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发现夏鼎、夏代文字及老子 -- 张新泉

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人祭现象迅速退场，并且从人们的记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传世文献里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周文王曾经在殷都生活，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仪式，这些都被他写进了《易经》，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种惨状，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由于某些特殊的考虑，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解读出一部分。

当然，文王作《易经》，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而这是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坤》六三爻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高亨先生考证，“含章”就是“翦商”二字，故而“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通过占卜（贞）来预测。《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之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且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最早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人孔子。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五百年，故而，他的“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周公执政时期不仅禁止人祭、人奠基和人殉行为，同时还禁止在书面文献中提及商人的这些风俗，结果，铲除人祭的记录也和人祭行 为一起消失了，只剩下了地层中那些无法销毁的遗迹。

但是在文字记录之外，人们还有口传的历史记忆，这是朝廷禁令难以销毁的。可以合理推测，有关商代人祭行为的记忆仍会在周朝的民间和贵族中私下流传，成为和官方意识形态很不同的暗黑历史记忆。

到春秋中期，商朝灭亡四五百年后，周王室的权威已不复存在， 各诸侯国的自主性空前增加，关于人祭的暗黑记忆也开始浮出地表, 甚至变成个别诸侯国的官方行为。

公元前641年，志大才疏的宋国国君襄公试图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命令帮国去攻打部国。这两个小国均为东夷系，位于今鲁南地区枣庄 市附近。结果，帮国人俘虏了部国国君，并将其献祭给了 “次睢之社”， 即次睢的土地之神。

公元前532年，鲁国也出现了使用人牲的现象。当时掌握鲁国 实权的贵族季平子带兵讨伐莒国后，把俘获的俘虏献祭给了 “亳社”。 《左传・昭公十年》对此事记载是:“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邺,献俘， 始用人于亳社。”公元前531年，楚灵王灭蔡国，用蔡国太子献祭岗山之神，史书 亦记下了楚国贵族申无宇对灵王的批评：“楚子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申无宇曰：‘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

这几次人祭事件显示，在春秋中晚期，人祭活动曾在官方层面有 过局部复活。其中，宋为商人之后，楚是南蛮，其复兴人祭或尚可理 解，而鲁国国君（包括季氏）乃是周公后人，复活人祭实在颇不寻常。 从渊源上，当初周人禁绝人祭所采取的“只做不说”的方式，应该也 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没有形成确定的历史结论），随着岁月流逝，后 人很可能对隐秘流传的人祭历史产生了误读。

当 时还有制作陶人俑随葬和埋入祭祀坑的习俗，结果遭到孔子诅咒：“始 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对此的解释是，孔子讨厌这种模拟用人殉 葬的行为，“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和多数人不同， 孔子的职业是整理上古史的学者，他很可能是在晚年破解了商周之际 的一些隐秘往事，担心用陶俑随葬会唤起人们对人祭时代的记忆。

对于宗教之于商周两朝的作用，以及之于人的影响，孔子曾有过 一番颇不寻常的总结：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 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大意是说，殷商统治者尊崇神，要求民众必须敬神，对鬼神的重视程 度超过正常礼俗，对民众的刑罚多于奖赏，多威严而缺少亲和力。这 造成了民众性情躁动不安、争强好胜、缺少羞耻感的缺点。

周朝统治者则推崇世俗的礼仪，对民众比较宽容，虽然敬拜鬼神， 但不让它们干预人间事务，更重视人间的世俗秩序和信用，人间的身 份等级则依据爵位高低有所区别，有亲和力，但缺少威严。这造成了 民众趋利且心计巧诈，善于掩饰欲望和自我包装，心中少有真诚，奸 滑而有欺骗性的缺点。

孔子描绘的殷周之区别，在古代文献里可谓独家，不仅如此，现 代考古学展示的商代文化和孔子的总结也非常一致。

鲁国执政者季平子用莒人俘虏献祭的那一年，孔子二十岁，正在季平子的采邑里从事基层小吏工作，所以，这次人祭在曲阜造成的恐 怖传闻，肯定会对孔子有所影响。

孔子虽是鲁国人，但他的先祖出自宋国国君家族，所以他是商人 后裔。而当孔子从事文献整理与学术工作后，他的身份自然会让他对 商周之际的历史产生很大兴趣。

在《论语》和《礼记》里，孔子经常比较殷、周乃至夏三代的文 化制度异同，类似什么“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等。（《礼记•明堂位》） 当然，这些比较的结果自然是，商周制度大同小异。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 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孔子还说：“周监（鉴）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侑》）这都和周公奠定的官方历史论调完全相同。

但是，前述孔子关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 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的描述，却 又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绝无仅有的，不仅不符合周朝官方的政治正确， 而且孔子的信息来源也是个谜。

