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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91期《彭真和中共东北局争论— 兼论其与高岗、林彪、陈云之关係》节选

琉璃萤火虫

1945 年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组建中共东北中央局（简称为东北局），以指导、统筹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东北局委员有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由彭真挂帅担任书记。

中共中央对于在东北发展、开创新局如此地重视，为何会任命彭真为负责领导这一关键任务的东北局书记？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一、彭真是中共延安时期地位扬升最快的党内领导人之一。相较于他者，彭真与中共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中央主席）、刘少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关係，皆甚为紧密，同时深得两人的信任。二、相比其他党内领袖，彭真较擅长于城市工作和管理，在党内也分管此项工作并担任相关的领导职务（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城市工作部部长）。 [1] 东北大小城市林立、工人聚集，本来即是中共发展城市工作的重要预定目的地，彭真应可在当地发挥所长。[2] 然而，针对彭真本人军事经历阙如的情况，以及为了因应东北战事难免的情势，中共中央指派军事将领林彪前往东北，明令其“协助”彭真“指挥作战”。 [3] 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 年 1 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司令，彭真则膺任该军的第一政治委员。

在延安获得中央层峰荣宠的彭真，是否有能力在千里之外掌握要领、独当一面，打开并统御东北的局面？作为政治新星的他，在东北身处在不少较其还更为资深老成、阅历丰富的高干群体中，能否顺其心意地驾驭和服众？这都是新官上任的彭真所将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1945 年底工作方针转变的争论：从“独霸东北”到发展根据地

彭真率领的东北局东出山海关后，要如何经略关外的“白山黑水”？1945年 9 月底，中共中央（因毛泽东前赴重庆与国府进行谈判，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一度主张东北局採取向邻近苏联、蒙古、朝鲜的四周边陲地区分散发展的方针，将来再图控制南部（南满）的铁路干道和沿线大城。 [4] 但彭真认为初来乍到对环境不熟悉，加上当下人手不足、许多人员还在赶来东北的途中，所以实际上没有执行此一分散发展的方针，而是将党员干部和部队主力置于南满。

10 月中旬，毛泽东返抵延安后，认为国军尚未进入东北，国府主要关注关内，能用于东北的兵力也有限，以及苏联红军对中共东北局态度友善并加以鼓励。 [5] 他决定“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亲自主持制定了“竭尽全力，霸佔全东北”的工作方针，也就是主张集中主力在从锦州至渖阳的一线地带，阻绝国府军队出关入境。 [6]

彭真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新定的工作方针悉心领会、坚决执行。10 月下旬，彭真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将领：当前作战方针和任务是配合苏军佔领东北、保住渖阳，拒敌于山海关内。 [7]时至 11 月中旬，彭真犹饶有信心地认为：前“满州国”的军队可以成建制地顺利收编（他以摘拿成串葡萄为比喻），凭藉相关力量可以实践完成“拒敌于国门之外，独佔东北”的政策。另外，彭真也认为在东北中共比国民党更有政治影响并享有群众的好感。[8]

相异于态度乐观、积极推行党中央“独霸东北”方针的彭真，东北的其他中共要人之间却逐渐形成了退避乡村、长期打算的看法，并促使中共中央调整原有的工作方针。

一是来自前线的军方将领。黄克诚领军赶赴东北后，发现实际情况远不如原先预期的光明，甚为担忧重蹈当年中共西路军孤立无援、兵败河西走廊的覆辙。 [9] 11 月下旬，他向毛泽东反映中共部队遭遇的“七无”困境（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并提议暂不作战、进行修整，“以一部主力去佔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毛泽东要黄克诚直接向彭真领衔的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然而，黄回忆“先后给东北局发了三封内容类似的电报，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但始终未见回音”。[10] 相对于彭真的不予回应，黄克诚所提的不宜“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应及早建立后方根据地、站稳脚跟后再寻求与国军决战的意见，为林彪所採纳。

面对在 11 月间已开始出关进击东北的国军，林彪没有按中央、东北局（彭真）“守住大门”、节节抵抗的指示行事。他主张避免仓促应战，以防被各个击破；引对方拉长、分散后再伺机突击弱点。

