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28-Stephen Fry:我们的失败在于不够热爱语言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BI4Smdjv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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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应该向各位道一声晚上好，向在座的各位学术界人士、学生、语言学家以及语言爱好者致敬，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但是除此之外，我不仅要感谢语言话题的相关方，还尤其要感谢来自语言领域之外的听众们——虽然实际上并不可能有这种人，如果你能听到并理解这段话，那么你就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语言领域的一员，都是卓越不凡的成年人——我的意思是对那些仅仅对语言感到好奇的听众们表示特别的热烈欢迎。使用语言来做一场关于语言的演讲着实是怪事一桩，阿兰-瓦茨曾经说过，这有点像试图咬住自己的牙齿。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和《巴别塔》杂志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尝试以及失败。

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会刊登关于语言的新闻，例如语言起源的新发现，或者神经科学的新进展 或者某种冷僻语言的消亡，或者关于语言正确用法的长期悲惨退化的哀叹。当然，最新的脑科学以及这门学科对于语言的见解确实很迷人，但是我能力有限，一方面无法正确理解这些内容，另一方面充其量又只能以最业余和最笨拙的方式来讨论这些内容。此外我也不能声称我在语言学或任何其他相关学术领域掌握任何堪称正宗的专业知识，尽管我对神经语言学的历史与发展、语言学、语音学、词汇学以及语言研究的一切有资格申领奖学金的分支全都抱有身为外行的快乐好奇心。出于满腔热情，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关于萨丕尔-伍尔夫理论的新思考，或者按照本场讲座的原定标题谈一谈我的个人兴趣：《乌拉尔语后齿龈摩擦音弱化的共时异常》。当然我这是在开玩笑，显然我将集中讨论历时弱化而不是共时弱化。

但是我也不是一个多语言者，尽管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至于彻底语言不通。我的法语和德语水平还算说得过去，我的西班牙语水平相当于认真学习的中学生，我的希腊语足以应付旅游途中的一般需要，我的意大利语足以游览艺术画廊，至于我的荷兰语应该足够在红灯区逛一圈。那么问题来了，像我这样的资历短浅之辈凭什么谈论语言？难道仅仅因为我经常写作，阅读，讨论，发推特，喋喋不休，扯东扯西，说长道短？我也经常走路，但我并不指望有人请我讲授下肢解剖学与步行科学；我经常吃饭，但我也没有多少资格去讨论烹饪与味觉问题。语言并不仅仅属于语言学家、作家、广播主持人以及其他所谓“语言从业者”。你很难找到不会专业使用语言的人。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从内阁部长到打家具的木匠，从树篱园丁到对冲基金经理，从律师到咖啡馆招待，语言比腿更重要。

那么是什么让我脱颖而出？是什么让我有资格站在这里？我认为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从我多年以来所说所写的很多东西可以看出，我对语言的热爱可能比一般人更深。我抱有非同寻常的信条，坚信语言对于人类本性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种嬉戏的爱，有时是一种嘲弄的爱，但终归是一种深刻的爱。这就是我今晚的主题。我们面临的真正失败并不是“沟通的失败”——我相信你们都记得伟大的电影《铁窗喋血》当中这句台词——说实话，当我被问及今天讲座的题目时，我一时急忙地抛出了这个名字，因为它似乎足以涵盖一切内容。但我认为今天讲座的实际题目应该是——我希望你们到最后都会同意这个题目在某种程度上更准确也更简单——《我们在语言方面的失败在于不够热爱语言》。

接下来的内容或许有些过于自我放纵，不过坦率地说，即使确实如此，这些内容放在这里依然恰如其分。为了在讲座一开始充分表明我多么热爱语言，请允许我为大家播放一段小品，选自电视节目《一点双人秀》的早期一集。小品剧本出自本人之手，由我与我的同事兼朋友休-劳瑞表演。那还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今天这座报告厅的所在地那时候还是一片绿草。小品名叫“让我们谈谈语言”。在座的语言学家们应该会注意到剧本受到了哪些影响又参考了哪些内容。不管怎么说，这也许可以作为我申请2022年巴别塔讲师职位的工作申请。请关灯，放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j1pZvv9m0g）

