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黑暗森林法则 -- 巴博萨船长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大国博弈当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眼下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就这两天，战争的阴云又再次密布在欧洲的上空，然而这次我不打算就战争而聊战争，不打算去分析某一个局部地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不去计较那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来跟大家聊一些，大国博弈当中须要注意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

首先，这第一条，就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我们中国人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往往习惯于用感性的伦理道德来看待国际事务，而不习惯于从理性的国家利益出发去理解国际关系。这种习惯一旦形成政治文化，并作用于我们的外交政策当中，那么往往就会对国际形势，对于其他国家的决策方向，形成严重误判。

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感性的伦理道德来替代基于国家利益算计的理性思维呢？为什么感性会导致误判呢？为什么你怀着美好的愿望，却往往不会得到对方的善意反馈呢？

这是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在一种天下大一统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即便在政治上短期分裂，在文化上也是一以贯之的，逐鹿中原的各方在文化上都是认同同样一套文明标准的，因此，在大一统的情况下，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不用去担心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矛盾而产生的肌肉与意志的剧烈碰撞，而只需要担心，一个天子统治下的万民之间，如何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并将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应用于政治领域，将国家政治关系等同于家庭内部关系，将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伦理道德准则，外化为至高无上的政治原则，而这种感性的伦理原则，如果真的适合于抽象的政治领域，那么也仅仅适合于国内政治，而绝不适用于国际政治，因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根本性质截然不同。

在国内社会，有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有政府，有法律，并且国家会使用它所垄断于自己手中的暴力机器，去强制执行法律；而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却是无政府状态，无法无天，本质上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在我国著名科幻小说《三体》中，作者刘慈欣先生用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用他那文学巨匠的如椽之笔，借用猎人穿行在黑暗森林中的生存法则，构建起所谓宇宙社会学的基本定律，帮助地球人成功反抗了三体人的入侵。当然我们都心知肚明，科幻世界实在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折射，黑暗森林法则首先是以人类社会的国际关系为模板，提炼而出的。

我们都不知道地球之外是否存在外星人，但我们都确定无疑的知道，我们的国界线之外，确实存在着其他国家，而所有这些外国，都没有义务必须要对我们保持善意，人家有人家的国家利益要去誓死捍卫，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又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我们中学思想政治课本中所阐述的基本哲学原理就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矛盾，纠结在国际关系当中，就形成了国际社会中的黑暗森林；而黑暗森林中的矛盾，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解决。

这丛林社会中的玩法，不同于遵从同一套文明标准的国内社会，你不能学晋文公，晋楚两军对圆，先退避三舍，那是不行的；在当今国际政治的丛林社会中玩这一套温良恭俭让，只会让对手产生严重误判，你退避三舍的结果，只不过是让你的对手误以为，这是你们之间、客观力量对比所形成的自然结果，从而，当你退避三舍的时候，只会鼓励对手得寸进尺，要的更多，直到你让我可让，退无可退，反而酿成更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你又何苦在一开始就退避三舍呢？

因此，在丛林社会中，当你遭遇其它列强的时候，对人对己，都更负责任的做法，就是必须要首先亮出肌肉，通过互相挤压，向对手清楚地表明你坚定不移使用自己肌肉的意志，这样，在双方力量反复较劲之后，所形成的均衡线，就标志了你与其他猎人的利益线和势力范围线。

也许会有人问，黑暗森林法则是否过于黑暗了？黑暗森林中穿行的猎人杀心四起，杀气沸腾，动不动先发制人，举枪便射，怎么看都不像是理性的样子啊？理性的人难道不应该文质彬彬吗？对此，我要回答，如果你把理性仅仅理解为温良恭俭让，那么你就绝对误解了理性；理性不是让你文质彬彬，理性是让你计算对于代价的敏感性，就是核算成本收益；如果保持善意所收获的利益大于付出的成本，那么就保持善意；如果保持善意收获的利益小于付出的代价，那么就不要保持善意，而要杀伐决断。到底是与人为善，还是一枪崩了再说，没有一定之规，全看怎样做符合你的利益。

我甚至可以断言，如果说国际政治中有什么客观规律的话，那么不择手段地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确保自己国家生存与发展就是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只要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的崛起历史，我们就会明白这条客观规律的强大威力，尽管日本崛起的第一桶金是靠着抢劫一衣带水的中国得来的，这就好比是日本猎人在黑暗森林中一枪崩了原本对它毫无敌意的中国、并从倒地垂死的中国身上抢走了全部猎物，在规范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上，当然是十恶不赦；但是日本这样做，却恰恰是符合国际政治中的客观规律的，日本就是踩着中国猎人的尸体发展成发达国家的，任何道德批判都不能否定今天日本所取得的客观成就，而上帝永远只会奖赏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人，而重重的惩罚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

