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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近日瞎想 -- 胡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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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不要断章取义

原文出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政策——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01),作者乌小花,为蒙古族,法学硕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政策教科部讲师。原文说的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践踏党的民族纲领政策。江青集团排在林彪集团之后。

(1)否定民族工作,撤销各级民族工作部门。

(2)鼓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3)否认民族特点、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的存在。

(4)践踏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侵犯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

(5)破坏民族干部政策,迫害少数民族干部。

(6)践踏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宗教工作受到严重挫折。

(7)破坏民族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文学几乎被否定。

(8)破坏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强迫少数民族改俗。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疯狂推行极“左”路线,阴谋篡党夺权。党和国家的一整套民族政策几乎被破坏殆尽,民族工作完全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民族工作遭到全面破坏的时期。

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民族纲领政策

1.“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践踏党的民族纲领政策,把50年代后期在民族工作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左”的错误推向极端,在民族工作中践踏党的民族纲领政策,执行错误的民族纲领政策。(1)否定民族工作,撤销各级民族工作部门。林彪、“四人帮”一伙打着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幌子,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取得的成就,诬蔑民族工作部门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各级民族工作部门纷纷被撤销。(2)鼓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把“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推向极端,认定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把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鼓吹少数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问题。把阶级斗争当作处理各种民族问题的唯一标准,阶级斗争方式也成为解决民族矛盾的唯一方式,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3)否认民族特点、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的存在。林彪、江青一伙诬蔑一些少数民族是所谓的“黑线”制造的“假民族”,讲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就是制造民族矛盾,就是搞民族特殊,就是反对民族融合。无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民族。(4)践踏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侵犯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诬蔑民族区域自治是“搞分裂”、“搞独立王国”。在他们的极“左”路线的支配下,有些民族自治地方竟然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撤消,有的被肢解,有的被代管。1967年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被普遍夺权。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在各民族自治地方搞夺权,撤消自治机关,使绝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陷于瘫痪,根本无法行使自治权利。1975年宪法中删去了自治权的具体规定,使民族区域自治失去了实际内容。“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5)破坏民族干部政策,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林彪“四人帮”污蔑各级民族干部执行了所谓“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投降主义”,并以此为罪名,打击迫害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制造了大量的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错案。如内蒙古自治区的所谓“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所谓“判国暴乱案”等,致使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有不少人甚至被迫害致死或致残。这一时期,还撤消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院校和训练班,使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中断。(6)践踏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宗教工作受到严重挫折。林彪、“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宗教工作取得的成绩。各级宗教工作部门几乎全部被撤消,各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被迫停止。多数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设施被毁坏、拆除、关闭或改作它用,大批宗教经书、法器和宗教用品被焚毁,一些宗教界人士有的被批斗、批判,有的被强迫劳动改造,有的被判刑监禁,有的被迫害致死。(7)破坏民族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文学几乎被否定。在民族文化教育方面,林彪、“四人帮”胡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民族学校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粗暴地取消了民族教育的一系列特殊措施,很多少数民族大、中、小学校被迫停办。胡说少数民族语言“无用、落后”,公然禁止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推行工作被取消。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出版机构被撤消,民族语文机构被撤消,民族文字报刊被停办,许多民族文献资料、文物、古籍被当作“四旧”烧毁,民族语文专业人员被迫改行。文艺界一些知名的少数民族学者、艺术家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民族文化教育的一次大倒退时期。(8)破坏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强迫少数民族改俗。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把各少数民族正当的风俗习惯视为陈规陋习和“四旧”、“迷信活动”,侵犯和干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准少数民族过传统民族节日;不准数民族穿戴民族服饰和首饰,强迫群众改装;把少数民族歌舞说成是“异国情调”,不准跳民族舞蹈,把少数民族生活方式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阶级斗争新动向”,予以压制。“文化大革命”时期,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

2.“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极力维护和贯彻党的民族纲领政策。“文化大革命 ”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战线遭受了一场惨重的浩劫。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族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在一定范围限制了极“左”路线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1972年,当周恩来发现宁夏固原地区存在违反党的民族政策时,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在对这次座谈会纪要的批示中指出:解决固原地区的民族问题,必须坚持执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满腔热情地帮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注: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册[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150、151.)同年,毛泽东针对当前许多地区违反民族政策的情况指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注: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册[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150、151.)1973年8月,周恩来发现云南省撤消四个民族自治州时,直接进行了干预,及时加以纠正。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专门召开了全国畜牧业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重申关于畜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1976年,叶剑英主持召开边防工作座谈会,制定了边境建设方针,安排了边境建设经费,促进了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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