劳瑞：咱们来谈一下语言的弹性，或者说语言学可塑性。

福莱：好的。我之前说过，我们的语言英语……

劳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

弗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恰恰定义了这一特质。你不妨说我们的语言定义了我们。

劳瑞：（面向镜头），你好，我们正在讨论语言。

弗莱：请允许我阐述一下我的论点，至少请允许我尝试一下。请问……

劳瑞：问从何来？

弗莱：问题如下：我们的语言英语是否能够——英语有没有能力维持政治鼓动？

劳瑞：政治鼓动？

弗莱：政治鼓动。

劳瑞：你所谓的政治鼓动指的是？

弗莱：我指的就是政治鼓动。

劳瑞：不出所料。

弗莱：我指的是充满情绪的口语特质与说服力极强的动员辞藻。请听我说，请听我说：假设希特勒是英国人，那么我们这些英国人在类似环境下会不会因为他的煽动言论而坐立不安，会不会心潮澎湃，会不会怒火中烧？又或者我们只会捧腹大笑？英语的本质是否过于阴阳怪气，以至于无法承载希特勒的演讲风格？假如他用英语演讲，在我们听来会不会显得假里假气？

劳瑞：（面向镜头）我们正在讨论听上去显得假里假气的语言。

弗莱：我能不能将这个问题分拆开来讨论？我并不想这么做，但是请别见怪，请别见怪。英语是不是英式犬儒主义、针对虚假情绪的耐受与抵制、幽默以及其他国民性的实际表达？又或者说这些文化特质其实外在于——外在于英语本身？这是个鸡与蛋的问题。

劳瑞：（面向镜头）我们正在讨论鸡，我们正在讨论蛋。

弗莱：我说得仔细一点。语言与言语并不是一回事，恰如象棋子与棋局不是一回事。请注意两者的区别，可以吗？

劳瑞：（面向镜头）我们的讨论又转向了象棋。

弗莱：请想象一排钢琴琴键，总数只有八十八个——只有八十八个，但是每一天都有成百上千排互不相同的钢琴琴键弹奏出成百上千首全新的旋律、曲调、和声——这还仅仅局限于多赛特郡一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语言，具有成千上万个单词，足以产生数以万亿计的新思想。因此我可以说出下面这个句子，并且全然确信在人类沟通的泱泱历史上从未有人说过相同的句子：“服务员，请四四方方地捂住新闻读者的鼻子，否则友好的牛奶就要撤销我的裤子了。”全都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用词，但是从未按照如此精确的语序组织成句。一位独一无二的母亲，生下了独一无二的孩子。

劳瑞：（面向镜头）……

弗莱：但是——啊——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在日复一日反反复复对彼此述说着一模一样的话语：“我爱你，别进来，出去，这话轮不到你来说，住手，凭什么，好疼啊，救命，玛乔丽去世了。”这个问题很值得在某个阴雨连绵的周末下午就着一杯泡沫红茶好好端详一番。

劳瑞：所以对你而言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

弗莱：当然是当然是当然是当然是。语言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的三陪，我的情妇，我的杂货店员；语言是一小块免费赠送的柠檬香型卸妆湿布或者方便取用的清香型湿纸巾；语言是上帝的呼吸；语言是新摘苹果上的露珠；语言是你从旧书架上取下一本旧书时轻轻抖落的积尘被一束晨曦照亮，书架上摆放的全都是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艳情回忆录；语言是脚踩楼梯发出的咯吱声；语言是覆盖冰花的窗玻璃旁边劈啪作响的燃烧火柴；语言是印象朦胧的童年生日派对；语言是侧漏尿布那温暖、潮湿、令人安心的触感；语言是黑如焦炭的豹式坦克残骸；语言是花岗巨石的底面；语言是地中海少女上唇初次长成的绒毛；语言是很久以前被老旧的惠灵顿雨靴踩在脚下的蛛网。

劳瑞：（面向镜头）再见。

这段小品确实有点傻里傻气。我与休合作的典型情况正是如此：我必须背诵长篇大段的台词，他只需要眨巴眨巴他那双美丽的蓝眼睛就能包揽全部笑点。但是这种特殊的爱——我在小品当中称之“我的兄弟、姐妹、母亲、朋友、护士……”——这种感情来自哪里？为什么我会与语言养成如此特殊的关系？我想说，我之所以从小就爱上了语言，仅仅是因为我无处可去。从自我意识刚刚形成之初，我就知道与其他孩子相比，我在任何身体运动或者体育项目方面都堪称无可救药。即使在柔韧性良好的少年时期我也不会五心朝天地盘腿跏趺坐，至于爬绳子、扎猛子或者贴地滑铲去阻止乃至接住板球就更别提了。这些事情我就是做不到，今后也永远做不到。我在音乐方面同样没用，我不会数节奏，不会及时开口，完全找不到调门，甚至就连鼓掌打拍子都做不到。至于跳舞，直到今天舞蹈这个词都会让我体若筛糠，在恐惧与不适的双重作用下几欲呕吐。此外无论是素描、泥塑、雕刻、拼接、木工、缝纫、模型制作还是油画，我只要一上手就必然闹出一团糟。所以在人生的最初几年，我认为自己完全没有用处，或多或少浪费了这身皮囊。