我们至少知道的是，在孔子的春秋时代，上述“殷人”的特征早 已经消失。宋国是商王族的继承者，但宋国上层已被周人完全同化， 有时固然争强好胜，但主要还是为面子，或者说是周人文化里的“贵 族精神”，绝对不是为了利益的“胜而无耻”。以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的宋襄公为例，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和楚国的 “泓之战”。宋襄公风格甚高，不肯攻击正在渡河及未成列的楚国军队， 结果惨败，受伤而死，而且死前还振振有词地自我辩护，阐述道义是 战争的首要原则：“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可见，宋襄公 绝对不是“无耻”，而是耻感过分发达。至于崇拜鬼神的程度，宋国 人也不比春秋列国更严重。

但前述孔子关于商周文化之别的评价显示，即便是在周公五百年 之后，应该也还存在着碎片化的关于商朝的真实历史记忆。考虑到孔 子是专职搜集历史文献的学者，待他收集起足够多的关于商朝的碎片 化知识后，是有可能逐渐拼合出一些“非官方”版本的真实历史的。

其实，这在《论语》里有些迹象。

在周公版的历史中，商人从没有过残忍的人祭宗教，商朝的灭亡 只是因为纣王-帝辛个人的道德堕落，但孔子的学生子贡却试图为纣 王“翻案”：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 归焉。（《论语•子张》）

大意是说，纣王的恶行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过分，这就像是一个地 方被当成了垃圾场，人们就专门往那里丢垃圾，纣王的形象也是被这 样堆积出来的。

在《论语》中，这段话是和子贡为晚年孔子辩护的几段话放在 一起的。子贡是孔子晚年最信赖的学生，孔门十哲之一，复姓端木， 殷商旧地卫国人，所以很可能也是商人后裔。这么说来，他和孔子 可能有遥远的同族亲缘。据此，这师徒二人显然交流过一些官方版 之外的商代秘史。子贡这段话被载入《论语》，说明编辑《论语》的 孔门弟子认可其权威性。

而孔子很可能就是从《易经》开始探索真实的商代的。从可靠的 文献史料看，孔子平生从不关注“算命”问题，也从未给自己或别人 占算过命运，不管是用甲骨还是易卦。孔子最常谈论的是诗、书、礼、 乐，但他几乎从未对《易经》发表过评论。

然而，到了晚年，孔子却突然对《易经》产生了兴趣，他说：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论语•述而》里的这则记载很可靠，但具体含义有争议。有人将其 解读为：“我如果能多活几年，比如五年或十年，用来学习《易经》, 就不会有大错误了！”或者：“如果这几年我能重新再来一次，我会 从五十岁开始学习《易经》，也就不会有大错误了！”

不管是哪种解释，这都是孔子晚年才会有的感慨。《史记》与此 相关的记载是，孔子晚年频繁地研读《易经》，结果编竹简的皮条磨 损严重，经常断裂，所谓“韦编三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 绝。日：“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

《礼记•礼运》还记载，孔子曾对弟子言偃（子游）说：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为之做“正义”的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这部《坤乾》是殷商（宋） 人版本的易卦占算书，“谓得殷家阴阳之书也”，它的坤卦排在乾卦前 面，和《易经》相反，所以称为《坤乾》。

这个说法已经难以验证，但在此之前，孔子肯定有机会读到文王 的《易经》。如前所述，韩宣子访问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 与鲁《春秋》'，而孔子离开鲁国去宋国，发生在他五十七岁这年，也 就是说，从五十岁到五十六岁期间，他一直身处鲁国高层，完全有条 件读到官方收藏的周公注解版《易经》。

作为周公后人，鲁国人对《易经》的理解可能非常阳光，完全沿 用周公《象辞》的曲解，从而使孔子没有意识到它的史料价值。但当 在宋国得到《坤乾》时，孔子却可能会获悉某些保存于《易经》中的 真实的商周之际历史，毕竟，作为商人后裔的宋国最有可能保存这种 暗黑记忆。

司马迁认为，《易传》里的《系辞》是孔子所作。其实，这应当 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观点。《系辞》对《易经》（文王卦爻辞）的来 历有个推测，认为它是殷商末期周族兴起时的产物，内容主要是周文 王和商纣王交往的事件，所以充满了危机之辞，所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 事邪？是故其辞危。

此外，《系辞》还认为《易经》的作者充满了忧患之情：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这种理解已经很接近真实的文王时期，而和周公的《象辞》很不 一致，说明五十七岁之后的孔子已发掘出越来越多当年被周公隐藏的 真相（商朝的血祭文化）。但是，孔子没有继续点破真相，而是频繁 地翻检《易经》，以至“韦编三绝”。或许，孔子正是想从隐晦而杂乱 的文王卦爻辞中复原出尽可能多的内容。

今天的我们对商代的有效知识主要来自出土的遗址和甲骨文，而 这只是商代极为有限的局部片段，犹如管中窥豹；而孔子通过收集当 时的口述史与文献（孔子能见到的文献要比今天多得多）也同样可以 建立起一部分有效知识。因此，孔子对商代的认知和现代人的认知应 当存在一些交集，但也会有互不重合的部分。

