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原创】《路边社》新闻网2022年新闻简报（尽量日更） -- 121gdi

这是河友“踢细胞”被判重罚的帖子：

高华非傻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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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是我的一点观点：

1、我支持铁手对西西河的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并坚决服从监察的判罚；

2、我觉得，从措辞来说，他这个帖子被封的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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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是我的想法：

说“高级”华人非蠢既坏，就跟说“小混混街溜子”非蠢既坏一样，大方向没问题，但是难免伤及无辜。

比如很多人也确实是因为单亲、家暴、命运的捉弄而走上混混道路一般，很多所谓“高级华人”也是因为受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偏执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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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这个帖子重罚，有可能是监察把帖子的“高级华人”默认跟“海外华人”画等号了。

我认为，“海外华人”指的是身份，其本身并没有褒贬义。

而在历史上，当中国面对种种抗击侵略和天灾人祸时，海外华人还多次身处援助之手，给中国带来了大量支援，比如抗日战争和汶川地震。因此，“海外华人”很多时候其实在我们大陆人心里是褒义的正面词语。

而“高级华人”则不同，这个词是特指那些见不得同胞好的那一“海外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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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河友“踢细胞”说“海外华人非蠢既坏”，而是“高级华人非蠢既坏”。

就跟说“街溜子小混混非蠢既坏”一样。

“高华”本身就是贬义词。

所以，说“高华”的坏话，本质就是说坏人的坏话一般，虽然没大错，但是过于极端，小惩即可，重罚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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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面是我的一些依据：

1、“高华”词汇的产生：

“高等华人”一词不是孤立地产生的。近代文献中有一大批与之意义相近的、表示“华人分等”的词汇，如“上等华商”、“上等华客”、“上等华人”、“华人中有体面者”等等。这些词的出现，是“中国人”/“华人”这一实体在遭遇殖民现代性支配下分化和重构的结果，是包括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的和海外两个空间内华人经验的反映。

1881年4月27日的《申报》如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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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华”词汇用途的扩大：

自1910年起，汉语中的“上等华人”还出现了一种新用法：作为广告用语的一部分。清末民初，随着报业的发展和上海成长为一个消费社会，广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越来越重要。“上等华人”就与这种新生的文本形式结合在一起，成为征求招聘或推销商品的对象。

1910年10月5日，《申报》刊登了一则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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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华”一词逐渐走向贬义：

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在晚清的海外/租界两种殖民空间中，还是在民初的上海消费文化中，作为华人分等之体现的“上等华人”、“高等华人”都是正面词语。它们被用作贬义词，最终遭到知识界乃至全民的攻击和批判，是从“五卅运动”开始的。

1925年5月中旬，中国工人顾正红被日商枪杀。5月末6月初，为声援工人而示威游行的中国学生在公共租界又遭到巡捕的枪击，多人死伤。接连不断的血案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是为“五卅运动”。在五卅运动刚开始时，参与抗争的工人、学生和商界组成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即革命史所称的“反帝联合阵线”。然而，这一联合阵线不久就出现了分裂，形成了以中共主导的工商学联合会为一方，以执政府官员和总商会虞洽卿为另一方的“十七条”与“十三条”之争。除了执政府和虞洽卿外，梁启超、丁文江等知名人士也联合发表宣言，在认为租界当局不能逃避责任的同时主张：“应该要用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同双方的和衷来解决他。”在此背景之下，中共就需要在宣传上批驳此等本国知名人士的“温和”意见。

1925年6月12日，就在梁启超等人的意见经报刊发表的第二天，中共专门为五卅宣传而创建的《热血日报》刊出了一篇题为《所谓高等华人的意见》的文章。文中指名道姓地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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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热血日报》之后，《上大五卅特刊》、《国民日报》、《向导》、《中国青年》等舆论阵地当也开始在贬义意义上使用“高等华人”一词。《上大五卅特刊》是上海大学学生会在五卅运动时期创办的周刊，自6月15日创刊后共出8期，其中有9篇文章提及了“高等华人”。《上大五卅特刊》文本中的“高等华人”除了具有与《热血日报》相同的意涵外，还从一些《热血日报》未涉及的角度贬斥了“高等华人”：其一是嘲讽他们恐惧“赤化”，如《中国人赤化就该死吗？》斥责说：“而一般高等华人，更象罪孽深重似的哭哭啼啼的大发其冤卑，一若中国若犯‘赤化’嫌疑，则‘臣罪当诛’一般！这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赤化”与“软化”》写道：“这次交涉停顿的原因虽多,然而最重大的原因,却是由于一般高等华人害怕‘赤化’的怯懦心理特别表现。”其二，则是把“高等华人”的态度与“平等待我们的民族”作对比，以此突出他们对本国反帝运动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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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华”一词所代人群的扩大化：

