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假如大顺取代了大清 -- 真理

要说大顺与殖民者的相遇，不得不先说大顺的海洋政策。

大顺在最初南征的时候，南明迅速投降。南明福建都督同知郑芝龙也投降了大顺。郑芝龙，字飞黄，小名郑一官，圣名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olas Gaspard），人称尼古拉斯·一官（Nicholas Iquan）。郑芝龙本是南洋著名的大海盗，受大明招安之后借助官方身份控制了由东南亚到东北亚的海上商路，是东方的海上霸主。当时海上的商船，无论来自何处，都必须向郑芝龙交税并悬挂郑氏的旗帜方能通行。

郑芝龙投降之后，顺庭君臣本来以为郑芝龙和他们一样都是被大明官逼民反的可怜人出身。只是一个进山一个下海。等看到郑芝龙上贡各种宝贝才知道：“草，这帮水匪居然这么有钱。”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由此主导了大顺的海洋政策，使其从大明的被动封闭走向主动开放。大明的政策明面上是海禁+一口通商，但实际上沿海走私猖獗，大明很难从外贸上得到直接的好处。而大顺则正相反，通过收编郑氏舰队，大顺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皇家海军，不属于六部，由皇帝直接任命人事掌控。由于海军不太可能造反夺位，大顺甚至形成了皇子和贵族到海上历练的惯例。

永昌十年，大顺在郑成功的建议之下收复了台湾，赶走了盘踞在此的荷兰人。并在台湾建省，还加强了对琉球国的控制。大顺海军拥有数量众多的福船，控制从广州经台湾到辽东的近海地区，严厉打击走私。所有往来传播必须缴纳船税并悬挂大顺黑旗。大顺指定广州、厦门、杭州、松江、登州、天津、大连为开埠通商的港口，入港船只还需要缴纳泊税。于是大顺建国不久就掌握了巨额的海上收入，财政相当宽裕。这也是大顺能够有底气在建国之初就推行官绅一体纳粮、废除盐税等重要改革并成功。

拥有了海上利益的大顺不可避免地和西方国家发生了更多的交流。沿海港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定居并且通晓中文的西方人和阿拉伯人，同样也出现了向大顺子民教授西方文字的民间私塾。西方的科技、人文书籍也随着西方商品一起流入中国。例如，大顺朝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官员，都渐渐习惯使用自鸣钟来计时。县衙往往会修建钟楼，给全城居民计时使用。江浙一带也兴起了大量仿造西洋钟表的民间作坊，大大促进了大顺的手工业发展。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大顺的科举虽然依旧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但是为官员服务的幕僚们则经常阅读来自西方的数学、工程学、博物学著作，从而更好地为自己的雇主服务。

大顺也和西方国家建立了半官方的外交关系。之所以是半官方，因为大顺始终无法接受双方平等互派常驻使节的要求。但是即便如此，大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对西方事物知之甚详。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对西方事物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大英国美洲属地发生民变，“匪首倭辛顿聚众数万，胁掳士民，屡败官军。又得法王鲁易十六世之助，乃窃据十三州之地而立伪朝，不敢称帝，乃谬称曰勃里喜天德。唯众心不服，八年后乃去位。“ ”英王乔治签约割地，可谓丧权辱国之至矣。而法王不谋己利而专乱人国家，亦有所报。不数年后巴黎乱起，匪众枭据国都，屠戮贵人，法王亦引颈就戮……法王虽昏，但亦可谓仁君矣。其欲加税而不专行上谕，而举三级会议以晓谕士民，不意匪首罗伯斯庇尔、丹东混于人群中，借机作乱……此亦天意也。” 这是北京官宦贵族圈子里面流传的版本，但是在南方沿海地区，故事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

港口的开发带来的不仅是新奇的商品和学问，同样还有宗教。西方天主教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流传，大顺朝建国初延续了这一东西方交流的桥梁。但是在18世纪的时候，由于罗马教廷严令基督徒不得祭拜祖宗。东西方因此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大顺于是严厉地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尤其禁止读书人信教，敢祭拜上帝者皆革除功名，屡犯者充军。于是双方关系恶化，大顺的皇帝因此在西方得了个“毁教者李XX”的名声，和罗马皇帝背教者尤利安并列。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并未因此停歇，虽然上流社会以及读书人因此不敢再言耶稣，但是基督教在中国底层民众中不可遏制地流传了起来。同时也正因为大顺官方的禁教，罗马教廷无法深入干涉东方的基督教传播。因此大顺的基督教产生了多个本土版本。大顺人口的扩增制造了大量的流民。在城市贫民、矿山、河道纤夫、海船水手之类需要大量人口聚集的地方，基督教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在十八世纪后半期，由于日渐尖锐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大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起义。北方常以白莲教为纲领，而南方则往往以上帝教为旗帜。所幸大顺武德丰沛，一直保有装备了燧发枪和红衣大炮的精锐陆军，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无往而不利。在整个十八世纪，大顺也都没有遇到真正的挑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