不过我很喜欢故事。少年时的我在寄宿学校住校，曾经在熄灯后拿着手电筒坐在床上为舍友们讲故事 自从那时起，那句可怕的英式嘲讽——“那家伙过于喜欢自己的声音”——就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上的是那种八九岁就开始教授法语和拉丁语的学校，所以我确实学了法语和拉丁语，我很喜欢这两门课，以至于我的拉丁语老师建议我再学一点古希腊语，我也照办了。不同的字母让我立刻兴奋起来：为什么英语没有φ、ψ或者θ？我拼写Stephen的时候开始用φ来替代ph，我把字母表教给朋友作为密码。词源学方面的知识同样很吸引人。老师交给我的希腊语教材喜欢通过衍生的英语同源词来教授新词汇，比方说书写/γράφω/grafo这个词就可以让人联想到图形/graphic和电报/telegraph；字母/γράμμα/grámma与声音/φωνή/phōnḗ合在一起就是留声机/gramophone。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本书里看到的名词θαύμα/thauma。书中的注解写道：“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英文单词‘奇术师’/thaumaturge。”这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这不是一个十岁孩子经常使用的单词。但是这本书是对的，因为我不得不去查这个单词，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忘记过它。我相信你一定知道thauma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奇迹或者神迹，因此thaumaturge就是奇迹的创造者。

我喜欢英语，是的。但是对我来说起初英语只是诸多科目之一，就像数学、地理或者历史。我也喜欢学习其他语言。但我从未思考过语言本身。我记得有一节音乐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管弦乐/orchestra这个词，结果我脱口而出：“拉车马/carthorse！”因为这个异序词在我眼前一闪而过。大家都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个怪胎。我当时并不觉得语感是一种可以让我感到自豪的技能，尽管很多年后这种毫无意义的可笑本领还是给我带来了回报。有一次我和伟大的亚历克.吉尼斯一起吃饭——也就是欧比旺.克诺比的扮演者。当时我告诉他，他的名字Alec Guinness的异序词是“真正档次”/genuine class，这让他非常高兴 所以虽然我在数字方面很迟钝，在科学方面也很迟钝，在涉及身体运动、速度或者协调性的方面更迟钝，但是我在文字方面相当敏捷，无论是双关语、首音误置还是异序词我都玩得得心应手。这套技能足以让各地的正人君子们耸肩叹息以示不悦。

然而青春期带来了我与语言之间更新更深的关系。下面这个故事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但是它的确击中了我与语言关系的核心，所以我认为值得在这里再讲一遍。我从小生长在上帝另一个最钟爱的郡，也就是诺福克郡。我的家距离诺威奇这个悸动的堕落大都会足足有十二英里的骑行距离。我的生活与伟大的西德尼.史密斯牧师相映成趣，他曾经被打发到某个偏远的农村教区，期间他给朋友写信抱怨道：“我在约克郡的住所如此偏远，距离最近的柠檬足有十二英里。”我在距离图书馆、电影院和咖啡馆十二英里的地方长大，不用说柠檬了——距离柠檬草更是有一千二百英里。总之在一个下雨的下午——那时我大约十二岁——我打开电视，看到了一部刚刚开始五分钟的电影，我没能赶上电影标题。看着看着我变得愈发目瞪口呆，因为影片的用语迷住了我。这部电影的背景是过去，我知道它不像莎士比亚甚至简.奥斯汀那么古老，但我无法完全确定具体是什么时期。它非常优雅，非常迷人，但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语言。它让我几乎想跳舞——我居然想跳舞！片中的语言如此欢乐地完美无暇，而且还十分有趣，令人难以置信的有趣，不过是某种全新的有趣，如此优雅、迅捷、毫不费力地流露出来，就好比独出心裁的音乐。在一段情节当中，一个年轻人跪在一个年轻女人面前说道：“我希望我这么说不会冒犯您，我要坦诚而公开地宣称，在我看来您在一切方面都是绝对完美的显然化身。”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神经丛挨了一拳。类似这样令人眩晕的华丽台词贯穿了整部电影。我想跳进电视屏幕加入他们，亲身体会局中人那轻巧却又令人心悸的流畅辞藻以及甜蜜优雅的措辞断句——如今我知道最恰当的形容词应该是“机锋”。

