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情绪价值 -- 达闻奇

这篇文章本来是我的《佩婆窜台、男性气概与上党之围》系列之“俄乌风云”篇中的一章，但因为牵涉的问题实在太过重要，因此还是单独发出来。

虽然很重要，但因为去年年底到今年初的一系列事情，这篇文章的某些内容似乎又有些“过时”了。我曾经说过，我在河里因为与大多数的主流意见相左，因此经常受到质疑。我能够“自证”的为数不多的点，便是对未来形势的预判能力。

我在河里讨论键政问题时，经常遇到民族主义者气呼呼、甚至有点眼圈红红地质问我：你为什么反对民族主义？你凭什么反对民族主义？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义正辞严，大义凛然，在庄重严肃的氛围上，又常常带有一种幽默感。

其实我并不真正反对民族主义，我在上面的系列文章中说过，我比较赞同以何新、汪晖、甘阳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老民族主义，而对2012年以来以网络键政为代表的新民族主义则不置可否。我认为从去年俄乌、八二、新冠疫情放开为止的这一波三连杀，主要反映的倒不是民族主义的失败，而是新民族主义者的失败。甚至新民族主义中的若干理念，至今仍有可取之处。

而新民族主义者的失败，一是他们对当下缺少客观正确的认知，二是对未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一切，都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就是新民族主义者身上大多带着汹涌澎湃的情绪。

而这又分为两个问题，一是新民族主义者身上的这股情绪从何而来，二是，为何对情绪不加以控制。众所周知，学会控制情绪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而麻烦的是，在一个论坛上，其他人的情绪是会受到论坛中情绪热烈人的传染和裹挟的。新民族主义者的激情澎湃，客观上，把一贯被认为是中文键政中水平最高的西西河变成了一个情绪的集散地和传播场。

甚至这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何情绪问题在当下的环境中如此重要。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在基本的生存、安全需求之上，所谓的归属需求、尊重需求都与情绪有关。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追求“自我实现”。这样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当一个人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后，情绪价值就成了唯一重要的东西。

但情绪的传染性和矛盾性（一个人过度释放情绪会激发他人的负面情绪），使得情绪控制是普通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虽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情绪控制的要求各不一样。但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的要求尤为不同。

整体上，中国人对于情绪控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着。这种特别性使得中国人在世界眼中是以隐忍、克制而出名。

拿西方来对比，比如奥斯卡影片《健听女孩》中的鲁比父母。鲁比一家都是渔民，经常出海打渔。鲁比的母亲是前选美小姐，相貌身材仍风韵犹存。由于经常接触水，父母身上长了股藓，医生告诉他们，最好两周不要有亲密行为，避免皮肤接触。鲁比翻译之后（父母都是聋哑人），父母忙不迭地表示：绝不可能！

虽然性跟情绪不是一回事，但本质是相似的。西方人尤其欧美人对于情绪控制，没有中国人那么热衷和普遍。在我看来，这是由于中国人把“情绪自由”这件事放在非常靠后的位置。

而为何如此呢？我思考的结果，是因为中国人生活的重心是“阶层跃升”。

中国人既尊老爱幼，又把“阶层跃升”作为生活的核心，所以情绪问题就变成了换取“阶层跃升”的代价。

在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关系里，下位一方为上位者克制自己的情绪，并观察上位者的情绪，为其解决从情绪到利益的一系列问题，是下位者的责任。作为交换，上位者提供下位修炼和阶层跃升的可能性。

这么做确实有一些风险，就是并非人人有机会阶层跃升。所以对一般人来说，控制情绪的必要性需要一点信仰。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于普通人来说，七十实在太老了。

而一个人真正有了情绪自由的权力，有两种情况，一是已经在阶级关系里到了顶，自然可以自由；二是，对于人生目标，不管是阶级跃升还是其他的，已经实现无望。用之前某个综艺里一句话：“绝望了就自由了。”