另一是来自北满地区的政治领袖。11 月 20 日，高岗、张闻天、李富春抵达渖阳后，即参与彭真主持的东北局会议。高岗、张闻天在会上表示：苏联势必会将主要城市交予国民政府，国军也会涌入东北；在敌强我弱之下，中共在东北应避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作长期应战的准备。彭真则继续坚信中共的优势地位、苏方的支持和夺佔南满城市的重要性。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11]高岗、张闻天转赴北满后，与 11 月初成立的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交换意见，感到所见略同、一拍即合。不久，三人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满洲及北满工作的意见与请示〉，反映他们不同于彭真将工作重心置诸南满的意见。他们主张：独霸东北已不可能，宜将发展重心转至北满、东满、西满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尽快在其中建立根据地。 [12]

中共中央看到情势急遽变化，特别是 11 月下旬苏联声称要履行对国民政府的条约义务，让国军接管东北主要城市和铁路干道，以及东北军方和北满党人纷纷提出转赴边陲地带发展的意见后，也认为原先“独佔东北”、控制各大城市的计画已无可能。11 月下旬起，中共中央（毛泽东因病休息，由刘少奇代理主持）表示为了“照顾”苏联在东北对国民政府的条约“信用”，开始要求彭真及东北局将工作发展重点，转朝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方向调整（刘少奇在发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文中，对此用“让开大路、佔领两厢”形容；相关文字有无发给彭真和东北局？这是否成为党中央此时和其后对东北局指示的核心方针和唯一内容？后来皆成为争论的议题）。12 月 28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其中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佔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13] 毛的指示形同正式放弃了原先的“独霸东北”方针，确认东北问题複杂、艰钜，中共在无法一举吞佔东北的情况下，必须从长计议、步步为营。

1945 年 11 月至 12 月，东北局不少人提出要离开大城市和主要干道而去发展革命根据地时，彭真反应消极、转变迟缓，曾一度心想坚守渖阳，而遭致林彪的反弹和不予配合； [14] 另也遭到高岗、陈云的质疑和催促。 [15] 刘少奇亦以个人名义致电彭真：“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姿势”。 [16]

彭真意兴不高、转变缓慢的可能原因有：

一、对于东北的城乡关係和区域发展格局，彭真认为有其特殊性，包括：大中城市林立、铁路交通便捷；城市经济和工业发达，其运作可自外于凋敝的农村；重要城市多座落、集中在南满，而且当地人力、资源富饶，可供给军需。 [17] 依此思路，佔有大城市和统领南满，不但必要，更应优先。此外，彭真的城市管理专长，在此处也更得以适才、适所。

二、彭真对于情势过于乐观，对获得苏联红军支持有过高的期待，特别是以为后者会将其佔领的城市要地和虏获的日本军队武器装备，做出有利于中共的安排。然而，实际的发展却非彭真所期盼的顺遂，甚至在 11 月下旬发生苏军威胁中共限时撤离渖阳等中心城市的情况。苏联佔领东北期间，有时重视自身的国家利益，甚于发扬国际主义、支援中共，这让寄望苏方奥援的彭真颇为被动。

三、彭真不懂军事作战（他自己也承认），比较看重主要城池的得失及其政治象徵意义，至于军队有生力量保存的关键意义，则较无体认；更重要的是，彭真似不晓得发展革命根据地对于维持、支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至关重要，尤其是分化并动员群众，促之参军和提供后勤支援，以及藉此加大部队移动的纵深空间和安全屏蔽。对于急需解决的兵源问题，彭真以为透过收编地方武力，军队即可以迅速组建和扩张，对相关工作的难度和複杂性有所低估，彭真后来也为此遭受严厉批评。 [18]

（二）1946 年上半年对执行新方针的争论、四平决战

1945 年底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要努力发展革命根据地以后，关于此一新工作方针的执行问题，便成为东北中共高干争论的焦点。彭真自认他在接获毛泽东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后，就对发展根据地甚是注意、未尝放鬆（其晚年对此特别强调）。[19] 但是当初积极呼吁在偏远地区开创根据地的其他东北高干们，却认为彭真对这一新工作方针的宣传加以设限， [20]而且在现实中仍然将工作重心的主要比例，置于准备攻佔大城市的目标之上，活动范围也徘迴在距离主要城市和交通干道附近不远的地域。换言之，他们认定彭真是“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有如将毛泽东的新战略指示当作具文。 [21]