电影很快就结束了，我赶紧跑去找我妈：“妈妈！妈妈！”我流着眼泪说道：“我希望我这么说不会冒犯您，我要坦诚而公开地宣称，在我看来您在一切方面都是绝对完美的显然化身。”我妈答道：“宝贝诶你瞎白活什么呢？”我解释了我的所见所闻，描述了剧情背景与人物角色。“哦，”我妈说，“你说得应该是奥斯卡.王尔德的《不可儿戏》。”我想进一步了解这部戏。她认为家里可能有一本《不可儿戏》，但是我找不到。不过没关系。尽管——或者说正因为——我们家离最近的柠檬有十二英里远，那时候诺福克郡向最偏远的乡村派出了流动图书馆。我们的图书馆每隔一个周四就会来到离我家不远的路口。所以在下一个指定的日子，我翘首期待着巨大的灰色面包车轰隆隆地进入我的视野，司机停下卡车，爬出驾驶室，喘着粗气走到车厢旁边打开一扇门，放下几级台阶，然后拍拍我的屁股将我送进了图书馆——拍小孩屁股在当时还是可以接受的正常行为。图书管理员欢迎我上车。她是个很可爱的小老太太，坐在柜台后面，穿着柠檬色的羊毛衫。她的脸颊线条柔和，戴着一副眼镜，链子搭在丰满的胸前——这种人如今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属于过去的世界，那时婴儿要躺在摇篮里而不是婴儿车里，男人留着一头漂亮的奶油色头发，手指被尼古丁染成黄色，女人顶着一头卷发卡子也敢逛商店。她说：“小伙子，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说：“我希望我这么说不会冒犯您，我要坦诚而公开地宣称，在我看来您在一切方面都是绝对完美的显然化身。”“你想说什么？”我告诉她我想借一本奥斯卡.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她指了指书架，上面摆放着《王尔德喜剧》：《理想丈夫》、《不要紧的女人》、《温夫人的扇子》以及——谢天谢地——《不可儿戏》。她手起章落砰地一声——这种声音如今同样听不到了——将这本书借给了我。我把书紧紧地抱在胸前，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两个星期，一天两次乃至三次地反复阅读这部戏。其他三部戏我也喜欢，但不是那么喜欢。我真正的心头好只有《不可儿戏》。

但是这句话为什么如此有趣，为什么它能如此打动我？ 我想略微深入地研究一下。“我希望我这么说不会冒犯您，我要坦诚而公开地宣称，在我看来您在一切方面都是绝对完美的显然化身。”/ “I hope I shall not offend you if I state quite frankly and openly that you seem to me to be in every way the visible personification of absolute perfection.”这句话措辞优雅，结构平衡，但是更重要的关键在于很有趣。那么趣从何来？我斗胆冒着用车轮碾压蝴蝶或者用铁锹分食蛋奶酥的风险来分析一下这句话。这种效果来自于文献学的根源，听众完全不需要了解词源学、异步语言学乃至英语当中的罗曼语与日耳曼语如何混合。不知何故，我们就是知道，不用别人告诉我们，爱的宣言应该使用盎格鲁-撒克逊源头的词汇，因为盎格鲁-撒克逊词汇是诚实的，是真实的，是可以信赖的。你真了不起/you're so great，你是最棒的/ you're the tops，你是我的新娘/ you be my bride，你让我目瞪口呆/ you stun me，你让我六神无主/ you knock me for six，你是我的梦中情人/ you're my dreamboat，我可以吻你吗/may I kiss you，我希望你是我的/I want you for my own，我爱你/I love you。但是王尔德让说出这句话的角色阿尔杰农使用了一连串短小精悍的盎格鲁-撒克逊单词。 首先是一列似乎在各个方面看来都短小精干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单词——“在我看来您在一切方面都是……”但突然间这列火车就驶入了充满拉丁语风格的车站——“绝对完美的显然化身。”如果阿尔杰农是真心的，如果他沉浸在真挚的爱意中，他肯定不会如此费心地卖弄花活。然而话又说回来，构想出如此复杂精巧的语句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于爱的赞美。这其中也存在矛盾，就像杜立德博士的“推我拉你”一样，既走心也走脑。我可以说笑声填补了这些矛盾之间的空白，或者说笑声拨动认知失调的心弦——我可以这么说，但那样你会认为我是个自命不凡大掉书袋之辈，所以我就不这么说了。

