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形势有失控的风险 -- 郭外青山

民变是导致清政府灭亡的重要原因，本文拟从百姓的暴力冲击以及清政府的应对所带来的后果方面浅析民变与晚清覆亡的关系。

在讨论民变与晚清覆亡的关系时，我们不得不先提到暴力。在讨论民变与晚清覆亡的关系时，我们不得不先提到暴力。百姓的抗争明显表现为非理性，他们不懂主义，不知要深谋远虑，从长计议，也看不清导致自己贫困的根本原因，只是寄希望于以暴力来改善自身的悲惨命运，简单地以烧杀打劫的方式发泄怒火。百姓的报复很直白，谁是直接导致他们生不如死的罪魁祸首，谁就是他们的冲击对象：

（一）洋人与洋教。庚子事变后，巨额赔款摊派已将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传教士以及某些教民又在地方或霸占或低价估买民田民产，使广大非教百姓深受其害，故中国人民痛恨洋人，“有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之意”。1902年，广宗景廷宾起义，义军宣布“格杀一洋人，偿钱一百吊，杀一教中人，偿钱十吊”。同年，泌阳高店等处乡民起意滋事，焚烧楚洼、乌金沟等处教堂，杀害教民多命。1903年，宁海王锡彤聚众祭旗起义，烧毁城内外两处教堂，处死神父朱国光。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称：“自南安至赣州，教堂及教民房屋十毁八九。”

（二）衙门等地方官府机构。在中国，地方官是百姓的父母官，当人民生活无望之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前往县府衙求助，然而，晚清地方官吏积极为民求福利者已寥寥可数，几乎都只是虚与委蛇而已，故而愤怒至极的百姓便以官府机构和基础设施为泄愤对象。1903年，山西永济征收柿酒税，数千群众涌入县城，将县衙打毁。1907年，江西乐平因抽收靛捐，当地民众抢毁税局分卡，并持械入城，烧毁衙署。1908年，福州轿夫反抗警捐，将道署头门暨六所焚毁，南台审判厅亦同时被毁。1910年，浙江桐乡县乡民因饥荒聚众蜂拥进城，焚毁师船一艘，捣毁漕仓什物，并拆毁县署房屋，抢失案卷物件，随后还将城外电杆拔毁两支。

（三）商家店铺及富绅家。在晚清，恶绅鱼肉乡里，商家囤积居奇亦是导致民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商绅也成了民众的斗争矛头。1902年，福建仙游征收铺捐，群众三千人捣毁捐局及劣绅住宅。1906年，江西奉新乡民抢劫米店。1909年，丹阳延陵、珥村、段家桥、导墅桥等处盐栈，相继被毁，乡董房屋、店铺，亦被毁坏多家。1910年，江西宜春各乡乡民因劝学所绅董卢元弼等，恃势横行，逼捐太甚，百货均要抽捐，以致各怀忿恨，邀人赴城与卢元弼等算明捐数，意欲将其杀害泄愤。同年，浙江省城因购米起衅，竟打毁米铺47家。

（四）新政产物。新政本是清廷富国强民的举措，却因实施过程中，官绅胥吏上下其手，借机牟利，导致百姓不仅不认可其积极作用，反而将之视为洪水猛兽，欲毁之而后快。1906年，江西兴国因办学堂而抽收米捐，农民聚众砸学堂。1907年，浙江丽水与永康交界地方民变，捣毁学堂。1910年，易州州属高陌等社乡民不服调查户口，借天旱为名，邀集外村人民，聚众抬神入城求雨，走至学堂暨自治局门首，趁势入内，将门窗器物毁坏。1911年，庄河复州一带乡民闯入城街，围署鸣枪，捣毁自治议事会所。