因此，如果我们只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去批判日本，那就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是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客观规律，老老实实地、以不可动摇的意志去贯彻客观规律。

接着我们来看大国博弈中第二条原则：国家利益的内涵绝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比经济利益更重要的则是国家安全利益、战略利益乃至于思想文化利益。经济利益只不过是少赚、多赚一点钱的问题，而文化利益却能塑造一个国家的自我身份认同，是一个关乎“我是谁”这样的根本问题，国家安全利益就更不要说了，国家安全生死攸关，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不言而喻。

单拿文化利益来说，我们就绝不能放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于主导权的斗争，一定要争夺话语权。这是因为文化本身是有魔力的。文化是一种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可以塑造人们认识世界的观念结构，人们总是通过自己头脑中的观念结构去看待和评判客观世界的，你以为你是在独立思考，但其实往往你是在别人塞给你的观念结构的支配下去思考的，如果别人塞给你的是一套颠倒的观念结构，那么你就会把黑的看成是白的，把鹿看成是马。而这种观念结构一旦形成，就会支配人的决策，输出人的行为，反过来塑造真实的物质世界。

这种文化魔力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成本极低而收益极高。一本书的定价不过几十元，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甚至基本上不收费，但是这本书、这些网络信息所包含的话语体系，一旦在读者头脑中树立起观念结构，那么就会对真实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加强我们自己的文化输出，那么就会将我们的国家利益，置于巨大的被动不利局面。

当然在国家利益中，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国家战略利益。如果我们只算眼前经济利益上局部的利弊得失，那么就是账房先生的眼光，鼠目寸光；只有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才能真正权衡出实质上的利弊得失。

战略，是一门打造力量的艺术，而力量，只有在各方对比当中才有实质意义。简而言之，力量强弱是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打造自己的力量，这本身不是目的，只有打造出压倒对手的力量才是你要追求的目的。因此，在真实的大国博弈当中，争取绝对收益毫无意义，只有争取相对收益才是要害中的要害。

那么什么是绝对收益呢？就是你不管别人获得多少利益，只计算自己账面利益的得失，是多挣了1块钱呢，还是多挣了100块钱呢，这就叫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呢？干一件事，我的收益大于你的收益，就是相对收益，比如，虽然我只挣了100块，但你却仅仅挣了50块，那么我比你多得到的这50块，就是我的相对收益；同样，我的损失小于你的损失，也是我的相对收益，比如同样干一个事儿，我赔了100块，但你却赔了200块，那么相对来说，我比你少损失的100块钱，就是我的相对收益.

为啥我们要追求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呢？这是因为，在绝收收益的比拼中，我可以盈利，我也可以损失，但只要我挣的比你多，赔的比你少，相对而言，我都是变得比你更强了。如若不然，如果我们只是注重绝对收益，那么，不管我们获利如何巨大，只要别人的获利超过我们，那么相比之下，我们还是变得更弱小了。

因此，我们要特别避免陷入一种思想上的陷阱：

首先，我们不要因为互利双赢就沾沾自喜，好像你好我好大家好，谁都没得罪，谁都得了利，人间多么美好；不，不是的，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去考虑问题，因为，即便是在互利双赢的局面下，只要别人得利比我们更多，那么，相对而言，我们还是变得更弱小了，而不是更强大了。

其次，我们也绝不应该惧怕两败俱伤，不要再去谴责人家干了什么对大家都没好处的事情就是损人不利己，我们要好好想想，都是大国博弈游戏中的资深玩家，谁也不比谁更傻，人家就是要损人不利己，难道只是出于愚蠢？只是出于利令智昏？不，不是的，损人不利己的打法，是有人家的道理的，其实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博弈策略，我就是要损人不利己，我就是要拼个两败俱伤，看起来头铁呆萌，但关口是，只要我给你造成的损失，大于我自己的损失；我对你造成的伤害，大于给我自己带来的伤害；那么，相对于你来说，我还是变得更强了。

那么为什么，国家一定要追求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呢？为什么一定要跟其他国家分个强弱高下呢？这就要看这大国博弈的第三条原则了，那就是权力界定利益。这意思就是说啊，在大国博弈当中，哪个国家能获得多大利益，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的权力地位而决定的。什么是权力呢？就是一个国家迫使其他国家服从其意志的能力。权力跟利益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利益层面，一个国家可以选择跟其他国家互利双赢；但在，权力地位上，确是无法分享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个地方也只能有一个老大。