吊诡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与拉丁语的相互区分牵涉到了英国历史的许多核心问题——这里的历史既包括英语的历史，也包括英国人的历史。一方面我们有罗宾汉、福斯塔夫、托比.培尔契爵士，英俊善良的撒克逊自耕农与长弓手，瞪大蓝色的眼睛，发下好撒克逊人的誓言，披散着亚麻色的金发，敞开肚量吞下美味的撒克逊蛋糕与啤酒；另一边是诺曼人出身的诺丁汉治安官、盖.吉斯伯恩、马伏里奥，苍白消瘦的面孔，油腻的黑色长发，以及满口冗长油腻的空洞大词。我们给自己讲的故事，或者更真实地讲，我们讲给自己的故事，或者说在我的整个童年我们曾经讲给自己的故事，全都喂养了这个神话——它完全是一个神话：欢乐的英格兰，橡树一样正直强健的心灵，诚实与直率的做人态度，抵制那些奉行清教、官僚主义与腐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法国人；善良的心与单纯的信仰战胜了冠冕与诺曼人的血统，诚实的紫衫长弓对阵残酷的铁弩，枫叶对阵锁子甲。你甚至可以在蓝眼睛脱欧派的梦中找到这种幻想的扭曲妄想后裔。他们的梦想就是当着那些偷偷摸摸的欧洲恶棍的苍白面孔挥舞着自己的蓝色护照——当然，为了获此殊荣，他们首先必须在非欧盟国民通关口那边多排两个小时的队。不过我们应该记得，诺曼人之所以被称为诺曼人，因为他们是来自北方（Norse）的定居者，祖上是维京人。他们远比凯尔特人和撒克逊人更容易长有金发碧眼，而且他们还在1066年征服了后者的土地。但是这个神话仍然是我们反躬自视时的重要部分：花哨的词汇、复杂的拉丁文结构，曲溜拐弯的花体字母，全都被满嘴大白话的罗宾汉、艾凡赫、红花侠、比格斯以及詹姆斯.邦德所不齿。

温斯顿.丘吉尔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们将在海滩上与他们战斗……希特勒可以随便作恶，我们将竭力斗争。” 他的最著名演讲大多由强有力的单音节英语和撒克逊语组成。不过为了达到美轮美奂的效果，他也不介意偶尔用拉丁文短语稍作修饰，恰似绘制着贵族纹章的卷轴徐徐展开。在欧洲胜利日，他欢欣鼓舞地高呼“自由万岁，天佑国王”之前首先说了一句精巧的“前进吧，不列颠尼亚！”但是丘吉尔的大部分最著名演说都像斗牛犬一样是英格兰纯种。不信任拉丁语的传统由来已久。“要是五毛钱的单词能用，就别用五块钱的。”这是马克-吐温的建议。迪斯雷利评价格拉斯顿“是一个专攻诡辩之术的修辞家，醉心于自己那层出不穷的花言巧语”——这话有意识地运用了王尔德式的讽刺与自相矛盾，用诡辩的修辞来谴责诡辩的修辞。

我花了很长时间讲述《不可儿戏》当中这句话的故事，以及这句话如何点燃了我心中的兴奋。因为我知道我能有这样的顿悟着实非常幸运。最初接触王尔德的经历促使我进一步拼命在图书馆东翻西找。当然，我很快就发现了王尔德的可怕结局，也震惊地意识到了这一结局与我的本性之间的联系的震惊，但这就是需要改天再讲的另一个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位自封的语言之王对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直到遇到他之前我都不明白语言究其本身而言究竟能做到什么。人称语言学鼻祖的诺曼.乔姆斯基——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引起欢呼和叹息——说过一句话，我想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他的生成语法和嵌入理论，都不会对这句话提出异议：“重要的是要学会对简单的事实感到惊讶。”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没有学会或被教导要对简单的事实感到惊讶：我们每个人都会使用与理解至少一种语言，这种交流方式是我们所有人的天赋，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的交流系统都远远更加出色。这种说法总要为鲸鱼、黑猩猩、狗、倭黑猩猩、渡鸦——最近还加上了树木以及它们的菌丝交流网络——留出余地，此外还要加上一句“这还只是我们迄今所知的例子……”但是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一条狗也许能让你知道它饿了或者它想出门走走，但是它不能告诉你它的父母穷困却正直。”这时候难免有人抬杠：“但是你怎么知道狗并没有这么告诉你？或许只是你理解不了它罢了。”再次引用罗素的话，这就好比说“我们无法知道金星的轨道上并没有一个茶壶，而且金星还永远隔断了地球观察这个茶壶的视线。”有些说法如此不可能，尽管它们可能愉快地出现在我们的梦想和幻想中，但是认真思考与理解它们似乎还是十分浪费精力。

