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金秋盛会 -- 神仙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视察了位于首都圣地亚哥的一间未来主义格调操作室。它似乎更像是库布里克电影中的场景，而不像是一个南美洲国家政府在经济战争中的指挥中心。在这间充满七十年代现代主义美学的六角形房间里，智利全国的经济数据经由电传机网络（telex）汇聚于此。而控制论（cybernetics）——一门试图构建生物、机器和社会系统之间共性的战后通讯和控制科学，将帮助阿连德实现他承诺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社会主义变革。 它的创造者预计，政府的工业管理者将根据国家经济活动的实时数据和宏观视图做出快速决策，进而通往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生活的民主管理。这就是“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曾经真实存在于二十世纪历史中的“大数据”社会主义乌托邦——一个来自南美洲的控制论互联网革命。

为了达成在内忧外患中完成工业国有化和经济增长的紧迫目标，阿连德任命了年轻的财政和技术官费尔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实验新的管理办法。在阅读了英国管理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的著作后，弗洛雷斯发现比尔的控制论思想跟智利的民主社会主义方案之间存在高度的亲缘性。一九六〇年代，比尔在英国致力于改造大型工厂中传统的中央到部门层层传达、指令式的管理理念。从控制论的稳态（homeostasis）类比出发，比尔将企业视为一个各部门之间协同的有机体，而管理的目标是对有机体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只在必要时给出干预。

这种强调组织自主性的技术架构符合了智利社会主义政府在上台第一年想要达成的政治目标——非强制的计划经济国有化和生产力发展。于是弗洛雷斯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向这位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英国科学家发出邀请，问比尔是否有兴趣将他的控制论实验应用于一个国家的管理。这个天方夜谭般的提议改变了英国人此后的人生轨迹。比尔欣然远赴南半球的狭长国度，和这里的年轻团队投入了废寝忘食的工作。由此，政治创新激发了技术创新，接下来信息技术的创新则要进一步实现政治目标所需要的经济和文化改造。

不过，随着项目的进展，团队成员们发现赛博协同不仅具备改善管理效率的功能，而且可以作为一种技术中介来实施符合智利社会主义理想的组织方式。弗洛雷斯认为智利的工业管理机构必须转变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从国家行政和长期计划，转为实时行动和日常决策。既不像苏联那样将计划产量从中央向下逐级指派，也不像美国那样依靠自由市场调节，而是一种去中心化、非官僚式，既保证企业和社会的自主性又能实现快速实时干预的经济政策。于是阿连德要求比尔在赛博协同项目中探索一条在国家计划框架内，依然纳入工厂自主经营权和工人参与机制的方法。而比尔认为一个信息充分交换的国家联网系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技术架构。

那么，技术人员如何尝试将政治价值观注入技术人造物之中呢？首先，比尔希望在工厂经理和国家计划部门之间建立一种诚实而负责的关系。他认为，联网汇聚的统计概况将使得管理者难以伪造生产数据，不像苏联的工厂管理者在完成计划的压力下篡改记录。联网系统会使得异常立即显现，促使进一步调查。不过，比尔限制了系统收集的生产指标数量，这一方面防止计算机的信息过载，但更重要的是可防止国家事无巨细的微观干预和权力滥用，保证企业一定的自主性。这与苏联几乎在同一时期试图构建的全国经济控制论系统相区别。苏联控制论学者的愿景，是通过对各项经济指标的穷尽已达到模型的精确模拟和生产调节的全知全能。因此，比尔认为赛博协同的设定区分了智利和苏联的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系统和社会自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了中央决策和分散权力之间长久的历史斗争，而这正是阿连德的社会主义理想最关键的内容。 赛博协同和阿连德的政府都强调个体自由的重要性，同时认识到需要在某些情况下为整体利益牺牲个别群体的自由。关于社会主义均衡管理和自由人政体的求解，与当下的“大数据”技术现实和未来道路构想密切相关。作为二十世纪工人国家道路与自治论（Autonomist）、合作化等解放政治之间的桥梁，阿连德的政治技术理想调和了“控制”与“自治”的紧张关系，给出了一个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意义上的乌托邦综合项。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清晨，皮诺切特的部队在北部城市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发动了颠覆阿连德的军事政变。随着消息传入圣地亚哥，赛博协同中央指挥部的同志开始焚毁项目的程序磁带。赛博协同工程具备通往自由和奴役的双重可能，他们必须防止它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大概下午两点钟，阿连德在总统府前饮弹身亡，“全球六十年代”终止在这一刻。而在那些磁带燃烬之前，在冷战所开启和封闭的短暂时空里，在由工程师、革命者、工人、艺术家和电子机器共同组成的事业里，我们或许匆匆瞥见了一条来自乌有乡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