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201：海上余绪 -- 本嘉明

（三）

明帝国史，尤其是后半部，非常有值得挖掘的深度。徐光启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信外教/交际洋人，还能凭个人工作能力，从平民上升到副国级的技术官僚。能信任他/容忍他的大明，又是何等特出的一个皇朝。我觉得中国拿那么多电脑特效资源，去拍《流浪地球》，不如去认真拍一部借鉴《角斗士》风格的《徐光启传》。

清康熙年，帝国开始取缔天主教活动。雍正二年（1724年）全面禁洋教，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被迫“开教禁”，这百余年间，所有洋教士被驱逐出境。上海的教众，只能在三家私人小教堂（陆、艾、施）偷偷开展活动。

陆家在近代出了海上闻人陆伯鸿（实业家），他是艾可久下传的第十一代------艾恒镇的女婿。

上图：艾恒镇同族同辈------艾恒锦的贡卷，上推十一世就是艾可久

艾恒镇下传的四代孙艾祖章（也就是艾可久下传的第十五代），是徐家汇伊纳爵堂（徐家汇大教堂）本堂神父，天主教上海教区副主教，于2012年8月去世。

施家在小刀会起义中被毁，小教堂也一并消失了。

法国人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ere，1866—1937)所著《江南传教史》（1914年上海出版了法文版，国内现有中文译本）中记载，1844年上海已经是大型城市，但城内仅剩近百名天主教徒，只能不公开地在这三所小教堂集会。1842年偷渡来沪的外籍教士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就藏身艾家，随后转赴佘山张扑桥------今天上海天主教区最重要最宏大的两座大教堂，就是徐家汇天主堂和佘山圣母堂。

据后人考证，在1846年恢复合法地位前，整个上海地区（包括乡间）也就只有二百余天主教教徒。

这里我们回去说说一个前辈传教士，意大利人潘国光（Frarcuis Brancati，1607～1671）。历来在中国活动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不论中外籍，其实分两部分：耶稣会会士，和正统（法国）系天主教。上海解放时的大主教龚品梅，是正统系，为人方正，教廷承认而新中国不承认；其后的金鲁贤是耶稣会系，难得是两边都承认。这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了，落实宗教政策；另一方面就是耶稣会系在教理上比较“叛逆”，处事圆融，愿意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

潘国光1624年入耶稣会，崇祯十年（1637年）来上海。他才30岁，会讲汉语，也尊重乡亲，深得上海本土人士欢迎，是第一个常驻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崇祯十二年有1124人经他受洗；十三年有1240人。崇祯十三年，因原有教堂太小，潘国光筹划另建新堂,得到徐光启第四孙女(圣名玛尔弟)帮助，购买潘氏世春堂旧址改建“敬一堂”（所在地址，今属南市区），世称“老天主堂”，当时为上海天主教的活动中心。此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本属于豫园的一部分，豫园原主人是明朝四川布政使潘允端家族，后家道逐步中落，徐光启的这位“第四孙女”，就嫁入了潘家。

崇祯十七年国事动荡，一年里有3000人经潘国光施洗入教。

清军南下后，1665年康熙禁教，潘国光曾藏身艾家，后来避居广州，到羊城不久病逝，临终惦念上海，艾家又冒险把遗骨迁回上海，葬于城南，以了却他的遗愿。某种意义上说，艾家是把潘国光视作家族一员了。

清初我们中国人里还有一位奇人，吴历（1630--1717），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擅长山水画，与恽寿平、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合称“清六家”。

大约1681年，51岁的吴历，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到澳门，入教后随洋船游历罗马，58岁时被教廷派回上海任神父，时常住在艾宅。他是名画家，但画作留世很少，据说艾家至今还有收藏，就是他客居时所作，为艾家太夫人祝寿。

上图：吴历墓碑，可以看出他是耶稣会会士

按天主教教制，神父只能在主教座堂主持大弥撒礼。为了感谢陆、艾两家在教禁期间冒着灭族风险所作的贡献，梵蒂冈教廷特敕教区神父在重大宗教节日，可以在这两个私家教堂主持大弥撒礼。为答谢艾家，天主教江南教区特颁，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Université l'Aurore）每年为艾家提供两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我们具体说说震旦。1903年2月27日，法国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创办震旦学院，由耶稣会奖学基金提供财政支持，马相伯神父为创始校长。1905年，马相伯率众中国教员辞职，另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到1915年，震旦升格为大学，改为六年制，分设博物医学、法政文学、算术工程3科（后来的医、法、理工3个学院），教学用法语，校长由罗马耶稣会总部任命。1937年美国圣心会在蒲石路（今长乐路）创设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现向明中学），名义上属震旦大学，但实际财政、行政、教学完全独立，教学语言则为英语。1951年2月开始，传教士退出震旦的学政管理，天主教会停止拨给震旦大学经费。1952年撤校，原震旦大学仅保留了医学院，随后接收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的师资器材，于震旦原校址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现重庆南路227号和280号，被重庆南路隔开，有两个校区），即今天的交通大学医学院。