在东北与彭真工作关係密切、政策立场相近的伍修权，晚年也指出东北高干之间存在的立场分野：开始撤离渖阳时，我们的指导思想还离不开大城市，仍在渖阳附近转，先撤到本溪，在那裡呆了一个多月。随著形势发展，又转到抚顺，在那裡召开了抚顺会议。在此以前，我们对东北地区的局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是离开铁路干线，建立农村根据地。 [22]

伍修权所言的抚顺会议，指的是 1946 年 3 月上旬在抚顺举行的东北局会议。在此会上，中共东北要人针对工作经营方向问题的争论白热化，甚至到了当面指责对方的田地。 [23] 林彪在会中公然批评彭真主持的东北局“没有一比较突出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他提出：“今天在东北以战争和发动群众是主要的，但有些同志不是这样认为的”，“城市和乡村的问题，看法很不一致”，“东北局没有战争观念”、“发动群众不敢放手，有右的倾向”。 [24] 林彪、黄克诚还批评彭真、东北局没有用心建立根据地、没有替军队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25]

根据其他与会人士的观察：林彪在会上的发言“有伤忠厚”；彭真不与之争吵，表现得较有“涵养”。[26] 彭真在会上并非孤家寡人，而是获得林枫、李立三、吕正操等人的支持。林枫质问林彪：“这是东北局的会议，怎就你一个人讲？”针对林彪批评彭真、东北局分派太少干部到农村开展根据地工作的意见，林枫回以“来的少，就来一万多人”。 [27] 林枫更反过来批评林彪“一仗都不打，从山海关一直退到这裡，是逃跑主义”。也就是指责林彪在去年 11、12 月之交没有尽责“守住大门”和拦截国军。林彪辩解：依当前情势，不应硬拼；而且其行动皆报告请示中央。 [28] 李立三不但呼应彭真主张的有苏军支持、中共享有优势的意见，更提出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也就是改变林彪统帅该军的领导地位。 [29]眼见会中彭真的声援者不少，彭真作结论时也略作自我批评， [30] 林彪在会议尾声相形收敛许多。 [31]

东北局抚顺会议虽然看似平静落幕，但因政策争论引发的人事对立，在会后进一步加剧演变成彼此皆向中共中央告状、主张将对方调离现职的地步。冲突的两造在东北结怨甚深、以至长年不忘，恐与这种彼此在政治上皆不留馀地、杀到见骨的作法有关。彭真方面，他曾提议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层，不再由林彪领军； [32] 林彪方面，抚顺会议后他与没有赶上会议的北满代表高岗在梅河口交换意见，两人商定由高岗前去延安报告东北情况，并敦请刘少奇前来关外，代替彭真主持工作。 [33] 高岗最后虽因局势紧张没有成行，但是林彪、高岗的此次会晤相谈和达成共识，犹如东北军方和北满党人两股反对彭真势力的完成结盟。这股政治合流后来成为推倒彭真在东北局首席地位的主要力量。

彭真在 1946 年第一季、甚至接连的第二季，继续表现追求大城市的倾向，其成因可能除了前述的彭真首重掌控城市的政策偏好、对苏联军队仍寄予厚望（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后来称此为“想靠红军保镳”），[34]以及他偏重政治、不谙军事的思考惯性；中共中央对东北问题的立场模稜和政策操作，也是一个具有关键影响的重要因素。

一、中共中央对东北政策本身的模糊性。

在东北局内部争论的过程中，彭真每每坚称其乃“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指示精神”。 [35]事实上，由于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政策和指示中所存在的“两面性”，让彭真和其对立面都可以从中找到支持自身主张的政治依据。

中共中央在 1945 年底陆续要求东北局努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指示，就有这种情形。例如：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指示，虽指出“力求控制”周遭中小城镇和广袤农村为“工作重心”，但文中也提到“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应要“力求插足”； [36] 毛泽东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强调“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佔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但也表示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言放弃”。[37]有鑑于此，代表彭真对东北问题看法的著作强调：中共中央即使在提出“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时，“也没有提出过不去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而轻易地将大城市和主要铁路让给国民党去佔领”。 [38] 彭真晚年回顾这段历史时，更指称：“从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东北局出关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军撤出四平、长春，随著形势变化，东北局和东总遵照中央指示，大部份时间是集中主力同国民党军队打大仗，争夺东北”。 [39]