尽管如此，近来主张人类语言特殊性依然难免会被当做人类中心主义的虚荣心，因为我们知道，关于我们自己我们仅仅适合表达羞耻、尴尬和自我厌恶。我们曾经因为致使我们被逐出伊甸园的原罪而感到愧疚，如今则因为将我们排除在自然花园之外的现代化罪孽而感到愧疚——不过这也是另一个话题了。大约五万年之前语言在我们这个种族当中的发展给了我们一个礼物，一个工具箱，一种超级能力，这都是我们智人独有的。我们知道音乐可以陶醉我们的灵魂，可以与我们的内心深处对话，人们经常声称音乐超越了语言，我想我们都能感觉到为什么这么说。音乐能以词语所不能及的方式影响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就无法像音乐一样令听众感到吸引、刺激、惊奇、安慰、诱惑、陶醉与醍醐灌顶。这一切不仅体现在语言具体传达的内容，还体现在语音语调上，体现在舌尖如何敲击与挑逗牙齿，体现在音调和音色如何摆动、扫荡以及俯冲，短语如何停止与开始、暂停与进行，如何切分、结巴、松弛、加速、上扬与下压，以及选词用词可以怎样成为一场游戏，词语历史的隐藏含义可以如何挑逗、抓挠与触动。一串词语作为礼物摆在对话方的耳畔可以像一串珍珠摆在对方脚边一样华美，可以让对方面露莞尔、抚掌称道、面飞红霞，又或者反过来也能让他们火冒三丈、悲痛交加、颜面扫地、心灰意冷、肝胆俱碎。

当我们在画廊里欣赏一幅画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时打动我们的并不是画面描绘的主题，而是颜料如何涂抹在画布上，是画家的铺陈、挤压与刮擦，是颜料本身的质地与口感，是色彩与构图以及所谓的画风。同理，话语在这世间也具有类似的特质。罗兰.巴特曾经著名地阐述过Le plaisir du texte/文字的快感与Le jouissons du text/文字的享受，没有人怀疑语言能带来宛如高潮的快感与丰满多汁的幸福。无论是表述还是聆听这样的话语，这份快感都足以取代、接替与遮挡话语原本要表达的意义——事实上快感本身就成为了意义，因为有时要传达的恰恰是文字的感觉和流动，而不是文字的语义负担。就好像一封电子邮件还没有完全下载到你的收件箱时的提示语一样：“这则信息没有内容。”媒体就是信息，没错。但是另一条明显事实在于——我觉得英国人尤其难以接受这一点——风格也可以等于实质。所以阿尔杰农向西西莉的大献殷勤让我感到文字其实是一种加工介质，就像音符、油彩、舞步、陶土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我完全一窍不通的介质一样。这句话给我带来了渺茫的希望：就像那些会弹钢琴或打板球的朋友去练琴室或球场提高磨练他们的技能一样，也许在语言方面我也可以这样做。

于是其他同学听平克.弗洛伊德、Slade或者滚石乐队的时候，我却在无休止地听着音乐厅与电台喜剧演员的留声机唱片，听W.H.奥登与T.S.艾略特朗读自己的诗歌，听丘吉尔的演讲——我小时候很难搞到除了这些人之外的人声录音。然后我又遇到了巨蟒剧团的作品——尤其是那个关于哪些单词听上去有木材质感、哪些单词听上去像白铁皮的小品，我心想：“他们说到点子上了！”我全部的清醒时间越发投入了愚蠢乃至冒险的语言活动，我设计了一套又一套密码与暗语，灵感来自五花八门的各种杂书，从我的三W名家——奥斯卡.王尔德、伊夫林.沃以及P.G.伍德豪斯——到《红花侠》、狄更斯、柯南.道尔、比利.邦特——完全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我的朋友们在吉他上发现了新的和弦、键位与节奏，或者学会了新的击球技巧，我则在自己的舌尖喉头发现了新的和弦、键位与节奏，学会了新的文笔技巧。我甚至都不是非得为了什么才这么做，也并不因为我模模糊糊地感到这样做很重要才这么做。我之所以这么做仅仅因为我就只能做这个，而且我很喜欢。语言游戏对我来说是唯一的游戏。其他人也都在玩这个游戏，但是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游戏。对于青少年来说，音乐和体育远比口语与书面语更值得重视。其他人很快就本能地学会了不相信聪明的巧言与高超的词锋。 我我那招摇卖弄的说话方式也没能让我的同学和老师喜欢上我。毕竟，油嘴滑舌算不上什么正经职业，不是吗？说到职业，我的学校里当年曾经有过一位学生职业规划辅导员。有一次他问我对于未来职业作何规划，我记得我当时这样回答道：“我想找一份不需要任何资质或者知识的工作，我想每天无所事事地坐着就能拿工资——我想成为一名学生职业规划辅导员。”当年我就是这种倒霉孩子。

