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程朱理学、东林党的认识 -- ziyun2015

自《明史》以来，都把万历皇帝的“矿监”和“税监”说成是恶政：

首先把万历皇帝说成是“贪财”。闭口不谈万历三大征、三大殿烧毁以及各种天灾（小冰河期）造成的财政困难。

其次，因为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和“税监”都是宦官，宦官“自然”都是坏人，“欺压百姓、自己贪污、激起民变”，等等不一而足。闭口不谈万历时代，各地商业的兴旺发达 VS 朝廷收到的少的可怜的商业税、海关税，以及民间开矿的情况。

第三，明代商业税率的确很低，但是农业税也低，我们可以从农业税/收入分配来了解明代商业税/收入的分配——我们认为：

1、明代的商业税/收入分配，本质上和农业税一样，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土地上的自耕农、贫雇农类似，都没有从朝廷规定的很低的税率上，获得小康生活的保证。相反，大部分收入其实是被各种土豪、官吏、业霸所收走了。

2、也和农业税一样，大商人因为有家族（做官）背景，因此也和大地主一样，基本逃脱了对朝廷国库的纳税。

第四，印象中似乎士大夫阶级、御史们也从来没有揭发过各地官员对商业、手工业、海外贸易的收取各种灰色收入，以及相关的腐败行为。

万历皇帝派出宦官，实在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张居正死后，士大夫们首先就废除了考成法，内阁对整个文官系统失去领导、监督、审核的权力。比如，内阁首辅王锡爵，面对低他很多级的小官顾宪成，居然地位不符地倾诉抱怨：“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小官顾宪成就能大大咧咧地回怼首辅：“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这里说的天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天下（舆论），而是士大夫缙绅阶级（舆论）。

万历皇帝是否后悔清算了张居正？种种迹象表明他是有“爱恨交加”的情绪的，一方面认为张居正的强势，让他如芒在背；另一方面，他也痛惜“世间再无张居正”。尽管他对王锡爵、沈一贯等大力支持、封赏、挽留，希望他们能搞一个负责任的内阁出来，能够督导百官，而不是和稀泥。但是东林党势力已成，控制了在朝在野的官场舆论，培养塑造了不计其数的御史、谏官、说闲话之官，几十年不眨眼地阻止任何一届内阁能组成比较团结、比较强势的班子，阻止任何内阁对整个文官体系能起到督导、监察的作用。

因此，万历皇帝能用的，也只有身边这些出身贫苦人家、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官场）关系、甚至不识字，但看起来对皇权比较（相对，投靠文官的也不少）忠诚的宦官了。

说这些税监、矿监蛮横、有贪污，是有可能的。但是对比士大夫缙绅们在各地盗开矿藏（明朝的金银矿属于皇家和朝廷所有），从中小商户、手工业者身上吸血的收入，肯定是小巫见大巫。

东林党的党纲路线，不仅仅是上奏章反对矿监、税监。同时也大力包庇各地税点、矿点的官吏及大商人的势力。因此投靠东林党，是这些原有靠吸中小商人、手工业者血的腐败分子、黑社会分子的逻辑选择。东林党人数量的扩大，并不单靠讲学那种传销洗脑活动。

《明史》等说万历皇帝昏庸，往往说万历皇帝不理睬文官们对矿监、税监的举报。还对各地民变不与理睬。甚至在云南矿监被杀了后，气得不吃饭。当我们清楚了上述背景情况，就会明白其实万历皇帝也不傻，他清楚地知道文官们为什么反对矿监、税监，因为这些监督”动“了原来官员缙绅、大商人们的“奶酪”。所谓的民变，根本就是这些腐败分子的组织和煽动，不是真的“民反”。——比如万历之后天启年间，《五人墓碑记》中的那五个人，除了一位是周顺昌自己的轿夫，其余四人都是商行人士——而文官们居然胆大妄为到组织制造“民变”，杀死皇帝派出的矿监、税监，内阁却不能惩罚制裁那些文官缙绅，万历皇帝生气就可以理解了。

一直到努尔哈赤叛变起兵，万历皇帝才开始向农民收取新税（辽饷）。税监和矿监可以说是延缓了向农民加派税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