此外，6月29日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刊发了杨铨的《高等华人的高调与责任》，这是专门针对丁文江《高调与责任》的论战文。至于中共自身主导的舆论阵地，1925年一年中“高等华人”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出现14次，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上出现6次，所涉作者有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萧楚女等等。其中一篇较重要的文献是由《向导》发表的《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这篇文本的署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其政治意义比党员个人的创作更为重大。《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对“高等华人”的诠释还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用阶级分析法颠倒“上下等”的褒贬含义，这在《畏垒的排外主义》一文中已有体现；第二是扩大了“高等华人”的所指范围。此前，《热血日报》、《上大五卅特刊》等报刊在使用“高等华人”一词时虽然已经表现出某种泛化倾向，但大体上仍是针对梁启超、丁文江等知识界人士。但《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却把“高等华人”扩大到一切“大商绅士学者军阀”，即那些次于帝国主义的本国反动派都可以被称作“高等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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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华”作为贬义词的定型：

先看香港。

1927年9月，鲁迅在路过香港时遭到了“查关”的刁难，于是愤而写作《再谈香港》一文，该文结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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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再谈香港》很快成了批判香港殖民性的某种“元文本”。1934年千家驹发表于《申报》的《桂省经济调查印象记》谈到途经香港时说：“香港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得见了，我们以前读过鲁迅所写的过港经验谈、知道香港上岸时、专有检查华人行李的高等国民，如果不把钱贿赂他们，就许把你的箱翻江捣海，或戳得个七孔八穿的。”

同时期倪贻德的《香港印象记》也写道：“香港的居住区显然分为几层的阶级，地势的高低便是那区分的标准。上层的山顶完全是西人的住宅区，中国人绝对没有居住的权利，中层是各国的侨民及高等华人集居的地方。下层居住的，便是中国的劳苦大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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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 厦门：在上海和香港外，知识分子在厦门鼓浪屿也指认了“高等华人”。庄泽宣在其出版于1946年的作品《教育与人生》中提到鼓浪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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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天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原在东部大城市的学生离开沦陷区，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内地，形成一种特定的流亡文本。在一篇《流亡记》中，一位途经天津的北平学生记述了他对天津法租界的观感：“租界里的安全的，人们是快乐的，我们看到了那另一种‘高等华人’的生活。”

然而，作者的用意不是赞扬租界的安全与快乐，而是把重点放在有的同学“受法租界巡捕的鞭打”，以及“谁叫我们是中国人呢？”的民族悲情。他对“高等华人”的鄙夷与不屑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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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有关香港、厦门、天津等当时中国具有代表性近代城市的书写，我们可以看出，“高等华人”已经成为在各个空间内指认并否定殖民主义的语言工具，文本中“高等华人”不是被鞭笞的对象，就是被讽刺的丑角。这与晚清上海“上等华人”所享受的毕恭毕敬，是何等的云泥之别

朱自清在1946年写道：“因为高等华人成了骂人的话，高得那么低，谁还敢说高级趣味!”

至此，“高等华人成了骂人的话”，已经成为公众普遍的认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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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不吐不快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毫不意外地，在1949年后大陆的近代史书写中，作为反面角色的“高等华人”更加频繁地、更加普遍地出现；而离开大陆的“新儒家”唐君毅，也不时贬斥香港的“高等华人”。

两个阵营的中国人都保持着“高等华人”负面化的共同记忆。

至此，“高华”（高等华人）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而这个词汇所代表的的人群也一直遭人唾弃。

与之相比，作为褒义词存在的“海外侨胞/同胞”，以及作为中性词的“海外华人”所代表的群体，也逐渐让人们认同了其定义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河友“踢细胞”所言“高华非蠢既坏”，只是极端，而非大错。其本质跟说“坏人都很坏”没啥区别。

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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