（四）

前文所提的艾祖章副主教，是艾可久的第十五代孙。早他一辈，他的族叔，艾可久的第十四代孙艾振麟，震旦大学毕业后，于1924年赴法国巴黎（今巴黎政治大学）攻读法科博士，毕业回国后与法国律师普莱梅在法租界朱葆三路（现溪口路）26号荻百客大楼里，合伙开办律师楼。

上图:左侧为26号大楼

由于艾家在上海天主教界的人脉地位，艾振麟大律师帮本地委托人在法庭上打赢了不少重要官司，有“法租界外国大律师”的外号，就是专门打外国人的大律师。

巴黎政治大学建立于1871年，其法学院强调接地气地研究法学，根据学校档案，民国期间前来求学的有顾守熙、沈家诒、徐传保、艾振麟、王自新、方镇中等多人。

这里摘录革命前辈薛耕莘的一些回忆片段。薛老在1930年代供职于法租界巡捕房，同情革命。据他亲历，三十年代，自法国本土派到上海法租界工作的法国人中，不乏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如法捕房总监法伯迩(Fabre)、政治处处长马莱中尉(Etienne Maret)、政治处查缉班班长席能(P. Gelin)、马龙(P. Maron)等等。比如席能，他本是巴黎面包工人出身，在法国也受阶级压迫。由于法租界很多法籍人士的政治面貌比起公共租界（即英美租界）同僚要偏左，更由于有一些比较正直的法籍高级警官，所以上海市民的左翼爱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法租界成为左派的重要阵地，如《生活》、《新生》等进步刊物，得以在法租界内出版，并在法捕房对国民党当局的敷衍周旋下而生存。作为华籍警官的薛老，则在既是法国上司、又是法国友人的庇护支持下，实实在在为左翼做了一些其他华籍和外籍警官不能做、不敢做、或不愿做的事情。

上图：法租界中央捕房，在今日建国中路上

1935年初，法捕房拘捕来一位女子，带着一个小女孩，该女子疑为共产党重要人物，必须转给南京当局。当时薛耕莘只知道女子姓方，毕业于北京大学，小孩名叫方小宝，时年五岁。席能班长审讯后，方女士用英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请求把方小宝暂时寄养在法捕房里。方女士向席能提出了两点顾虑：第一她绝不信任国民党方面的人员；第二她害怕丈夫来捕房领取女儿而遭不测，所以暂时不会有人来认领。

席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于人道主义，允予考虑，并报告上司，后指定由薛代为抚养这个小女孩。薛也笃信天主教，欣然接受了任务，把方小宝暗中寄养在上海南市天主教会办的新普育堂内，夫妇俩常去探望。一年多后，西安事变落幕，国共和解，方女士自南京被释放，来上海接走了孩子，临走席能和薛还凑了200元赠为路费。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政府收回了在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薛被调入军统工作，由于内部倾轧，被旧案重提，因收养孩子而引申为通共，常凯申亲笔批捕。薛被捕后，案件移送上海高等法院。辩护律师费席珍、艾振麟与刘槐商议，鼓动刘槐以中统上海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出庭为薛辩护，三人甚至伪造了一份中统档案，“证明”薛非但不通共，且于1934-1936年间，在法捕房协助中统逮捕共产党数十人。中统出来砸军统的场子，律师又一通运作，最后轻判三年，旋被保释。

艾家在南市区老城厢，有三处老宅。

上图：1884年地图中的艾家弄

上图：《嘉庆上海县志》中关于艾家弄的记载

上图：1918年地图中的艾家弄

第一处是虹桥街54弄+艾家弄22号及后续多号，占地约3亩。第二处是艾家弄66--68号，应该是清末光绪年间添建的。第三处在董家渡，赖义码头街（解放前原名“烂泥码头街”），是艾振麟大律师功成名就后从老宅迁出自建，占地颇大，解放后国家征用了一部分院子，就这么一划拉，足够盖一座纺织厂，直到1980年代末，多层厂房里还在日夜运作。现在经老城改造，整个片区已动迁拆毁，被新貌覆盖。松江艾氏的子裔，在沪港和海外，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回到帖头，徐峥拍上海咸话电影。上海人确实有一种上海人的特色。那么到底什么人是上海人，能用一个具体的人来指代吗？胡歌？OMG

就像萨拉热窝不能用一个瓦尔特来代表一样，上海也不能用任何一个人来代表，甚至不能用狭义的“阿拉上海人”来代表。展开来说，潘国光不是上海人吗？席能不是上海人吗？周恩来不是上海人吗？

他们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