可以合理推测，孔子应该就是在逐渐认知真实商朝文化的过程 中，更加理解了周公当年为何一定要埋葬商朝的真历史而重构一套夏 商史。

孔子是商王族后裔，他应该会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的机会，还 替他们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记忆，让子孙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周公的 这些宽容而伟大的事迹，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又终被孔子再次破译。 这或许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

孔子甚至常常梦到周公，而周公本以为武王解梦著称。只有到临 终前，孔子才感慨很难梦到周公了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孔子梦周公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 理解，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虚假，但将其放在真实的商 周之际的历史背景中就好理解了 ：越是接近商文化的残酷真相，孔子 就越是对周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激。换句话说，从民族间的征服与杀 戮走向和解与融合，孔子是受益者，也是这段隐秘史的破译者。他有 太多想说又不能明说的，只能在梦中倾诉。

孔子晚年最重大的工作，是编辑儒家经典“六经”。

这是按照周公精神对历史文献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整理。 “六经”成书后，从上古到孔子时代的历史叙事的权威版本就此诞生， 也标志着周公开创新华夏、埋葬旧华夏的工作得以正式完成。而孔子 则以此向周公致敬，并参与、发展了周公的事业。

本书目的之一是再现夏商周更迭的历史，所以使用了 “六经”中 的很多史料素材，但也对有些史料进行了辨析，指出其不可靠或刻意 作伪之处。

“六经”具体是指《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易经》《春秋》。 其中，《诗经》《尚书》《易经》包含大量商周易代时期的史料。在“六 经”成书之前，社会上传抄流行的主要是单篇文章，真伪混杂，质量 良莠不齐。为此，孔子选择了最可信且符合周公精神的汇编成书，而 不符合这两点的篇章就逐渐失传了。

《诗经》记载了周族从姜嫄、后稷以来的多篇史诗，包括周族早 期历史、文王确立翦商大计、武王的灭商战争、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以 及对商文化的改造等，属于经过周公修订的官方正式版本。

孔子继承周公事业的用心，则主要表现在他对《尚书》的编辑 和选裁上。在收入“六 经”之前，《尚书》中各篇都是单行本，基本规律是越古老的越不可信， 内容大都是西周及之后的人按照周公重写上古历史的精神，虚构了尧 舜禹和夏商时期的很多帝王故事和讲话稿，基本是周公式的道德说教， 不具备史料价值。当然，也会有个别真正的商代文献，比如盘庚迁都 的讲话稿，内容上和周公精神抵触不大，或者已经被周公授意删削过， 所以保留了下来。总之，这些真真假假的篇章被孔子分别收入了《尚书》 的《虞书》《夏书》和《商书》部分。而《周书》部分，则多数是周朝的官方文献，作伪的成分较少， 而且肯定符合周公精神，所以在整部《尚书》里，商末周初这部分占 的比重最大。

此外， 在西周朝，还有人写了一些关于商周之际的历史篇章，他们显然部分 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但并不完全遵循周公精神，所以和周公版文献 很不一样。比如，有些文稿记载，灭商之前的武王生活在对商朝的恐 惧之中，经常夜不成寐，需要周公的宽慰，但里面记载的周公的长篇 大论有明显的虚构成分，因为兄弟二人的深夜谈话不可能被如实记录 下来。还有的文稿记载了武王灭商后曾大量屠杀商人俘虏进行献祭, 但关于人祭过程的描写不仅完全符合殷墟甲骨卜辞的记录，而且比卜 辞更细致，这显然也不符合周公精神。

这些稍有违背周公精神的历史篇章，并没有被孔子收录进《尚 书》，但经过孔门的汇集、抄写和校勘，也形成了一个汇编本，被命 名为《逸周书》，意思是“未能收入《尚书•周书》的文献”。开始的 时候，《逸周书》可能只保存在孔门内部，只有少数弟子说得清这部 离经叛道的书的来历。而到了战国之后，真正的商代历史已经被彻底 遗忘，以“六经”为代表的周公版历史成了唯一的存在，所以《逸周 书》虽然没有失传，但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处境一直比较尴尬， 不太受学者重视。只有到现代考古学诞生和商代遗址发掘后，人们这 才发现，它的有些内容居然很符合商文化的本来面貌。

至于《易经》，孔子虽然很精准地选择了文王而非春秋时流行的 其他版本，但却继续奉行周公的 原则，在给弟子讲授《易经》时，尽量避开商末的真实历史，重点从 《易经》文本引申出宇宙秩序和社会伦理。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周王室早已丧失权威，诸侯列国并不真 正关心所谓文化建设或王朝合法性问题，编辑“六经”可以说完全是 孔子个人的追求，但此举确实继承了周公的事业，实现了周公的目的： 掩埋真正的商文化，用重构的道德历史建构华夏文明起源。

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孔子则把这 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形成盖棺定论的“六经”经典，传递给后世: 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如此，再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