民变虽然多未形成席卷全国之势，但是无论多么零星微小的聚众行为，都会令清朝政府惶恐，他们认为任何小事都有可能成为爆发巨大事件的机缘，所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将其扼杀。每当民变发生以后，清政府会视情况不同而采取或安抚，或弹压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当群众聚众请愿示威的时候，地方统治者会以“从宽发落”“只拿首要，解散胁从”等欺骗性的言语令群众散去，或者派遣绅士等分途劝解，但这一般都只是情急之下的敷衍之举。在有些情况下，政府也会采取一定的方法缓和矛盾。如1902年，直隶广宗景廷宾聚众抗粮，清廷“分遣绅士前往劝解”，并“将应摊捐项一律免除”。1903年，因孟县民变，河南巡抚张人骏下令停止地丁改银完钱，“仍照旧章征收”。1907年，钦州刘思裕率众反抗，该地遂“将糖捐停止，其余各捐之不便于民者，酌量分别减免”1910年，因宜春县乡民抗捐攻城，该地“将抽收各项捐款，分别应收、应免，出示晓谕”。

清政府的安抚举措还表现在事后对一些地方官绅进行处理，以平民愤。如1902年广宗景廷宾聚众抗粮事件发生后，袁世凯参劾一众地方官员：“管带大名练军参将马振武，驻防广宗，乃匪首景廷宾由该县东召村逸出，复在巨鹿啸聚滋事，该参将毫无觉察，又不跟踪搜捕，迅往扑灭，实属庸懦无能，着即革职，永不叙用，署顺德府知府正任河间府知府如松，于已革署广宗县知县魏祖德擅自派捐，物议沸腾，并不据实揭参。迫亲赴广宗查办，复不能体察情形，豁免捐款，仍谕令减数交纳，疲玩颜预，不知政体，着即行革职。署巨鹿县正任阜城县知县王伯鹅，当匪首景廷宾在该境传帖聚众之始，不敢出城晓谕解散，致使匪焰日炽，酿成巨案。开缺另补之威县知县程之翰，于匪徒拆毁教堂，不能保护，于法国教士罗泽浦道出该境，又复疏于防范，以致被匪戕害，著一并革职。署广宗县知县赵锷，于匪徒屯聚县境，不能设法解散，咎有应得；惟据称到任未久，事后随营办匪，亦颇出力，尚知愧奋，著撤任摘去顶戴。”1909年，热河宽城乡民聚众闹事，其都统廷杰上奏要求“将候补知县祝万年先行革职，归案审办。统带热河东路巡防营·副将衔·尽先游击李保荃，当兵丁枪毙多命之时，虽不在场，究属漫无约束；平泉州知州涂德基，于地方刁民聚众焚局，未能先事防范，均请旨先行摘顶示惩。仍令李保荃护局兵十名一并交案。”

然而，对于持“以先弥内乱借杜外侮为当务之急”的观点的清统治者来说，安抚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认为切“不当骄纵其民，使生内乱”，所以对敢于“聚众抗官”的百姓，最主要的还是采取弹压之策，而且决不手软。1903年，河南孟县反对加赋改征，清政府抽调重兵进行弹压。1904年，江西乐平反靛捐，清政府调安徽、江西两省兵力进行围堵。1907年，广西钦州乡民抗捐，“官军开枪迎击，毙民数十”。1907年，象山民众“闹米”，当局派官兵“击斩多人”1909年，浙西乡民闹荒，7月7日下午1点钟时，“邑令闻警，亲自弹压，当场拿获肇事乡民三十余名，余均解散，是夜二鼓，即将首事意人就地正法”，7月14日，知县又率领兵差飞往弹压，“当场格毙一人，并先后拿获二十八人”1910年，热河泉州乡民聚众闹事，“被巡防兵枪毙多命”。

当统治者随意蹂躏人民，残酷地剥夺人民的自由的生存权利时，人民也只有勇敢地以暴制暴，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原则。所以，当本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时，民众选择用暴力维护了自己的生存尊严，而这种暴力也为清王朝带来巨大的统治危机。

