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疫情下的复旦外围 -- 达萨

遇洛克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副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著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份。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线，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966年批判血统论的一系列讲话发表后，使我这个“右派”（黑五类）获得空前解放感。

当时特别感谢、佩服陈伯达，就购买了一本1968年4月湖北新湖大印的近600页的《陈伯达文选》，反复阅读。

陈伯达批判血统论有功，起草文革十六条，进驻人日写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有罪。他本人也服罪。至于1970年林彪和他与毛的分歧，近有人研究后认为，是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还的继续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分歧。据我记忆，大力发展做芯片的单晶硅，就是陈伯达大力提倡的，如今仍是我国的卡脖子问题。

陈伯达1966.10.16，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那副臭名昭著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1966.10.24在北京市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又点名批判谭立夫的血统论是大毒草，批判迅速腐败了的方立功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比遇罗克后来的长篇大论《出身论》，时间要早，影响也大得多，使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因血统论流行受到压抑的老五届、老三届学生和社会青年，获得空前解放感。

我是山西忻县中学66届高34班毕业生，出身、成分很好，经学校教导处政审，我不仅合格，而且可报考机密、军事院校，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航。

问题是我爱看理论著作，不随波逐流。

文革的序幕之一，是1964年冬，中央报刊连篇累牍批判北大教授冯定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两本书。我读过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认为冯定讲得很好，对冯定的批判是无限上纲。班团支部认为有文章可做，组织了全班同学，和我辩论了一个晚自习。

文革初期，班文革小组自然而然把我的案底翻了出来，内定我为全班四个右派之一。我被剥夺了参加文革写大字报的权利。

1966年秋冬，我领着12个低年级同学，到济南、南京、上海串连，11.26日在北京受到毛的最后一次检阅。

66年底返回学校后，我和同命运的同学们发起成立造反组织“忻中红旗兵团”，杀向社会，参加了全国最早的地委专署的夺权——忻县地委专署“1967.2.4夺权”，参加了二年“三结合”的造反总指挥部和革委会。我们这参加三结合的18名学生骨干，每月领18元的生活补贴。除每月10元左右伙食之外，还有结余买书。

当时特别感谢、佩服陈伯达，就购买了一本1968年4月湖北新湖大印的近600页的《陈伯达文选》，反复阅读。

1968年底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忻县区革委会及下属16县，接纳了数千北京知青，其中有邓小平的五儿、朱德的孙子等。

在这个大形势下，忻县区革委会老领导们感到，再把我们这18名学生骨干留在革委会，不合适了，就与当地最大的国家统配煤矿轩岗煤矿联系，一齐把有“十八勇士”雅号的男女同学，安排到煤矿当了工人。

有位知根柢的同班患难同学后来写诗夸奖我：“忆昔同窗孰重轻，每逢大事独峥嵘。批修国里援冯定，窝斗风中学孔明。……”

改开以后，这本《陈伯达文选》被压到箱底，最近又被翻了出来。

陈伯达批判血统论、点名批判谭立夫、方立功的言论，在网上也很难搜到了，谨摘数段，做为附录，并附书影。

谭斌，汉族，1942年8月出生于陕西延安。原籍湖南资兴，196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工程师 [1] 。

曾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1968年7月，谭斌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曾在内蒙古集宁、山西大同、北京等地服役，进行国防和社会管理研究二十年。后以大校军衔奉调转业至国务院直属单位从事经济、人事管理工作。

1989年7月，函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

1996年2月，被国务院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之突出贡献的文化行政管理专家。

1994年4月，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

1996年7月，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

1997年10月至2003年9月，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谭斌著有《成功金杖——用人之道》、《赤子白话》、《故宫新语》、《半山亭记》（上、下卷）等书。是两岸三地首次合作出版的八部二十四集《中华古文明大图集》总策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