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看《狂飙》的吗？ -- 千年大计

首先，正义的“反”腐败力量要取得最后的压倒性的胜利，而且，关键的一点是，这种胜利需要有一个前提：在代表了党和国家本质的更高权力的富于洞察力和坚强有力的统揽和控制下。所以，在小说中，这些更高的权力一般都出现在小说情节进展的后三分之一的段落，因为，它们的现身将意味着在地方一级上猖狂的“腐败”分子要面临着致命的打击，这也就标志着故事要进入高潮和结束部分了。

这种情节设计是“反腐剧”“反腐小说”的主要标志，它强调了党所代表的正义秩序的本质，以及它对“腐败”的非本质部分的祛除机制。有限度地展现“腐败”然后靠党自身的力量“反”之而成功，才是真正的“反腐败”小说，这种写作惯例是区分小说是否属于“主旋律”的根本性特征。其实，依靠党的力量“反腐败”，或者说“坚持共产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绝对领导”一直是国家“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原则，其深层的政治意义是不难理解的。这条原则也自然应该成为“主旋律”小说意识形态表达的原则。

其次，党的“反腐败”力量与“民心”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反腐败”小说都会书写对腐败深恶痛绝并热心、勇敢参与“反腐败”的一般民众形象，这一群体的构成以底层民众（腐败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比如《人民的名义》里的王文革和大风厂工人、《抉择》中的老工人夏玉莲及纺织厂工人、《龙年档案》中的陶兰老师和煤矿工人）或普通公务员（《苍天在上》中掩护受到打击的反贪局长郑彦章的医护人员）为主，他们以各种体制外的方式进行民间的反腐行动，从而有力地配合、促进了体制内的“反腐”活动，甚至成为“反腐”成败的转折点。

一方面，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腐败”一直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反腐败”问题上的体现，也是党的理论、政策的经典表述。

另一方面，如果将“反腐败”仅仅处理为党或国家或相关职能部门的公事单打独斗，即使获得完全的成功，也将遗留下意识形态的负面效应。这是显而易见的，假如人民群众对体制内的“反腐败”行动保持了冷淡的不介入姿态，或坚持了某种方式的独立于体制的反“腐败”行动，都将表现出对国家和党的不信任，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使腐败上升为国家或党的本质性的一部分。

党的领导与群众支持是“主旋律”的基本叙事要求，它们对应于党对“反腐败”问题的解释。 反腐败“由谁来领导、依靠谁”是关系反腐败前途的重大政治问题。

（虽然在这些“反腐剧”和“反腐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是人民群众起到的次要作用甚至是微小作用，但好歹也是起到作用的，并不是像有些官斗文里就是一个工具般的陪衬板甚至连名字都不配拥有，这也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少的，这一点奢望台上衮衮诸公也能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甚至主要作用。还是那句老话，“整党也好，反腐也罢，不依靠人民依靠什么？靠几个领导干部拿着高音喇叭喊几声吗？”😅）

综上，不难发现，这些剧和小说总是归结为正义的、党领导下的反腐力量与民心的高度同一性，且以后者为绝对的主导，二者的重合使代表党的性质的反腐英雄获得了“人民性”，“反腐败”就成为一场由党与人民一道戮力同心祛除自身的非本质部分的战斗。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党的健康本质的代理者的反腐力量也就自然成为人民的意志与根本利益的代表。

有批评家就对《抉择》的一段评价即很好地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角度：

虽然具有维护现实秩序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但对于许多“反腐剧”“反腐小说”来说，这种功能却并非作家写作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对他们而言，这种意识形态表达的“框架”性要求、叙事成规是“反腐败”小说写作为实现其真正的目标所不得不接受的前提与限定，主流意识形态的模式化程式既是他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次妥协，也是一种掩护。他们的真正创作目标在于对腐败现象的揭示，并传达对现实体制的批判性思考。

“反腐剧”“反腐小说”把极大的笔墨放在对腐败现象、过程、场面的揭示上，在某种意义上，几近是一种刻意地渲染，从中不难发现一种强烈的愤激，这显然已经超离了官方所谓“人民群众很有意见”，它已经具有了对现实秩序本身的质疑。诚然，既云“反腐小说”，当然应首先呈现腐败及其严重性，但活生生的腐败场景还是具有对现实秩序的解构作用。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很多小说中，作家对“腐败”本身的写作热情已大大超出了“反腐败”的热情和小说写作逻辑上的需要，在呈现“腐败”的写作环节上，无论从笔墨还是情绪上都呈现出一种无节制与放纵的失控，从这一点上，倒是可以看出“反腐”小说与晚清公案小说与黑幕小说的联系（比如张平的小说）🤣

