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朗姆可乐聊历史 -- 骨头龙

最近“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发了一篇文章，结论是新冠病毒未来进化是变得更有杀伤力还是更小杀伤力都有可能，无法预测。

用白话解释一下作者的论点和论据：

就目前新冠病毒面临的进化压力来说，增加感染率和穿透人的免疫防御会是被筛选出来的主要进化方向。

要注意病毒是无意识的，他们也不会主动规划自己的进化路线，他们的进化方向是被环境逼出来的。比如说现在的人普遍佩戴口罩，增加了病毒传染的难度，那么假如说一个病毒偶然变异出了更高的传染性，能够传染更多的人，那么这种病毒相比原始毒株，就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同理，如果有一个病毒变异出了防疫穿透力，能够感染那些原始毒株无法感染的打过疫苗的人，那么这个病毒也会传播的更广。

在人类眼里看来，病毒是向着更多传染力和穿透性的方向去进化，其实只是那些传染/穿透力弱的病毒逐渐灭绝了而已，病毒是没有方向的。

新冠病毒的毒性是增强还是减弱，对于病毒本身的生存优势是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的因素。比如说一个毒株出现了更强的传染性和穿透力的突变，即使这个突变可以使致死率几十倍上百倍的提高，这个毒株依然可以获得竞争优势，成为下一代主流毒株。

那么针对于新冠病毒未来更有杀伤力，或者更无杀伤力的可能性，人类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寄希望于病毒更弱的变化，要么是准备应对病毒更毒的变化。

大家可能会想，这个选择有什么难的？肯定是准备最坏的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啊，这还用想吗？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人类文明的历史，会发现很多时候人类并不是这么决策的。

比如说二战前的波兰，寄希望于英法对他的保护；再比如乌克兰，也寄希望于欧美和俄罗斯对于安全的承诺，主动销毁了自己庞大的武器库和核武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寄希望于“最好的情况会发生”和“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的国家，同时也是行动轻率狂妄的国家，就像波兰同时挑衅德国和苏联，或者现在的乌克兰。

而历史上的大国就不会这么选择。比如说，美国就不会寄希望于苏联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导弹之后不会用以威胁美国的生存，而是不惜代价去阻止苏联的这一行动。而当年的新中国不会寄希望于美国吞并全朝鲜之后不会用以威胁中国的生存，而是拼尽全力去阻止美国的这一行动，至少保住了跟中国接壤的半个朝鲜成为独立并且倾向中国的国家。

至少对于抗美援朝的抉择，我们现在可以对不同抉择的可能性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评估：即使在今天，中国周边并无和美国仆从国陆地直接接壤的情况下，美国依然不停地在中国周围挑衅制造摩擦增加军事压力，如果当年中国没有抗美援朝，那么将面对一个对美国忠心耿耿的朝鲜仆从国，人口八千万，跟中国陆地边境接壤1400公里，美国绝对会用各种方法整的中国痛不欲生。

“准备最坏的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这一原则似乎成为了人类本身的进化筛选器之一。中美俄不是成了强大文明之后才遵循这一原则，而是因为有了遵循原则的负责任的态度之后才有了成为强大文明的可能。而那些违背这个原则的国家，波兰从曾经的欧洲强国沦落到了现在的三流国家，乌克兰从曾经的欧洲粮仓沦落到了欧洲子宫，再下一步继续沦落到哪里颇令人向往，而更傻更天真的澳洲原住民和美洲印第安人，则被更白更暴力的昂撒人基本完整地灭绝了。

新冠病毒更像是自然给所有人类的一道考题，题目是，病毒可能变得更温和，比如十万分之一的致死率，或者也可以变得更致命，比如百分之三的致死率，也可能变得可以击穿现有所有疫苗，那么各个文明打算如何回答这道考题呢？是点上蜡烛祈祷“病毒明天会更好”？抑或是努力提升研发新疫苗的能力？还是练习更周全的隔离方式以准备最恶劣情况下的本文明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