问世。这是第一种用来治疗梅毒的化学药物，用法很困难，副作用很危险，但是只要恰当使用就能收到良好效果。因此很多国家的药店里都在一战期间以及之后开始售卖砷凡纳明。此外，十九世纪中期橡胶加工技术的进步促使人们开始制造与大规模营销避孕套。在两次战争间期，各国都开展了大规模宣传运动来推广避孕套的使用。例如美军就在一战期间拍了一部短片，名叫《够格作战》（Fit to Fight），用非常露骨的语言指导了美军士兵如何避免性病。但是影片的科普效果未能充分发挥，因为纽约州审查局以有伤风化的理由禁止该片上映。但是在1940年，随着美国准备参加二战，官方再度担心起了性病问题，于是华纳兄弟公司又拍了一部电影，名叫《埃尔利希博士的魔法子弹》（Dr Ehrlich’s Magic Bullet）。爱德华.G.罗宾森没有扮演惯常的黑帮角色，而是演了一名德国科学家，并且严肃谴责了围绕这个话题的普遍沉默。

此时性病发病频率又开始升高，主要是因为一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梅毒每年会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杀死60000人，相比起来肺结核的成绩只有41000人。考虑到梅毒的死亡率比肺结核更低，这意味着梅毒感染人数远比肺结核病人更多。有一些数字显然被夸大了，比方1925年，法国健康部认为有400万法国人染了梅毒，1929年的另一份报道认为梅毒在战后十年间杀死的法国人数量超过了敌人在四年战争期间的杀戮人数。这两个主张都并不特别可信。但是药店的日益普及以及公众意识的提升确实在间战期间使得更多的梅毒病例得到了报道与治疗。在1919年举行了同盟国间社会卫生大会，接下来在华盛顿和巴黎都召开了进一步的国际会议。在二战间期很多国家——不仅是德国与意大利，尤其还有法国——都非常关注出生率与整体人口健康，因为人们广泛感到有必要为了在大多数国家看来不可避免的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纳粹政权为任何生了十个孩子的母亲颁发十字勋章。法国人也进行了大量宣传来鼓励女性多生孩子。对应的举措包括修建更多的诊所与鼓励体育锻炼。反性病宣传也是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众多志愿组织在美国纷纷涌现。在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也推动了旨在预防梅毒的大规模公共健康项目。画面上选取了几张警告海报，风格全都相当抽象。

罗斯福新政致力于改善公共健康与提振经济，丝毫不顾谈性色变的传统道德。这场运动甚至包括了《读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大家或许还记得，曾几何时《读者文摘》是一份非常流行且深受尊敬的杂志，订阅用户最多时曾经超过50万，为缺乏时间的忙碌读者提供各种书报摘要。到处的海报都提供了骇人的统计数据，催促人们采取行动，并且为他们提供治愈的希望。比方说画面上这两张海报，左边写着“每十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遭到梅毒的毒手”，右边写着“每十名梅毒病人当中就有六人痊愈，因为他们没有拖延病情。”可以看到画面上方有六个高兴的治愈患者，下面是四个倒霉蛋。美国的国家与地方当局各自展开了宣传运动，不过他们对于梅毒历史的了解往往不太灵通。画面右边是一张哈姆斯泰德镇当局的海报，显示梅毒早在恐龙时代就已存在。随着二战的到来，美国政府更是努力确保海外部队的健康。敌人不只包括冲着你开枪的士兵，还有其他方式也能让你无法作战，这些方式就像子弹或者炸弹一样也是在为德国或者日本的利益服务。美国社会卫生协会在反性病宣传方面尤其活跃。《纽约时报》漫画家C.D.巴奇勒（C. D. Batchelor）设计了一组海报，警告海外美军要小心红颜祸水，不要自取其辱，不要让疾病毁了他们的作战能力。画面上是三张巴奇勒的作品。最右边一张，梅毒作为敌方卧底潜入了兵工厂，企图摧毁美军的战争努力。最右边是化身为美女的梅毒与淋病潜伏在美军基地附近伺机而动。至于中间这幅画， 一位中年绅士向另一位抱怨道：“我儿子在登陆非洲时负伤了。”另一位则不得不承认：“我儿子还没离开美国就让站街的给伤了。”

美国对于有效梅毒疗法的痴迷导致了两场完全无视基本医学伦理原则的临床试验，后来都成了臭名昭著的反面案例。1942年，美国卫生部在阿拉巴马州仔细选择了399名黑人伐木工，让他们在实验开始之前全都感染了梅毒。当局向他们提供了免费的药物和食物，并且告诉他们要治疗他们的“坏血病”。这些人接受了各种药物的治疗，包括水银、砷凡纳明与铋，全都有强烈的副作用。他们甚至还接受了痛苦并且完全无用的脊髓穿刺。有些人接受得是安慰剂疗法，从而作为对照组来对比其他疗法的效果。这批人当中有250人后来参加了兵役登记，军医发现他们感染了梅毒，但是主持实验的人员却试图阻止他们获得治疗。至于剩下的受试者也始终得不到青霉素治疗，直到试验在1972年结束为止，因为有几位关切的医生将这项实验捅给了报界。此时399名最初的被感染者当中已经有28人死于梅毒，100人死于不同的并发症，40人的妻子感染了疾病，她们生下的孩子当中还有19人生来就携带梅毒。这显然是基于种族主义与非自愿的医学实验，或许正因为此事引发的非议才使得如今的非裔美国人不愿接受医疗援助。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促使了针对美国医学界基本伦理标准的彻底修订。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7年向幸存者及其家人进行了道歉。

这绝不是梅毒历史的结束。2010年，一起更加严重的违犯医学伦理案件遭到了揭露。在危地马拉政府的协助下，美国卫生局在1946年到1948年的危地马拉刻意让1500名士兵、妓女、囚犯以及精神病人感染了梅毒，从而测试各种新抗生素的效用。在有些试验当中，美国卫生官员甚至还花钱让妓女与囚犯做爱。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试者接受了完整的青霉素治疗。项目在疗法完全生效之前就停止了，因为当时青霉素很贵。美国政府已经因为这个项目向危地马拉道歉，但是这一案例再次展现了无视医学伦理的做法在当时多么广泛。

随着战后几年抗生素的发展，情况终于有所改变。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青霉素成为了高度有效的抗梅毒疗法，尤其擅长预防母婴传染。到了六十年代，人们普遍相信梅毒将会彻底消失。但是自从六十年代以来，随着避孕药的出现，梅毒病例数量再次上升。如今人们认为梅毒是地方性疾病，主要存在于非洲，就像从前一样与战争、政治冲突以及大规模人口迁徙关系密切，因此在非洲之角地区疫情尤其严重。1999年全球上报了1200万起梅毒病例，尤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不幸的是，艾滋病的到来将其他性病排挤出了新闻头版。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公开讨论艾滋病，但是却依然往往不能公开谈论梅毒，这个话题依然会让人感到羞耻。

对于另一种同样致死的疾病来说，情况则并非如此，而且从来都不曾如此。这种疾病就是肺结核。这种疾病不仅很快遭到驯化，甚至还在文学领域得到了长期的、详细的、充满同情的诠释。下一讲我们就来讨论这种所谓的白色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