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革命与吃饱饭：如何思考多数人的力量与命运问题 -- 白浪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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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与吃饱饭：如何思考多数人的力量与命运问题

老田

资本社会的主要特点，是透过“对物的统治”实现“对人的统治”，物质刺激（对个体的管制与激励手段）与利润挂帅（对企业经营的评判标准和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是无处不在的，人或者侪身其中的企业（或生产条件），都编织这个无所不在的罗网之中，以至于思考和观察社会也无法超越这样的“经济现实”，考茨基的“经济主义”或者某种“经济决定论”，都是不改变资本社会现实的前提下的“必然”。

但是，资本社会并不会给大多数劳动者提供出路，大多数人的激发就必须破除资本社会的现实，这样的思考就只能够超越经济主义——在资本主义的组织逻辑之外，才能够找到，我们回顾一下革命导师列宁和毛教员的思考，去打捞体现多数人力量和命运的另类“政治挂帅”视野。

一、如何思考多数人的力量与命运

有人说，大多数的革命者是因为吃不饱饭，这个思考接近于考茨基的“经济主义”方法。但也包含部分真实，旧社会大多数人没有出路，所以存在着很高的社会势能，但革命或改朝换代需要动能起作用，这就需要追问：社会势能如何顺畅地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动能？显然，在雇佣劳动制条件下的管理与激励方法（经济主义想象力的来源）解决不了，不可能设想建立一支雇佣军完成革命，而是需要动员群众性的革命潜能和力量，这就需要“列宁两项”为中介——促成群众的觉悟与有组织斗争能力——才能够顺利地化势能为动能。

列宁最常为人们提到的两个方面思考——输灌论和先锋队——恰好是实现劳动者觉悟和有组织斗争努力的关键，改造旧世界的物质性统治力量，需要把劳动者在高昂社会势能（对于剥削压迫的具体体验）寻求解放的主观努力，转化为物质性的动能——这等于人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的乘积。列宁还发现，要顺利实现劳动者的觉悟和组织，两方面都需要一个组织良好的外部中介环节。

列宁自己称两项为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实际中间的群众觉悟和斗争和水平，既达不到无产阶级的自觉水平，更达不成专政高度（完整体现本阶级利益且排除对立阶级利益的代理链条确立），可能，毛教员在湖南农民运动中间发现的“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更合适，这个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门槛水平与实践形态，更是一种不同于经济主义的政治挂帅视野。

觉悟与组织肯定是不可超越的两项，但是，把群众觉悟和组织事业，理解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单向输灌或者带领，这个想象力可能并不全面，毛教员在革命实践中间，更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普遍的觉悟和组织过程中间，都应该是更合适与有效的方法——不是老师对学生的单向输灌而是师生之间的互教互学。

多数人的作用以及政治动能，都是政治挂帅在先，这个决定了劳动者如何劳动以及获得怎样的工资分配系数，吃饱饭或者分田分地一类的经济资源分配在后，还是作为后果出现的，并且还是可变的（可以是打土豪分田地，也可以表现为减租减息，还可以体现为合作化），经济资源至于政治动员过程，主要是作为一种诱因参与起作用，同时还作为一种政治平等建设的后果，但无论经济资源配置状况为何，都不能代替化势能为动能的政治建设本身。

二、如果多数人丧失了觉悟会咋样

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后，普通的工人农民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有很大提升，这个会转化为一种对于新政权的拥护和支持。在反右和文革期间，这部分对新政权的支持，还往往表现为对干部的感恩心理——对于干部群体的盲目拥护和支持，还往往被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保守派”，用以压制各种批评意见——包括压制文革造反派对于当权派政治异化趋势的批判。政治上的保守派或者保守性，是一种对政治支持力量的扭曲运用。

1962年毛教员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不自信”命题，就是针对群众的普遍不觉悟，而干部的想象力跟随资产阶级法权（所谓“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局限，这个不对称状况，预示了毛教员那个著名的说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教员后来在1963年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三大革命的说法，就是针对劳动者的奋斗，老是达不到阶级利益自觉（包含反向的剔除或警戒对立阶级利益）的水平，所以与革命年代需要“化势能为动能”的政治建设一样，还需要继续以前者统帅后二者。

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间，毛教员极端期望工农商学兵都来“批判资产阶级”，说白了，与资产阶级法权相关的想象力，早已经渗透共产党领导层内，且最先在高层占据了优势，但劳动群众还处于无感状态，其中一些人还因为建国后政治经济地位提升而对干部群体，怀有朴素的感恩思想，往往被动员起来去反对各种批评意见，由此，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处于危险中。