就像张胜友说的：

另外，借反面人物之口传达作家本人的批判性思考，也是“反腐败”作品质疑现实秩序的常用手法。有许多对体制弊病的判断不方便由作品叙事人给出，于是转移到反面人物的自叙中进行，对于这种分明“不对”乃至反动的言论，作品随之通过正面人物和小说叙事人的反驳加以痛斥，但借这种方式的掩护，作者也大胆地表达对体制问题的思考：如在《天怒》中焦东方对堂妹焦小玉的那番“肺腑之言”（很有江西周喆的“家族传承吾辈责”之味）和郝主任对焦鹏举秘书的“言传身教”之语；在《抉择》中“腐败”厂长在对主人公李高成威逼利诱时所做的“当官不腐败纯是白痴”的长篇大论令人震惊；在《绝对权力》也借靠买通政府内部人来掠夺社会财富的金字塔集团董事长金启明之口道出了钱、权互相配合、转化的一番“道理”；在《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绝望无奈地喊出“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是工具！”之语……几乎每部“反腐败”作品都有这种通过反面人物进行的对“腐败”、“反腐败”甚至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谈论乃至长篇大论。如果从作品艺术的角度看，它们可以被视为废墨与赘笔，但其实，从另一种角度看，也可以说，这才是作家们真正的笔墨重心，他们所意欲传达的警策之句往往就在这里。

这些引起重要社会反响的具有代表性的“反腐败”作品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腐败”力量与“反腐败”力量之间的非对称性，前者总是具有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至少在斗争的一开始是如此（如《抉择》《苍天在上》《绝对权力》《人民的名义》《沉默的真相》以及最近热播的《狂飙》等）。这种斗争的非对称性往往呈现为一个孤独的个人与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腐败的组织网络之间的对抗。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孤独的、势单力薄的英雄不但受到掌控着权力的腐败群体的刁难、打压与迫害，而且在背上处分、降调岗位甚至带上开除公职、陷害入狱等污点后还受到不明真相的人们的误解，他所能依傍的只是内心的力量——与腐败斗争的意志、正义必胜的信念（虽然这种表现方法非常突出个人英雄主义”）。在这些作品中，包裹反腐英雄的现实是一团糟的，不夸张地甚至可以说一句“全烂掉了”。

“反腐败”作品的这种现实描绘事实上已大大超出了“腐败”是局部现象的说法，与“腐败分子只是个别的害群之马”的表述也存在较大距离。

于是，“反腐败”成为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在这场生死对决中，正义的胜利带有非必然性和较大的偶然性，正义必胜的信念是脆弱的，缺乏任何现实逻辑的支撑，任何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只要不是傻子都会明白，大结局中那最后到来的“反腐败”的胜利只是一次侥幸，在现实中如果真的存在也只能是小概率事件。可以说，它的胜利是对逻辑的公然反对，它的实现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的叠加、累积：假如《抉择》中的市委书记杨诚也是“腐败分子”，那李高成就失去了翻身的机会，永远被打倒了；假如《人民的名义》中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或者老检察长陈岩石也是“腐败分子”或是“包庇腐败分子”，那高育良、祁同伟这些人也依然身居高位，更不用说如果不是2012年的中央政治大站队有了结果，那已是副国级的赵立春也不会被倒台；假如《狂飙》中的徐忠、纪泽也是“腐败分子”，那安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反腐败”作品充满了这种成功的偶然性，成功的逻辑链条是脆弱的，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可能断开，但这决不是作者的设计失误，而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即，为了特别的用意，作者们故意设计了这种高度脆弱的偶然性，事实上，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提醒读者、观众这种成功的偶然性、非可能性。

比如张平、陆天明和周梅森的小说，他们的重点都是写“腐败”力量对“反腐败”力量的压抑与挤压，以及后者的挣扎与突围，我们可以说，问题的最后解决是极其潦草的，敷衍的。最后到来的转机是高度偶然的，那是一种几近绝望时的最后营救，在一切都陷入困境，正义力量面临着被最后一击而扑杀，或依靠自身力量再也难以将“反腐败”行动向前推进时，正义的最后力量——上级、高层领导的批示才突然降落……

“反腐剧”和“反腐小说”等都已经在事实上用隐晦的方式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和观众，这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对抗“国家”的行动。它传达了一种体制力量不堪信任、无可指望的意味。

另外，作品中的还有些公权私用的“反腐败”，这当然是出于正义的目的，但在本质上这种奇特的公权私用也是一种对公共权力的非法使用（更别说在“程序正义”的话题中了），那么问题随之而来，谁又能阻止那些出于非正义目的，出于个人利益的对权力的使用呢？😥🤔😓

于是，

“反腐败”也不得不使用和“腐败”一样的前提和逻辑。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