音乐与绘画技能被视为天赋与成就，是物以稀为贵的珍宝，而可怜的语言只不过是随处可见的钞票。卡尔.克劳斯有一句令人瞠目结舌的名言——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不妨对他多些宽容——“我的语言是个接客无数的妓女，我必须把它重新变成处女。”T.S.艾略特也表述过同样的想法，认为自己“肩负净化部落方言的使命”。 “她能像天使一样拉大提琴/他画得很好”，这些都是常见的父母夸口。但是“他真的很会说话”这句评价——尤其是在英格兰，而且我斗胆再将范围进一步缩小到约克郡——听上去更像是侮辱而不是溢美。笨嘴拙舌是诚实的标志，不愿启齿意味着感情深沉，流利的口才和精美的表达则怪异瘆人、不堪信任、招摇卖弄，还会让说话人担负当前时代的最可怕罪名，也就是精英主义者。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王尔德沉湎于变态的肉体欢愉，而且他们认为这一点的诸多有害表现之一就是他对于语言的高度精通。在我们的文化战争当中，像特朗普这样粗鲁鄙陋的讲话风格可能会让牙尖嘴利冷嘲热讽的大都市精英们忍俊不禁，但是这套风格却完美契合了他的支持者们的预期。咱们英国的鲍里斯.约翰逊开口的时候也会刻意妨碍他那原本浑厚有力的演讲风格，故意加入刺耳的停顿、拌蒜、喘气、支吾，而且一部分听众们恰恰因此觉得他这人可亲可信——我斗胆说一句，并非所有听众都吃他这一套。学校与流行文化都告诉你，谁都不喜欢自作聪明之辈，谁都不喜欢招摇卖弄之辈，谁都不喜欢听你说那些音节繁多、拼写冗长的五块钱单词。《丛林之书》里的棕熊巴鲁想起啥就说啥，老虎谢尔汗的口中则流溢着无可挑剔的精致辞藻。我们拥抱忠厚的棕熊，远离阴险的老虎。

语言承载着无比沉重的负担。音乐和其他艺术当然并非完全不具备涉及阶级出身、教育背景、成长环境、性别取向、种族身份等等方面的意味与人口学标记，但是与语言相比它们在这方面全都堪称纯洁无辜。恰如萧伯纳在《窈窕淑女》的序言中所说：“一个英国人只要一开口，另一个英国人就必然会对他感到恐惧或者鄙夷。”选择A小调而非降E大调，或者采用铬绿而不是森林绿，并不能揭示歌手或者画家的出身背景。但一个人的语音语调、参照框架、词汇选择、发音、重音、时机、句法、音调、腔调和节奏却足以揭示说话者的一切信息——这还没说到口音与方言的问题。英语是我最熟悉的语言，它确实有一些值得一说的特质。我虽不敢说这些特质独一无二，但是却可以肯定它们颇为特殊。我最好还是打个比方。英语就好比伦敦城，一部分城区布局由两千年前征服它的罗马人决定；从那时起，在罗马时代、撒克逊时代、黑暗时代以及诺曼征服时代的堆叠废墟上，伦敦又被建造成了一座中世纪城市，蜿蜒的街道上挤满了露明木架的房舍与高耸的石质大教堂；然后是都铎王朝和雅各布王朝的宫殿、大厅和游戏厅，在火灾和瘟疫之后这座城市迎来了古典元素重获生机的时期；乔治王与摄政时期为伦敦留下了优雅、宽敞、和谐的广场和林荫道；维多利亚王朝引入了长长的郊区街道、联排民宅、仓库、图书馆、工厂、学校、市政厅和火车站；二十世纪又为伦敦添加了玻璃与混凝土构建的写字楼与集团公司总部、机场、停车场以及购物中心，还有源自美国与欧洲恣意张扬的现代主义、粗犷主义、解构主义、社会学规划——所有这些元素，所有这些风格、时尚和狂热如今拧成了共存共生的一团，各种方式、材料、模式和方法丝毫不讲道理且完全没有计划地挤在了一起。伊丽莎白式露明木架建筑一边紧挨着爱德华时代的邮局，另一面紧挨着苹果专卖店的落地窗。因此伦敦是一座活生生的城市，包含着城市历史的一切表现。相比之下，华丽的巴黎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质朴，有一片专门的中世纪城区，也有奥斯曼男爵精心设计规划的十九世纪市中心；巴黎的所有现代建筑要么是自觉且得到批准的门面项目，要么被放逐到核心城区之外。当然，巴黎没有遭受过轰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它的城建规划不像伦敦这样乱七八糟。