群众的不觉悟是一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初步成绩之后的普遍状态；而官僚阶层的强烈复辟取向，则是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会在反面会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制度里上等人会获得“权力利益增量”的渴求。相应地，意识形态宣传，迟早会以资本主义的效率或者进步性去否定平等社会的成就，目的当然是合法性挪用——以西方的好，去诱导民众的不觉悟状态并主动接受向资改造。

文革的过程证明：公有制社会中间，会有有组织的批判性（朴素的觉悟表现）涌现出来，但远远上升不到领导权高度，所以，对内不足以整合群众的批判性努力（实现造反派的团结），对外难于转化对立面（团结干部和保守派），结果造反派的力量始终居于劣势，连最狭隘奋斗目标——不当反革命——都未能实现，更不必说，以少数人的觉悟和组织性，去整合劳动阶级的政治觉悟与有组织力量，去支撑社会主义制度了。

毛教员在1962年就说过了：儿子出修正主义，孙子出马克思主义。似乎，儿子的修正主义胜利，以及孙子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内在必然性；之所以是曲折中的前进，在于觉悟与组织力量的不对称状况——公有制社会中间最后证明是反社力量在“列宁两项”上领先和占优，而资本社会则会推动一个相反的过程和对比状况。

三、少数人的优势与多数人不觉悟互为条件

资本主义社会中间，绝大多数人没有出路的状况，不可能改变，所以，社会势能会高居不下。一些文化左派，乃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经营成绩，都会遮蔽和扭曲“列宁两项”化势能为动能的唯一性，如同萨米尔·阿明所言，资本主义作为彻底丧失合理性的制度，其生存得益于对手的弱小，而忘记或遮蔽列宁和毛教员的思考，则是维持对手弱小的不二法门。这样一来，势能再高也会处于无害状态，只要是动能转化不成功，物质性的统治力量就不会受到威胁。

当然，基于葛兰西的思考，在工业化时代和城市环境中间，由于建不成农村根据地——在那可以彻底排斥统治阶级的政治与文化领导权起作用，所以，群众的觉悟和组织能力的提升，处于可能随时中断的状况下——这相当于是在别人的根据地中间，例如有成绩的工会建设结果随时可能毁于骨干积极分子被开除。因此，有机知识分子与本阶级的紧密结合，还有很多障碍和问题等待突破。

例外的状况是在战后早期，西方相对普遍的工人贵族状况，成功地转化了对抗性矛盾，马尔库塞所说的“极权”（没有否定性的社会）是一种资本主义成功达成了“怀敌附远”效果，相当于是制度合法性生产处于“黑字”状态。而在19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中间，西方国家曾经的工人贵族接近于消失，工业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和地区，西方本土的工人贵族消失，甚至，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群体，连人均寿命都显著下降了，在这部分人中间，合法性黑字转化为赤字状态，特朗普上台就是以成功的选战投机策略，去对接了这部分新生的合法性赤字——激活其工人贵族记忆中间的光荣与梦想，然后捞取选票当选的。

在战后成功收编工人阶级革命性的反面，是一种大多数人都吃不饱饭的情况，此时，革命的刚需会急剧上升，这相当于接近于造反成本为零的“哀兵奋起”临界点，彼时无所谓觉悟和组织能力，直接就是“时日曷丧、予及女谐亡”——今天就要跟统治者拼命了。

今日大多数人虽然不至于缺乏基本的生存资源，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空间生产”特色与榨取力度加大，也早已经损害到人类存续的基本问题了，例如港台这样的富裕资本主义地域，30-34岁女性的未婚率高达35-38%了，婚育家庭方面的高成本，对相当比例人口而言已经是高不可攀了。但是，成功的意识形态转化与扭曲作用，使得人们不再聚焦制度对人自身存续条件的支持方面，而是以两性关系矛盾或者个体自己努力不足达不到结婚条件去理解（结论当然是失败者或者不努力者不值得同情）。

四、意识形态如何从人生目标中间“删去”人自身的需要

徐州丰县的铁链女舆情中间，农村民众对于家庭婚姻的看重（其“苟着办”本身就承载着此项“传统价值”），被彻底无视了。然后，网络舆论往往以人权和女性身体物化视角去看待其丈夫，并以“违犯法制社会常识”的高要求，谴责政府未能在家庭内部关系中间担负起全面责任。

应该说，这个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是极度残缺的，完全无视了农民对于家庭价值看重，却受到网络舆论场域左右翼人士的共同遵守。我不是说铁链女事件本身正当，而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间最容易做的事情，往往从否定人自身的需要之后去孤立地看问题，这样的头脑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教化效果的体现。显然，不管是拐卖妇女可以牟利，还是奴役精神病状态的妻子，其基础都在于农民对于家庭价值和对人自身需要的拒不放弃，这个更为重要的事件发生背景，恰好被“删去”了，没有人愿意放下身段去认真剖析。

