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陈圆圆的一场笔战 -- 燕人

读文史作家黄裳先生（1919—2012）的文字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他在1980年代与历史小说作者姚雪垠（1910－1999）先生之间发生一场关于晚明人物陈圆圆的笔战，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姚雪垠是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中老年同学们大概还能记得当年《李自成》的盛况吧。最早是收音机里的小说连播，接着是系列连环画（我只看过两本，清兵入塞，潼关大战）。后来还出了一部关于李自成和张献忠会面的电影《双雄会》。为创作这部小说，姚雪垠从1940年代就开始收集整理资料，深入研究晚明历史，连吴晗都表示佩服。尽管如此，他在陈圆圆这个历史人物的处理上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做法。

陈圆圆是晚明时代一个高级妓女。官修历史是不会为她做传的。关于她的行状，都是来自野史和诗文，其中最出名的是同代诗人吴梅村的《圆圆曲》。诗中有一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有人认为是给吴三桂找借口。吴三桂本人呢，他找吴梅村，希望购买这首诗的“产权”，把印刷用的雕版给毁掉。是吴梅村拒绝了。

我不知道姚雪垠小说里是否有陈圆圆这个人物。他在1980年写了《论〈圆圆曲〉》，批评吴梅村。但是在围绕陈圆圆的历史事实方面，他的考证采取了唯心主义的立场。黄裳先生批评的即是此点。

姚雪垠《论〈圆圆曲〉》的结论是

【姚文的“结论”说，歌妓陈圆圆是被皇亲田宏遇从苏州买下，带到北京的。不久，田死。吴三桂“闻陈圆圆艳名，派人随吴襄到京，从田府将她买去，送往宁远。她到了宁远后，心情悒郁，又过不惯关外生活，不久病死”。“大顺军进入北京时她已在宁远早死。关于她被李自成或刘宗敏所得，以及刘宗敏为索她拷掠吴襄，全是胡说。”】

这个结论与历史记载是相当不同的。黄裳先生认为，立论不妨大胆，推理和证据却一定要严密。

姚雪垠的根据是《甲申传信录》中一段

【闯入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宏遇第，闻寿（按：同为田宏遇买来的著名姑苏歌妓）从优人潜遁，而沅（按：即圆圆）先为襄市去，乃枭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故掠襄。】

这段文字记录了吴三桂父亲吴襄在刘宗敏酷刑逼供下说陈沅已死，并非确认事实。如果仅凭这段文字就得到姚雪垠的上述结论，是远远不够的。

黄裳先生举出更多例子证明陈圆圆不仅没有早死于吴三桂宁远军中。相反，是在山海关之战后被吴三桂军队抢回。

【有一部题为《庭闻录》的书，作者刘健的父亲在吴三桂开藩云南时曾任云南府同知，吃过很大的苦头，有许多见闻。这书是康熙五十八年刘健“追忆趋庭所闻”的笔录。是时代较早见闻较切的有关吴藩的重要史料。光绪中武进庄士敏又据以增删改定为《滇事总录》二卷。这里据《事辑》转录涉及陈沅的几节：

陈沅之事，言者多殊。陆次云《陈沅传》以夺沅者为李自成，不知其为宗敏也。传文虽详，考究未确。其点缀处尤多已甚之词。崇祯辛巳年，田宏遇进香普陀，道经苏州，购沅以归。三桂奉命出镇，宏遇饯之，出沅佐觞。三桂悦之，以为请。宏遇许俟终年。后果送至襄宅，襄不敢受，仍归田氏，而客以报三桂。时有入卫之命，疾驰赴京，欲乘便取沅。中途闻刘宗敏踞宏遇宅，挟沅日事酣宴，遂大怒，出关乞师。

----------------------------

吴妓陈沅顾寿，并名噪一时。田宏遇以重价市寿，而沅名更高，不易得。会其婿以细故得罪，欲求好，无以通媚，百计购沅以献。宏遇善之如初。未几，宏遇卒。襄入都。三桂使人持千金随襄市沅。既得，襄遣送宁远。京师陷，刘宗敏踞宏遇宅。闻沅、寿名索之。寿从优人私逸，而沅先为三桂购去。宗敏于是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送宁远已久。宗敏不信，拷掠备至。】

第二个记载与姚雪垠所引用文章基本一致，只是“已久”“”已死“一字不同。可知人言传闻有异。为什么坚持认为“已死”才是正确的结论？

姚文分析了许多野史中矛盾的地方。比如上面第一则“陆次云《陈沅传》以夺沅者为李自成”，说明有一种说法认为李自成和陈圆圆有关系。这个说法被金庸《鹿鼎记》借用了。如果通过这样不同的历史记载而否定陈圆圆本人，是没有道理的。黄裳先生写道

【人们认为吴梅村的《圆圆曲》是最可信据的诗史，自然也有他们的理由。梅村此诗和《杂感》诗第十八首、《鹿樵纪闻》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证明诗歌的创作有一定的史实根据，自然是得之传闻。以吴梅村当日的身份，没有可能自由运用国家的档案。他只能象谈迁那样在民间作些调查研究。何况象这样牵涉到有名歌妓的政治“丑闻”，正史是不记的。正统派的史家也不屑记，吴三桂的同伙就更不肯记，畏惧吴的权势者也必然要多方回避。清初有关记载的稀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有清一代，我们也不曾看见有谁站出来否认过这个传说。】