比如，我们讲制海权的问题。制海权就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权力地位问题。

海洋本身蕴含着一种巨大的权力，一种命令、支配陆地上财富创造、流通和分配的一种强制力。

为什么海洋会具有对陆地上人类社会的强制力呢？因为商品生产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交换，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商品交换最主要的载体和通道，是海洋运输。直到今天，全球商品贸易的七成，乃至于我国全部进出口贸易的七成，仍然是通过海洋来完成的。于是，海洋假借海上霸权国家之手，对全部人类社会，就施加了一种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像一个节拍器和控制器，通过控制海上航行通道，影响物流的成本，乃至疏导物流的方向，就可以重现洗牌、重新塑造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在国际生产和分工体系当中所处的位置，从而决定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命运。

历史发展本身有其客观规律，当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强国的时候，当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强国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嵌入世界体系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原料来源地、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目的地遍布全球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就必须要争取全球的制海权，来保护本国的全球利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当然，海洋的运输通道价值，在地球表面上的浩瀚海域当中，也不可能是均匀分布的，距离重要的生产中心和交易市场越近的海域，其价值就越高；而重要海上航线通过的海域，其价值自然也就高于远离海上交通线和陆上财富中心的海域；由此，海洋由于其运输通道价值而衍生出的巨大权力，在空间密度上，也必然分布在运输通道价值最大的海域当中。而这当中，价值最高的，当然就是由陆海双相地理结构塑造而成的重要海上航行通道。所谓制海权，其实就是对于关键海域和关键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能力。

所谓海上航行通道，乃是对国家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影响的海上咽喉要道、海上航线和重要海域的总称，主要包括三部分：

一是自然形成的海峡、水道和人工开凿的运河；

二是控制海峡运河、并支撑起海上航线的战略性岛屿；

三是重要海峡、运河、水道、岛屿附近的海域。

海峡、运河和岛屿是点，海上航路是线，重要海域是面。所谓海上通道，正是上述点、线、面、由点及线、由线及面所共同构成的综合体系。

这套海上通道体系，连接世界主要经济、资源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物流，经船舶运输，通过这些海上通道体系， 而这些海上通道，也就成了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和诸多利益的交汇之处，在经济与安全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而控制这套海上通道体系，正是全部制海权的核心要害。

而控制海上通道，关口是要控制海峡和岛屿这些关键战略支撑点。这些关键海峡和岛屿本身就是海上航行通道的关键节点，通过这些节点，就能够控制关键海上航线，进而控制临近海域的制海权，而控制了一片海域的制海权，控制了点、线、面，也就控制了这片海域临近陆地的财富生产、交换和分配。

也就是说，制海权的要害是以陆制海，通过控制构成海峡的陆地和战略岛屿等要点，再由点及线，来控制关键航线，进而由线及面，控制战略要点和关键航线附近的海域。然而，以陆地战略节点来控制海权本身只是手段，其目的，则是收割大陆上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因而，制海权的目的又是以海制陆。总之，制海权，在内容上，就是依托陆地战略节点控制关键海域、进而收割大陆财富，就是以陆制海、进而以海制陆的辩证统一。

而要夺取制海权，还不仅仅在于现实力量对比的格局，而首先在于对争夺制海权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思想认识和战略意志。

还是以日本举例，1868年，日本近代海军正式成立，日本兵部省给明治天皇上奏折宣称，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当时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正是百废待兴，竟然就敢于将80%的国家财政用于军事，并面向全社会发行海军建设公债，集全国之力大办海军。

在海军战略上，日本内阁也明确认识到，日本的国运系于三条海上航线，其一是西向航线，沿中国东海、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是从中东引入石油能源的通道；第二是南向航线，是经过台湾南下，穿过菲律宾的巴士海峡和印尼的望加锡海峡，进入南洋地区，目的是获取东南亚和大洋洲丰富的粮食、木材、羊毛、煤炭等自然资源；第三是东向航线，跨越太平洋到达北美，这是从北美进口钢铁的主要通道。

而在这三条海上通道中，盘踞着清朝、沙俄和美国三个大国，日本要想控制海上战略通道，掌握制海权，就必须打倒这三个大国，清除其在远东的海上势力。为此，在距今150年前的1870年代，日本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制定海洋战略，认真的，准备着，与这三个大国，进行海上主力舰队对决。于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直到1941年偷袭珍珠港，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人是一步一个脚印，耐心而又坚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海洋大战略。

那么，在当今世界上，新崛起的大国，有这样的战略意识和战略意志，去挑战旧的既有海洋霸权，争夺世界海权的王冠吗？这道思考题，就留给我们的读者朋友，去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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