首先，单就经济问题便让清政府焦头烂额。在暴力冲突中，由于局势不稳，许多商家为避免遭牵连，关门罢市，造成局部的短期的经济瘫痪。此外，暴力也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如1911年，连州乡民抗钉门牌，聚众滋事，美国教堂、女校波及被毁者11间，估值银3000余元。再次，在民变中被捣毁破坏的署衙、电杆等基础设施需要修复亦需一笔费用。如1902年厦门同安闹捐，烧毁土药局房屋，需800元作为赔修之费。最后，由于民众对洋教洋人的冲击，外强借此机会再次对清廷大肆勒索。譬如1902年辰州教案，清政府赔偿白银8万多两。1906年南昌教案，中法两国商定，给被害教习五人家属抚恤银4万两，另给1万两作为后来新教习等川资经费之用；除此以外，在新昌旧案以及南昌新案中所有被毁教堂、学堂、养济院等处及教内之人房屋并一切物件总共赔偿银20万两整交由教堂提款偿补各教案内之人之损失。晚清的民变，有绝大部分是由清廷的经济状况引起的，而民变的发生反之又加重了清政府的经济负担，无计可施的清王朝只能再次加重对广大百姓的剥削，如此形成一恶性循环，其唯一结局只会是清朝更加日趋衰落。

其次，民变的发生与发展也让百姓对清政府的期待终告破灭。民众并非生而反抗者，他们只是迫于生存的危机，在和平解决无望、诉求无门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诉诸暴力，然而，遭到冲击的不良政府眼见纠纷，不但不思其原因，审查自身，进行调解，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多以残酷镇压作为制止暴力的不二良法。1902年仙游民变，官兵纵火将该邑传围村民居焚毁百余座。1902年辰州教案结束后地方政府将判死刑的二十多人，绑赴天宁山上，用大炮轰成肉酱。1904年宁海教案，浙江地方对参加反侵略斗争的群众，进行疯狂镇压，“被焚数百家，被杀数千人”。1905年云南临安之变，“官军淫掠焚烧之惨，残忍酷虐所不忍言。如曲江坝一带村寨林立，人民殷富，自官兵过后，则一片焦土，鸡犬无声。又兵至临安城下，无暇攻城，专事焚掠。兵官如史佾、陈受益、王尔栋焚掠东门外一带，马柱焚掠西门外一带，白金柱焚掠南门外一带。白金柱本云南回籍，夙恨汉人，马柱本与临安人有隙，故二人所至之处，尤老幼不遗，荡洗尽净，有距城四十里之缅甸街，为商货骈阗之地，屹然巨镇，自经官兵一过，人民房屋尽付劫灰。”生存是百姓最起码的权利，社会生活的困窘已使这种权利岌岌可危，而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仅无法缓解危机，反置民众于更加万劫不复的境地，因而人们在社会中没有安全感，心理没有了归依的寄托，对清政府的统治体制亦彻底失望，清王朝坚实的群众基础反而成了时刻骚动不安的主要因素。

再次，民变中百姓抵抗外强、打击政府的举动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下层民众力量的巨大威力，认识到民众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支柱和希望，于是兴起了联合民众、依靠民众，推翻清王朝的念头。1903年《游学译编》发表的《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中说道：中国经营革命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1908年《新世纪》发表的《去矣，与会党为伍》中也指出：“革命主动，首推平民。此东西所共见”,“在今日论中国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抑或社会之更新，“事之前驱，舍平民揭竿斩木之外，更无他道”。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高调赞扬民变，甚至还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民变。例如在莱阳运动中，便有包括4名留日回国生，3名同盟会员，3名立宪派和5名中间派在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用报刊大造舆论，派员调查取证，集会请愿，最终迫使清政府罢黜了14名官吏。

所以，看似分散，毫无规模的民变其实是导致清政府灭亡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将清王朝想象成一幢巨宅的话，那么最广泛存在的百姓就如同虫蚁一般，在不停地啃噬着巨宅的基脚；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则只是一个站在旁边不时地试图推倒宅墙，一个则站在不远处时而炮轰宅子；而清政府虽非常忙碌地四处奔波，去稳固宅墙，去堵住炮口，但是，纵使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也无力再去驱逐成千上万的虫蚁，因此，那些忙碌的人们最终无法阻止巨宅的倾斜乃至坍塌。

看到赵美成兄提到“朝”，不妨借此谈谈“晚清覆亡”的教训。毕竟“族秦者秦也”。

新时代的权贵老爷们可能太无知了吧，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一千多年前封建帝王都明白的道理都不知道。🤣

记着，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