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寻乌调查》学习笔记 -- 日月双华

上文的表格格式有点问题，用图片格式重新上传，外加一张当时的寻乌交通示意图。

另一类则是寻乌县城本地的手工业及商业活动

毛主席在书中把寻乌县城本地商业和手工业分成23大类，这23大类是1盐、2杂货、3油、4豆、5屠坊、6酒、7水货、8药材、9黄烟、10裁缝、11伞、12木器、13火店（即旅馆）、14豆腐、15理发、16打铁、17爆竹、18打首饰、19打洋铁、20修钟表、21圩场（即集市）、22娼妓、23同善社（会道门）。这23大类下又各自细分，比如杂货类涵盖131种进口的西洋轻工业品和部分本土手工业品以洋货居多，也包括土布洋布生意。这23类商业活动涵盖了全县商业和手工业的方方面面和全县人口所有的生产生活需要，每个门类都做了详尽调查，并且详细记录了每个行业的店主和代表人物的生平，家庭状况，政治倾向，政治倾向，生意本金大小，主要活动事迹，对待革命的态度等等。下面在书中摘取一例，可以看出毛主席所作的调查的详尽程度。

郭怡和是本钱最小的杂货店，百多块钱本，卖些黄烟、纸煝、蛋、自来火、带子、红绳子、丝线、综条（镶鞋口用）、笔墨、毛巾、洋纱巾、骨扣等等东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参加我们这个调查会的）和他一个老婆，每年吃饭穿衣缴费百多元，生意赚项仅敷了它。他是万安人，十二岁到寻乌，今年五十九岁了。他未来之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乌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历来都是做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面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己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虽只有三千元本，却做得两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大商店。现在是往留车、八尺、牛斗光、车头去买货，那时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却要到寻乌城中他的店来买货。因为那时候的货来源主要是赣州（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吉安亦有来往（紫花布和丝线）。那时候向赣州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钱，货就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不止郭怡和，差不多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兴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就是从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货缴与农民，农民受了重租众利剥削，本来就是穷的，加以前年蝗虫吃了禾，同时又遭旱灾，农民还不起本城商家的账，因此本城商家也还不起梅县、兴宁商家的账，梅县、兴宁商家都不放心缴给人家了。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枪（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后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那时起，就衰了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郭做过两任商会长——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

从上文可以看出，郭友梅家族生意的兴衰，就是寻乌商业兴衰的缩影，在前清时期，本地手工业尚未收到资本主义列强轻工业品的冲击，寻乌作为三省交界的要冲，商业十分兴盛。到民国在广东的洋货冲击下，本地手工业品节节败退，寻乌城的生意也就慢慢衰败了，再加上民国战乱兵灾，农业生产被破坏，农民大量破产，寻乌城的商业更是一落千丈。郭友梅家族做了百年生意，从寻乌城第一商家衰败到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生计，红军来了以后，就跟红军合作，在调查中出了大力。这种濒临破产的商家对待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

那么毛主席为何要做如此详尽的商业调查呢？毛主席在文中说了，

“对于商业内蒙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城市贫民一件事，一般统治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不能把具体工作服方法指示出来，这就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倘若走马观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要了解城市，做出正确的城市斗争指导策略必须深入调查城市工商业，调查城市里的贫民甚至会道门下九流，调查工商业资本家，人口阶级成分，才能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才能争取到城市贫民阶级的支持，党的政权才能在城市扎下根。在土地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注意到了城市开展革命斗争工作的方法。

在本章末尾，还给出了寻乌县城的人口和阶级成分政治地位的统计。

职业 人口数 百分比

农民 1620 60

手工业者 297 11

游民 270 10

娼妓 162 6

商人 135 5

政府机关 100 4

地主 78 3

宗教徒 22 少于1

总计 2684 100

土地革命以前，寻乌城的统治阶级就是占人口百分之13的商人地主天主教耶稣教传教士。做完以上抽丝剥茧的详细调查，说明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对寻乌城整体已经了然于胸，旧统治阶级的一切活动在红军眼中都无所遁形，再也翻不出什么浪了。所以毛主席才说调查问题就是解决问题，正确的斗争策略只能从正确的调查研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