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俄乌战争三个月的军事总结 (1) -- 关原食神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父亲还贸然地跑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才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都已经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

　　父亲脑海浮起两年前在息县被隔绝的影像，内心大为恐慌，于是急忙折返沈阳，感觉到大街上气氛诡异。第二天解放军大批车队鱼贯而入，一辆辆地从《大东日报》的招牌前奔驰而过。这时国共内战已经接近尾声，而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的易手，也是国民党政权最具代表性的溃败。

　　勇气可嘉的这几个年轻人，从“祖国文化馆”到《大东日报》 ，从满腹的理想到一切归零，还得赶紧逃亡求生，回到东北这一年，真是福也双至，祸也不单行。于是，他们决定放弃一切，廖衡要先回他的故乡哈尔滨，接着辗转来台，稍后到香港定居。而这次他们跟以前逃亡的方式并不一样，那就是脱下平民便服，穿上临时买的国民政府军的军服，但是要拆掉军帽上青天白日的国徽。为什么要改穿军服呢？那是共产党所施行的既往不咎、心战统战的宽大政策，凡是国民政府军，只要手中没有武器，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 。

　　父亲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文职人员，刚好抓住这个机会，如果再迟几天，共产党政策一变，就可能插翅也难飞了。当时，每个人还都拿着一张“通行路条”走到沈阳车站。偌大的车站人山人海，本该是喧哗沸腾，此刻却鸦雀无声，好似一个古老的废墟。每一条线都很有秩序地排队等候买票，有的已经排到车站外的广场，有的像“S”形转来转去。令人震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大声说话，更没有一个人吵闹插队。而排队买票的长龙之中，大部分都是平常不可一世的国军官兵。一夕之间，全变成了守纪律、第一流的国民。

　　看着眼前的景象，徐天祥说：“共产党真行！ ”父亲却认为这是控制下的产物，因为中国人没有约束自己的能力。

　　四十年后在台湾，父亲和孙建章在调查局里面，调查员李尊贤把笔愤然地摔在桌上，磔磔冷笑并大声地斥骂：“你们竟然能穿国军的衣服走出‘匪区’ ？这就够了，你们已经证明自己就是‘匪谍’ 。 ”父亲后来坐在揽翠楼“柏杨居”的阳台上，回忆与现实纠葛着，他说： “在调查局里，手握生死大权的特务，有几个有能力约束自己？而这些都是腐败的征兆。 ”能说出“你们已经证明自己就是匪谍”这句话，足见客观的智商已经被主观的权力完全蒙蔽，使愚蠢的思维更加蔓延膨胀，永无止境而不自知自己的堕落。

　　抗战末期，政治就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军纪皆荡然无存。这是我们这一代永远不会了解的地方。

　　从历史中可以看见，在战乱的地域，国军跟土匪、强盗没什么分别，有力气的就横行霸道，没力气的就沿路乞讨，军人从不排队，挥舞手中的权力，甚至消费从不埋单。如今巢穴倾覆，只好规规矩矩，失去靠山，连胆也碎了。

　　父亲这一行三人，从上火车，到下火车、出站、过街、雇马车南下山海关，跟大家一样都是安安静静的，每个人都是沉重的脸色。这是一趟奇异经验的危险之旅，入夜之后冷风飕飕，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紧夹着马向前进发。这批解放军是林彪的第四野战部队，正要南下攻击北平，这趟马车上的亲眼所见，父亲对于解放军当时军风的严明，不禁咋舌称奇。

　　在黑暗中，那些骤马疾奔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 ”马车这边总是回答： “我们是国军。 ”甚至加强地说： “我们是蒋匪。 ”那些纯朴的战士们就会一言不发，从没有人刁难。马夫有时还吆喝他们： “让路！让路！ ”他们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对眼前的亲眼所见，正是“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

　　父亲对当时所眼见的情况，产生了沧海桑田的感觉，把解放军这种质朴和军纪，与国军官兵相比，实在有人位演替的感慨，虽然不至于让自己的基本信念破碎，但是也有了动摇。

　　后来在台湾就有人责难： “把共产党说成王者之师，那国军成了什么？ ”我觉得针对亲眼所见的现象，与自称仁者之师的国军相比较，长久享受权力自然就腐败，观感上绝对是个强烈的对比。这是定律，可想而知。如果我们自己都还不能彻底反省，一味地只追求自我感觉良好，傲慢地强辩，里子全失，讨点面子也爽，或死的鸭子嘴硬、巧言狡辩，这种意识形态，恐怕更加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三军将士了。