农民重视人自身的需要和传统价值，但处于弱势地位，很多事情可能只剩下一个“苟着办”的机会，甚至还愿意支付高成本（包括冒违法风险），这个状况，相较于网络舆论，到底属于资本主义价值规训过度还是不足？

小资和圣母婊们，动辄以人权和法律其切割现实并展开思考，当然也不愿意苟着办事（拒绝主观效用低下的高成本），他们自己也许实现了更高的个体价值，但他们也常常忽视作为人的使用价值方面，在分析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时，就很有点拎不清了——一个人的境遇到底由法律和制度规定还是内在于生产和生活本身，然后，法律与生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五、为什么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分析方法是无法超越的

改朝换代不见得是阶级斗争，可能仅限于在朝与在野的斗争；阶级斗争与矛盾，固然内在于生产方式，但是，基于阶级利益实现与否定的阶级斗争很罕见，多见的是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很少是纯粹的阶级斗争，改朝换代的战争，往往需要同盟和统一战线去最大化己方的力量，从而帮助快速胜利。

打赢了战争，新政权成立之后，依然存在着国家机器为谁服务的问题，所以，基于政治领导权与代表性的阶级斗争，恒久存在，这样，国家及其政治代表性，就是一个各种力量相互争夺的领域。

阶级社会中间，不是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是阶级矛盾的体现，但是，最核心的矛盾和问题，一定会体现对立阶级利益的扞格。显然，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他面临着的最大化个体权益的选择集合，都是有限的，而且可以从经验分析进行确认，那么，社会科学的大范围分析和综合观察，就具有可能性，这样的分析肯定是阶级分析，或者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所在，如果社会科学还具有科学性的话。

很显然，阶级和阶级利益既是具体的——与特定的阶级成员集合及其利益实现方式有关，同时也是抽象的——不依赖于特定阶级成员集合及其具体的剥削压迫手段而存在，所以，认识抽象的阶级，需要借助马克思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在阶级的斗争或者政治博弈中间，就需要观察“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或者“列宁两项”的状况。马克思对于生产关系的分析，会揭示出阶级分析的实存与静态结构，而从列宁到毛教员有关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分析，则是阶级分析的动态博弈状况。

而1980年代那些人重构的阶级分析，从抽掉列宁两项开始，然后就不再承认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分析价值了，那样的阶级或者阶级对立，都只剩下特定的“成员集合”之间的对抗了，当然，一切的具体的成员集合之间的阶级对立，在革命成功之后就不在可见了。显然，这样的阶级分析法，没有丝毫的分析价值，属于文革时期所说的“民主革命同路人”的思想境况——仅仅对一个具体的统治阶级具有批判，而不是对阶级统治本身（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具有批判性，结果，这样的阶级分析就会堕落为批判“坏人集合”。说白了，这一类的所谓阶级分析，是从阶级成员个体身上固化出“红与黑”的色彩，与阶级地位完全脱钩了，这个思路是对文革太子党群体“自来红”思想的翻转——用以描述“自来黑”或“黑五类”，这样的阶级分析法不要说没有说服力，一开始就遭遇到善良人们的憎恶与反感。

不承认阶级（不管是其静态还是动态存在），还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名号，修正主义就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经营的当然策略。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为了激活从前沉淀下来的海量意识形态经营成本，同时也要别出新章，以服务于新的政治需要。但是，作为一种学理或者意识形态资源与力量，修正主义又是可笑与可悲的，这个等同于戒掉了真正的左翼学术及其分析理路。结果，当然就失去了意识形态应该担负的功能与作用，形成空转现象；更可悲的是，坚持修正主义还一样会戒掉右翼学术，最后变成了一种无视事实与逻辑的“人为规定的整套说辞”。这个戒掉左右翼学术的套路，目前体现于一切重大政治文献中间，是一种统治术衰退的体现。

理论或者分析方法还具有重要性，并不是空洞的教条，在于其能够担负起组建学习网络并实现信息沟通与处理的作用，目的当然是提炼问题并寻找答案。除非你信服蒙昧主义，否则，有效的学习网络，都需要在个体经验基础之上去运作，人世间的一切有意识干预及其有效性，均有赖于此，而政治、经济与文化，不过是人类能够找到有限的工具而已（当然是一种分类式的命名，国家、公司或者家庭不过是一些不同层次的实体而已）。

左右翼学术各有其问题域，以及相应的经验基础与方法，都属于累积性的人类智慧发展成果，民科可以一个人从零开始并视之为当然，但是，真正的智慧会受到客观世界与人世间“有效选择集合“的稀少性，总还是处于收敛状态，因此，左右翼其实可以对话的，如同古人所言“大方无隅”，最常见的各种个体思想创新，可能多属于以局部甲反对局部乙，还有些是刻意地以局部见识去解构全局，僭妄而已。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