以前看《汉武大帝》时，有一个情节印象令我很深刻。汉景帝去世后，一直由窦太皇太后把持朝政，年轻的刘彻没有机会充分施展自己的手脚。

建元六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朝的政治格局终于发生根本变动。后宫中，长公主和皇后阿娇第一时间去拜会已经成为后宫之主的王太后，却吃了个闭门羹。曾经备受荣宠的长公主遇到前来的国舅田蚡说：“人去人情去，太皇太后尸骨未寒，人家就要把我们撵出去了！”

田蚡去见王太后，劝说：“姐姐，此时尘埃尚未落定，万不可图一时痛快。”王太后说：“我图的就是这一时痛快！”

至于“绝望了就自由了”，那更不难想象。比如，如果现在确定世界末日了，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放飞自我，就如《流浪地球》中木星危机和月球危机时那样，打砸抢到处爆发。

那，蔓延于西西河键政的这股持续数年的情绪解放浪潮，到底是到顶了，还是绝望了呢？

初看起来，似乎是到顶了。因为数年来，不仅新民族主义者，很多普通河友都非常笃信了“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不仅是由于“厉害了，我的国”以来的新民族主义宣贯，客观上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还在于在中国实力还没有那么崛起的年代，西西河就已经是以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中国价值而闻名了。

但客观上，我却觉得河里“情绪自由”的根本原因，更多是出于第二种可能：绝望了。

为何这么说呢？我们需要辨析的是，中国人根本情结在于“阶层跃升”，而阶层跃升也是贯穿改开四十年的主线。

以中国的整个国家民族为单位，相对西方实现“整体的阶层跃升”，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种变化从新中国，到改开，到入世，尤其是2008金融危机后西方普遍过巅峰期后，愈来愈成为主旋律。

但我们也需要承认，真正的大多数人所追求的阶层跃升，主要是指要比身边的人过得好。而改开几十年来，各种财富神话、市场神话都不断鼓舞着人们，似乎阶层跃升的窗户是向所有人打开的，所谓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如果不行，那是你自己不行。

而这种乐观的预期，在近几年，尤其是2015股灾和之后的房地产飙升中，已经消弭了。在此我想要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心态的逆转有其更深刻的根源。

阶层跃升有两种，一种是绝对的，一种是相对的。比如解放前我们普通人家可能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现在可以顿顿吃肉了，这是绝对的阶层跃升。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身边的人、比我熟悉的人过得更好。这更接近于一种“零和游戏”，即我比你好，那么你必然比我差，我们之中只能有一个享受到这种快乐。当然，他也可以从相对比他差的阶层中获取快乐或者说优越感，但这未必能真的填补原有的缺失。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或者新中国建立时承诺的是那个平等的、充满希望的没有阶层差距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所有关于阶层问题的想法甚至幻想，就都失去了合理性的。如果说共产主义乌托邦在众人眼中本来就是云上天国，空中楼阁（“共产主义太渺茫”），那么至少改开发端时领导人做出过“共同富裕”的憧憬，抑或承诺。

也就是说，从“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那个美好乌托邦愿景，到“阶层跃升”，我们已经绝望了一次，背叛了一次自己。

而时至今日，“共同富裕”的愿景已经事实破产，连其弱化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帕累托改进（另一部分人不能更贫穷）也已不存在。

所以，哪怕在再长的时间轴上，让后来者有理论上的阶层跃升的可能性，也已经失去意义了。

说到此处，似乎自然而然导向一个结论：想要更多的上升可能性，只能向外征服，于是新民族主义的道路似乎有了合理性。

所以我们终于为河里——也不只是河里，包括观网、B站、知乎的部分——的这股蓬勃的情绪找到了来由。

可是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征服也不是你想征服就能征服。征服的基础在于实力。

而这就又回到了一个认知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说，当今的大多数新民族主义者是非常缺失的。

在实力上，新民族主义将实力片面等同于军事实力，又将军事实力等同于先进武器，而后又将其等同于先进技术。当指出在先进技术上我们与最强者比如美国并没有绝对优势甚至有很多不足时，又有人转而用数量或其他的优势（比如996）来弥补这些方面的缺失。