二、中共中央顺应国内情势发展对东北的政策操作。

1946 年初，根据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进程发展，中共中央深度参与、甚而主导制定了东北局的因应对策。1 月 10 日，国共签订了停战协定，中共中央一时也对国内的和平前景乐观以待；毛泽东甚至曾考虑指派彭真出任国府委员会中 8 名中共代表之一。 [40] 但由于停战协定并无限制国府对东北调动军队，中共认为国府的政治盘算是不欲自缚手脚，方便未来用兵以囊括整个东北入袋。 [41] 果不其然，次月国府即向东北大举运兵，计划在苏军全面撤离后（3 月初开始撤走）接管其辖区，并用精锐的武装部队逐步挺进、追剿共军。中共中央对此自不会坐视不管，拱手让出该党在东北的现有地盘。

在 2 月至 4 月，中共中央（无论是毛泽东或刘少奇）和领导东北局的彭真理念相仿、合拍（有时更是彼此加乘），皆主张集中兵力重挫在东北集结的国军，藉此挫敌锐气并制造军事震慑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俟苏军一走，“不惜任何牺牲”，抢佔渖阳以北的主要干道和沿线重要城市如长春、哈尔滨、四平，同时保卫北满，创造分庭抗礼的局面， [42]以达到以打促谈、以战逼和的政治目的，亦即迫使国府同意在东北停战，更在国共分据东北的既成事实之下，最终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 [43] 中共中央这一阶段的指示 — “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力争由我军佔领长哈齐及中东全线”[44]， 就有论者概括为“佔领大路，阻敌北进”，以与“让开大路、佔领两厢”作对比和区别。 [45]

根据前述“以战止战”、“以战促和”的意图和思维，4 月下旬，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不惜以重大牺牲开展四平保卫战，甚而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关于此一焦土对战决策的形成，彭真不但与闻也表赞同。 [46] 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彭真领衔的东北局督促林彪率领共军贯彻。共军在这场为时超过一个月的正规阵地防御战中，造成国军 1 万多人死伤，自身也付出八千馀人的性命。最后以林彪率军放弃阵地后撤结束。中共中央虽发电肯定坚守四平一役， [47]但因为共军本身伤亡惨重（军方尤为痛心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关内的部队骨干），以及随撤退产生的一波溃逃效应，引发两极化的评价。对此不满的矛头，指向强力督军坐镇的彭真和他所代表的攻佔大城市、血拼求速决的政治倾向。

（三）东北局改组，林彪取代彭真

四平血战后，林彪、高岗、陈云、罗荣桓向中共中央发电，要求改组东北局，建议由林彪取代彭真出任书记。[48]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最后也做此安排。其可能的考虑是：东北局内部存在工作分歧甚至“将帅不合”的局面，彭真的领导威信已受到强烈质疑。更现实的考量是，国共和谈难以为继，两方大战的局面恐无法避免，东北归于谁手的问题也终将取决于战场而非谈判。彭真能文不能武的局限，让之愈加难以继续身负领导东北局的重任。 [49]

1946 年 6 月 3 日，中共中央要东北局重拾毛泽东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6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下令东北局领导进行改组：林彪同时担任东北局书记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和政治委员，全权主持东北的党政军工作；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林、彭、罗、高、陈组成东北局常委。毛泽东在同一电文中还特意加写：“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50]

林彪主持东北局工作后，彭真排序仅在其之后，居于第二。但由于彭真是被其东北局同僚联手告发下黯然离开领导岗位，处境尴尬、形单影隻。林彪为了削弱彭真的权力，重用高岗并让之兼任秘书长；林彪称东北局由高岗实行“秘书长专政”，高岗因而“权势很大，盛气凌人”。 [51] 彭真却只落得管理哈尔滨一城。

1946 年 7 月上旬，林彪主持东北局会议，通过陈云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因为在 7 月 7 日通过，后来通称为“七七决议”）。其主要内容有：当前情势是敌强我弱，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主要办法是发动群众。为此，要“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偏重大城市，轻视建立根据地”，会有两头落空的危险，“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在作战原则方面，在敌强我弱下，“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七七决议”报请中共中央审定并获同意。东北局也迅速动员大量干部下乡工作。 [52] “七七决议”的观点和主张，与先前彭真主持东北局时的评估和做法明显有别，甚至是针锋相对。其之颁布无疑宣告彭真的“人去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