黄裳先生接着举出更多文史例证，说明陈圆圆不但没有早死，而且一直活到吴三桂覆灭之后。

【吴梅村的诗只写到“斜谷”，“散关”为止，没有涉及圆圆在云南的故事。不过陈其年《妇人集》说：“李自成之乱，（圆圆）为贼帅刘宗敏所掠，我兵入燕京，圆圆归某王（按指吴平西）为次妃。”陈圆圆的同乡、曾经亲自看见她演剧的邹枢（贯衡）也说：“陈圆，女优也。少聪慧，色娟秀⋯⋯后为田皇亲以二千金酬其母，挈去京师。闻又属之某王，宠冠后宫，入滇南终焉。”清代前期昆明著名诗人王思训（康熙四十二年，吴次尾的孙子吴铭道游云南，曾与思训过从。思训为吴的《滇海集》、《京雒尘集》撰序）有《野园歌》，原诗注云，“吴三桂筑野园滇城北，以处陈圆圆。穷极土木，毁滇人庐墓无算，以拓其地。缙绅家有名花奇石，必穿屋破壁致之，虽数百里外不恤也”。《野园歌》中就有“浮云渺忽春城隈，乐游谁拟姑苏台。夷光未去走麋鹿，红墙碧树乌栖哀。（原注：滇城破，圆圆尤在。）⋯⋯亡魂徒结分香恨，（原注：吴死衡阳，念圆圆不置。）月冷荒台觅燕钗”这样的句子。】

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感情大概是很深入的。这个看法在金庸先生的《鹿鼎记》也有所表现。

姚雪垠先生de考证非常深入，但是吹毛求疵之处让人“欲辩已忘言”。举例说《圆圆曲》中有一句“白皙通侯最少年“。大家都同意这句是说风华正茂的吴三桂与陈圆圆一见钟情。但是吴三桂是甲申年才被封侯（平西伯，不是侯爵，姚先生倒是没追究这个头衔），所以吴三桂不可能在甲申年之前来到北京（结识陈圆圆）。黄裳先生说，

【用这样的方法论诗，恐怕最谨严的史诗也将招架不住。诗人到底还剩下了多少自由，用一个“通侯”的泛指廋词，还要查年表、排时辰，诗人的工作也未免太枯燥也太苦了。】

关于《圆圆曲》中所表达的历史责任的观念，黄先生写道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一节诗，姚文的解释是：“诗中的周郎指吴三桂，是说他在田宏遇宅中听陈圆圆歌唱而爱上了她，使她后来出了大名。”实在不大好懂。我看《圆圆曲》中这六句诗，确是说出了吴梅村自己的意见，这意见是不错的。也就是“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的意思。“重名”是反话，指的当然是吴三桂背在身上、一直背进棺材、千秋万世永远摆脱不掉的“好名声”。】

无论陈圆圆如何，引满清入关荼毒的是吴三桂。吴梅村“冲冠一怒为红颜”是反话，并没有“红颜祸水”的意思。这点金庸在《鹿鼎记》中也借陈圆圆的口说出来了。

姚文一切的重点在于

【姚文所力图论证的，归结到一点，就是陈圆圆和李自成、刘宗敏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在大顺军进入北京之前，圆圆早已到了宁远，而且立即死掉了。因此，一切有关的传说，都只能是胡说。不只此也，“所谓吴襄因陈圆圆被拷掠，全家被抄，也是无稽之谈。各种野史所提供的追赃拷掠的名单中没有吴襄，只在谈到陈圆圆故事时提到此事。陈圆圆故事既属虚构，此事也就没有。”】

最后黄先生向政治正确发起了挑战

【姚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

学识修养深厚的姚雪垠先生在政治正确面前主动放弃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因而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黄先生评论

【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不过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已懂得，尽量使英雄人物高大起来、纯洁下去的方法，并不是真心诚意歌颂英雄的好方法。

三百年前的大顺农民军和它的领导人物，和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农民起义一样，必然会带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会作出这样那样的错事，也毫不奇怪。按照历史的真实进行艺术的反映，是会带来应有的良好效果的。比起人为的、离开了真实的画像效果要好得多。沫若同志的论文写于一九四四年。他看到了并大声提醒革命者警惕存在于李自成、刘宗敏身上的局限性和弱点，大胆地摸了他们的屁股，这样做对人民有好处，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人民的喝采。当然也有人不舒服，在当时就曾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这些往事我们还记得的。在这个问题上沫若同志是看得远、说得对的。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依旧感到它有力、有益，也就是说，还不曾过时。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迄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起劲地反对并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待得背上吃了狠狠的一枪，这才回过头来，发现那里站着一个“封建主义”。怎么办呢？也还只能一刀一枪地作战，没有别的办法。】

黄裳先生的最后一段是画龙点睛，指出了新中国发展被人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