　　解放军的行动跟传统行军恰好相反。他们都是夜间上路，天微亮就进入村落，分别住进民宅，门口从不站岗哨，一个村落里虽然驻扎了大军，表面却毫无异样。他们的岗哨都藏在屋顶上，居高临下，一览无遗。跟父亲这批人同样方向前进的，除了解放军，就是成群结队的国军将士。经过一夜坐在马车上紧张地行走，在接近山海关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位国军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一滴一滴地滴在路上，他双肩架着支架，一步一跌，跌下去再艰难地自己爬起来，然后再一步一跌。他是湖南人，父亲回忆说：“他告诉我们他要回家，家里还有母亲、妻小。他在新六军当少尉，清澈的大眼睛流露出坚忍的意志。我从口袋找出一块大头，塞到他的手上，他收下来说将来定要回报。 ”战争的残酷，无论是军是民都会遗留无限的伤痛。多年后，海峡两岸终于开放，许多来台的军民也都重回家园探亲，这位军官下落不知如何，恐怕已成春闺梦里的人了！

　　千辛万苦，终于穿过山海关，抵达唐山，这个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的城市，仍是国民政府在控制，三个人再转乘火车前往北平。回想这次长途而艰苦的奔波，一路上失魂落魄又提心吊胆，看见许多跟着政治风向走的“变色龙” ，也在稍后遇到仍然趾高气扬的国军上校组长。

　　他们决定以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的身份，投奔设在北平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军官训练班。孙建章另行投奔友人，父亲和徐天祥就直接到了目的地。一位上校组长一看到这两个人狼狈的样子，还没听完就拉下脸来，用手掌拍打桌子，大叫： “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哇！两个年轻人吓住了，也不敢坐下，因为对方官阶太高了。上校又叫一声：“你们为什么不抵抗？ ”吓！好大的气势！这种架势应当派到最前线去冲锋陷阵才对，在后方是埋没人才，实在可惜！

　　类似情形屡见不鲜，有些政府高官，当然也包括低官，即使是退休下来，仍然官架十足、声势慑人，坐领双薪再拿奖金，都是民脂民膏，让小民望之兴叹。现职更是作威作福，种种腐败，焉能不败？

　　“我们是文职人员，不是带兵的官。 ”两人轻声回答。一只食指已经戳到他们两人的鼻梁了：“哎！你们还强辩，革命军人就是准备随时牺牲。 ”看这“三颗梅花”大义凛然的态度，父亲回嘴说： “北平已经朝不保夕，你去干吧！ ”说完两个人就走出办公室。

　　人要有尊严，就要付出代价，然而，即使是付出惨痛的代价，也必须维护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也就是委曲是为了“求全” ，没法求全，就不必再委曲了。

　　两个人走出办公室，也同时走入绝境，只有四处流浪，有一餐没一餐地维持生活。父亲对饥饿和贫穷充满了憎恨，不能原谅自己的无能。

　　这个上校，不知道最后他是否也逃命？到台湾升官，还是留下来“抵抗” ？挂星星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是绝顶聪明的，叫别人去送死，他自己第一个逃命。

　　当一个大时代的儿女，是何等艰辛，当一个战乱里的百姓，更是何等不幸。这是一种苦刑，中国人民就在这个无期徒刑里，日复一日地煎熬。

　　有一天，父亲忽然遇到百泉初中的同学朱光弼，当时已经是北京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他乡遇故知，两人意外又惊喜。父亲就常到北京大学，跟朱光弼彻夜畅谈、对床而眠，听他讲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故事。

　　朱光弼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已经是一个狂热的共产党员，是北平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劝父亲如果肯洗心革面，他答应由地下管道，将之送至城外人民解放军总部。父亲说：“我愿意洗心革面，但是我不愿意到人民解放军总部。 ”此时，国民政府的江山，大半已经落入共产党之手，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向共产党靠拢，成为检查他是不是进步人士的唯一标准。