就语言而言，法国自从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时代就成立了法兰西学院，以确保法国语言的长期纯正，确保任何非理性的、粗俗的、外来的以及不纯净的内容都不至于潜入法语当中。反过来说，英语就像伦敦一样野蛮生长，毫无规划与匀称可言。千百年的光阴在英语与伦敦的身上留下了无数褶皱与疤痕，覆盖了一层层来自教会、皇室、贵族、戏剧、商业以及国际娱乐产业的财富与残渣；在我们的每一句话当中都交错堆叠着撒克逊人与罗马人的语素、诺曼人的法语以及乔叟与教会的中世纪英语，就像伦敦的建筑环境并非按照历史时期来分门别类互不干扰，而是按照最近上映的电影《瞬息全宇宙》的说法——无时无处，无所不在。莎士比亚、钦定本圣经、弥尔顿与德莱顿率先带来了英语的繁荣生长，之后的约翰逊、斯威夫特与蒲柏等等职业作家又兴起了优雅和谐的散文风格，宛如乔治王时代兴建的城市广场；与此同时在幽深小巷里，盗贼、罪犯与水手的黑话切口也为英语注入了各种生猛不羁的活力；维多利亚时代为英语掺进了工业化、狄更斯与音乐厅；到了二十世纪与最近的二十一世纪，来自印度、加勒比、非洲、澳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土语方言全都成为了英语的养料；此时的英语经历了广播与电影的大行其道，关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金融的论述，还有美国化、街头口语，爵士乐与黑社会、电视、摇滚、高尔夫、板球、足球、商务用语、计算机术语、嘻哈歌词以及社交媒体的新新语言全都浓缩在一个句子里——玻璃幕墙与混凝土一般的现代英语推搡着半露木架的伊丽莎白时代、莎士比亚时代以及弥尔顿时代词语，心理学术语，还有脚踩滑板的青少年俚语；一段被星巴克员工用语规范吸纳的表达方式曾经是维多利亚时代银行家的专利。可是我们很少关注这一点，就像我们极少将目光提升到沿街招牌的高度以上，欣赏街道两旁高低错落风格各异的建筑。伦敦没有经历过奥斯曼男爵的市政规划，英语也没有维护自身纯正的学院。我们不仅是弥尔顿与济慈的语言继承人，还继承了大盗杜尔平，《雾都孤儿》当中的少年贼头机灵鬼，禁酒令作家达米安.鲁宁（Damon Runyon），性手枪乐队主唱约翰尼.莱顿，情景喜剧《只有傻瓜和马》的男主Del Boy，说唱歌星Tupac Shakur，长寿肥皂剧《加冕街》，还有喜剧角色艾迪娜夫人（Dame Edna Everage）——太多纷繁复杂的声音全都掺进了英语这杯鸡尾，无法一一挑出列举。

当然，我有点夸大了法语的受控同质性。我重申我并不是说这一切都是英语独有的现象，但是英语是我最熟悉的语言。由于各种历史与文化原因——其中并非所有原因都令人钦佩——英国人至少在语言与建筑方面衷心奉行开放包容的移民政策。就像在建筑方面一样，我们在语言方面同样创造了丰富的内容——这方面我们或许特殊，又或许并不特殊，在座的语言学家一定比我更清楚。但是无论是否独特，英语的丰富性肯定是值得承认的奇迹。诚然，法兰西学院试图将英式法语以及其他外来者阻挡在法语的整洁林荫道之外的努力那面招致嘲讽。话说的粗俗一点，他们无非是在迎风撒尿。但是他们徒劳无功的监护工作相比起英语这边更有破坏性且更加荒谬的对应行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诸位见谅，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方法是播放另一段视频。 我在十四年前发布了一段关于语言的播客，其中我对于某些人看管语言的行径大发牢骚。一位非常有才的UP主Matthew Rogers截取其中一段录音并且搭配了动态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