所以新民族主义与帝国思维有相当的勾连性，而不断的“情绪自激”也给了民族情绪越来越多徜徉的舞台。

我们都见过那种成功学培训的场景：全场的人跟着老师不断重复“我很好，我很爱我自己！”这种不断的重复确实可以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集体性的重复更可以变成一种巨大的潜意识能量。

但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期望都不能无限制的加码，最终是要变现的。而去年一整年的实践，就是这种认知逐步走向破产的过程。

在这点上，即便我们对领导层有再多的抱怨，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一次事情不能验证，那么三次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领导人已经替我们做出了判断。无论我们多么强调自己受到“心理伤害”、“精神内耗”，或者认为决策层比普通百姓更为“自卑、懦弱甚至背叛”，它在强大的唯物论面前，都不值一提。

但请注意，我在这里并不是宣扬悲观主义情绪。因为所谓悲观，乐观，都是建立在你对当下的认知和对未来的预期上的。如果当下是100，预期是120，而舆论对当下的认知是150，预期是1000，那么无论对当下还是现实都会导向悲观的结论。

所以，这就是这些年来新民族主义不断创造“认知溢价”的结果。尤其是在疫情放开这件事上。毕竟，在俄乌和八二问题上的误判还可以归咎到个别专业人士和喉舌对大家的“误导”。

而对疫情三年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的确切认知，在放开之前，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其中根本性的原因，还是要回到“阶层跃升”上来。举个例子，刘强东成功之后，以一己之力支援了家乡宿迁很多方面，比如替家乡增加就业等等（京东客服很多设立在宿迁）。2017年，刘强东回宿迁老家时给村里的老人每人发了10000元红包，每个人10000元，100个人就是100万。

而这里面的道理，他的老乡项羽在几千年前就替其总结了：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老年人的认可”是对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最高奖励。所以即便是获得了阶层跃升，没有老年人的最终“盖章认定”，也是不完善的。

而在四十年改开中，阶层跃升的一个重要作用也是给老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项羽的那句话改造一下：富贵不行孝，如瞎子点灯。

在疫情之前，虽然过去若干年泡沫经济的弊端已经涌现，2019年已经出现了“2019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的说法，但很多人，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从“阶层跃升”的梦中醒来，还期望着将来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而疫情三年，实际上给了这种理想愿景一个慢慢“落地”的过程，就如同气球慢慢地放气。因此，一部分人的憧憬还不至于这么快破灭，甚至将“阶层跃升”在不知不觉中切换成了“岁月静好”。

但老年人的成批死亡，则真正戳破了这个期望，让“阶层跃升”真正变成了无源之水。

而这，从根本上封死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也因此，情绪价值就成了世俗生活中唯一能追求的东西。

总结一下：

1. 情绪很重要，日常生活中除了衣食住行，剩下的主要都是情绪问题。

2. 中国人尤其重视“情绪控制”，把情绪自由放在很靠后的位置，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追求阶层跃升。

3. 从共产主义理想到阶层跃升追求，我们已经绝望过，背叛了一次自己。

4. 改开后不断宣传扩大的财富神话，给阶层跃升提供了现实路径。

5. 因改开红利渐尽、国际大环境的恶劣等原因，阶层跃升空间变窄，加剧了大家的情绪焦虑，而中国人长期压抑情绪的习惯，在遇到预期落空后，会加倍爆发出情绪需求。

6. 这造成了情绪释放要求的极度膨胀，而新民族主义为这种情绪释放提供了出口。

7. 而这种释放在碰到了现实的“墙”后，最终反噬自身。

8. 在现实碰壁后，新民族主义不得不给自己创造新的对立面，而情绪释放从狂热民族主义转向恐怖民族主义，比如宣扬国外开发了“纳米机器人病毒”等；并在内部不断寻找“敌人”。因此，二元对立，党同伐异，将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