　　可是，父亲最注重自由，不喜欢任何的拘束。他们两个年轻人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感情上却更加深厚，每天同进同出，早上吃早点，也都由朱光弼付账，患难见真情，让父亲十分感动。

　　突然有一天的傍晚时分，收音机在诡异悬疑的气氛中，慢慢地广播： “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第一……”“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与共产党签署了一个政权转移的秘密协议，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进入了河北，接收了北平，结束了著名的平津战役。

　　霎时间，城内的百姓倾巢而出，他们不敢相信一直所依赖崇拜的傅作义将军会抛弃他们，百姓到处流窜打听消息。直到第二天早上，北平出现了另外一种气象。每一个路口都有三个哨兵，一个是已经将“剿匪”两字拿掉的华北总部战士，一个是人民解放军战士，一个是北平市警察。朱光弼在刚成立的人民大学门口，拉着父亲的手，要推荐他去读研究部。 “国民党会毁了你，你有志难伸。 ”朱光弼说，“共产党有无穷的天地，爱才如命，你要留下来，新中国需要你。 ”父亲支支吾吾，未置可否。两天后，人民解放军堂堂皇皇地进入了北平城。

　　这一年，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转折点。一九四九年一月，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基业完全地崩盘。这时候北平只剩下一家报纸，就是《世界日报》 ，它的老板是成舍我，后来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学院，保护了不少被蒋家父子迫害至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这份报纸正在连载张恨水的一篇小说《开门雪尚飘》 ，描写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的一对年轻夫妻，丈夫是一个低微的小职员，太太美丽非凡，丈夫的同事和长官们，都向她展开攻势。有一次，妻子应邀参加舞会，丈夫尾随着进入警卫森严的大院，从外向里偷窥，只见妻子美如天仙，而那些自己平时都要哈腰鞠躬、他们连“哼”都不会响应的高级长官们，现在正一个个笑容满面，奉承谄笑地围绕着他的妻子，做丈夫的心都冻结了。宴会后，妻子半夜返家，丈夫叹息说： “我们不应该这么早结婚，你不属于我这个阶层。 ”妻子说： “太晚了，睡吧！ ”这样的对话真是传神。第二天一早丈夫起来，妻子已不在身边，桌上留了一封信，写着几句简单的抱歉的话，向丈夫告别。丈夫惊慌地打开屋门，发现已下了一夜的雪，雪花片片仍在飘着，连妻子的脚印都看不见了。这是抗战胜利后的故事。父亲说： “大概因为我太早尝遍世态炎凉，所以会感到特别地荡气回肠。 ”

　　受不了这让人窒息的氛围，父亲决心继续逃亡，朝向几千公里之外的南方未知世界逃亡。我不解地问道： “逃亡能上瘾吗？ ”其实当时父亲是坐困愁城，因为身上完全没有钱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正是阴历年的除夕，徐天祥来了，握着父亲的手，说： “国民党已经完了，你已经被遗弃一次，不要再被遗弃了。 ”父亲有一个极度向往自由的性格，受不了任何制式的捆绑和约束。徐天祥知道他去意已决，神色凝重地掏出十四个银元，说：“这是路费，拿去吧！一路平安！国民党气数已尽，没有生存的希望，我就留在北平。 ”其实最让他们悲痛的，就是从沈阳逃到北平，一路上被国民政府抛弃的经历，令人不寒而栗。

　　父亲感激地收下这份金援，约了几位东北大学的同学，匆匆结伴南下。

　　这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跟几个月之前，从沈阳出走的情形一样，晨曦朦胧中悄悄上路，挤上全是伤兵残将的火车，汽笛阵阵哀鸣，刺入心脏，也震动耳膜。他们从北平坐火车到天津，从天津坐汽车到济南，再从济南坐火车到坊子，从坊子穿过无人地带到青岛，再从青岛坐船，如此辗转数日之后，终于抵达上海。沿途，父亲不断地思念着那远在辉县的妻子绍荷，和未曾见面的大女儿冬冬，以及息县的秀英，和牙牙学语的二女儿毛毛。寒风刺耳，思乡锥心，面对茫茫前途，孑然一身，都化成模糊的眼泪。这一年，父亲二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