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历代人口分布图 -- 阴霾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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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汉人建立的大帝国，为什么明朝直辖的版图，反而比汉朝的版图还要小？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汉人退步了？ - 宁南左侯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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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的图做得真不错。

河南这人口密度，和今天加拿大或是澳大利亚差不多。。。

明代初期的历史是华夏族群史的重要篇章，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有必要追溯一下从唐末至元末的历史。自唐朝崩溃以后，中国历史再度进入了动荡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短暂的王朝之后，是北宋与契丹的南北对峙与南宋、金、西夏的鼎足而立。元朝虽然在十三世纪完成了统一，但由於施行南北异制的统治策略与族群等级制的歧视政策，使得元代社会的地域之间与族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在这段历史时期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华夏族群及其传统文化遭遇了巨大挑战。辽朝与北宋为兄弟之国，双方的政治地位大体相同。金朝与南宋是叔侄之国，南宋的政治地位明显低於金朝。而北宋与南宋都不得不向辽金缴纳岁币的历史事实表明，宋朝无法像汉唐王朝那样在传统的华夷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至元代，蒙古族群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华夷秩序，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族群主导的大一统王朝。在此期间，华夏族群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元朝皇帝推崇藏传佛教，以儒学为代表的华夏传统文化也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第二，部分华夏族群的胡化。在辽金时期，部分华夏族群即存在明显的胡化现象。元朝创立后这一现象有进一步泛化的趋势。司律斯（Henry Serruys）指出，在元代『模仿蒙古人成为各地的一种风尚』，中国亦不能例外。李治安详细描绘了元代汉人学蒙古语、用蒙古名，穿蒙式服装等社会现象，以及在婚俗（按：如收继婚）、礼俗(按：如胡跪)等方面受蒙古影响的具体情况，并考述了蒙古化现象从汉军军政人员向下层平民扩散的历史过程。

第三，南北华夏族群之间的裂痕。辽宋金时期，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华夏族群就存在着相互歧视的现象。李治安在引述了赵秉文称南宋为『岛夷』、『蛮夷』的例证后写道：『由是观之，国家的长期分裂，也会使汉民族内部因地域界限发生裂痕，也会给民族感情和心理带来一些阴影。』至元代，族群等级制加深了南北华夏族群的认同危机。萧启庆认为，在元代『汉人』、『南人』属於两个不同的族群。他说：『在元廷所采行的族群等级制度之下，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四大族群不仅具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而且各族群的政治、社会身份之高低，权利义务之大小，颇有轩轾。』 萧启庆进一步指出，虽然主体成分同属汉族，但由於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族群，『汉人』与『南人』对华夏的认同感产生了差异。他说：『汉人、南人历史经验不同，族群意识的强弱因而不同。汉人经历契丹、女真统治达数百年，族群意识不强』；『反观南人从未经历异族统治，蒙元灭宋，不仅是朝代更替，还牵涉到「由华夏入夷狄」的春秋大义』。

第四，不容否认，在部分汉人胡化的同时一些少数族群亦有明显的汉化趋势，但由於不愿放弃所享有的特权从因而没有改变其族群认同。辽宋金时期，汉人与少数族群之间相互涵化的现象即已存在。元朝统一后，这一现象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萧启庆指出，『「族群等级制」是一种歧视制度，而不是「隔离」（segregation）制度』，『各族人民的迁徙、杂居与交往未受限制』。他敏锐地指出，在元代『不少蒙古、色目人尚不能说已真正「汉化」，相对於汉族而言，蒙古、色目皆享有甚多特权，自不愿改变族群认同而导致特权的丧失』。

明廷对於日常礼仪也不断加以规范。首先，明廷对官僚、民众的相见礼分别做出了强制性规定。明朝初年，民众『尚循胡俗』，於宴会中多以跪拜为礼。而官僚亦承袭元代旧俗，相见时以单膝跪地为礼，行拜礼时以叩头为敬，往往既行拜礼又跪一足。下级官僚与上司相见行礼后，立刻将手置於背后并旋即后退若有所避。明廷认为这种相见礼仪的存在表明华夏族群习于胡俗，传统礼制丧失殆尽，遂严加禁止。但移风易俗并非一日之功，明廷虽在立国之初虽已命廷臣制定相关仪式以禁胡俗，仍『不能尽革』，於是，又令礼部官员稽考儒家经典制定出既符合传统规范又适应时代情境的相见礼仪颁布天下，使官僚与民众在华夏礼制的践习中恢复传统风俗。

其次，明廷对收继婚等元代婚俗痛加斥责，申明收继婚败坏纲常，违背中国圣人之教，犯者罪不容诛。《御制大诰》曰：『同姓两姨，姑舅为婚，弟收兄妻，子蒸父妾，此前元之胡俗。朕平定之后，除元氏已成婚者勿论。自朕统一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方十八年矣。有等刁顽之徒，假朕今律，将在元成婚者，男女已成行列，其无籍之徒，通同贪官污吏，妄行告诘。致使数十年婚姻，无钱者尽皆离异，有钱者得以完全。此等之徒异日一犯，身亡家破悔之晚矣。胡人之俗岂止如此而已！兄收弟妇，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所以夫妇无别，纲常大坏。与我中国圣人之教何如哉』？『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者），罪不容诛』。

其三，明廷严厉禁止沾染胡风的丧葬习俗。葬礼方面，明廷提倡传统的土葬，禁止被视为胡俗的火葬。《太祖实录》载：『辛巳，令民间立义冢。上谕礼部臣曰：「古者圣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觜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葬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於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之。」』在丧礼方面，明廷宣扬古礼，严禁陋俗。明初民众沿袭元代旧习，『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明廷颁布《兴礼诏》对此现象痛加斥责，并宣布将对违禁者依法惩治：『古之丧礼以哀戚为本，治丧之具称家有无。近代以来富者奢侈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财物眩耀殡送。及有惑於风水，停柩经年，不行安葬。宜令中书省集议定制，颁行天下遵守，违者论罪如律。』

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冠服具有象徵族群身份的功能，而言行是否符合传统礼制是华夏族群区分我族与他者的重要标准。因此明廷推行的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冠服复古运动与日常礼仪的规范化，对强化华夏族群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这些论述看，北方传统汉地沦陷几百年以后，胡化现象还真是普遍。

西北更惨，由于中唐以后被吐蕃所占，又先后经历了西夏，蒙元之占领，已经6 、700年没在中原政权治下了。

河湟地区在元朝时期成了多民族的聚居区，除吐蕃，汉，蒙以外，还有色目人和少量西夏人、金人，“藏化”，“党项化”，“蒙古化”的现象都较突出，在社会文化风貌上，已经和汉族有很大的区别，连汉语都很少有人会讲了。

以至于明初向陕西宝鸡以西发动进攻前，还得弄个河西翻译馆，收集翻译，让军队能够懂当地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等词汇，不至于两眼一抹黑。

为什么俄罗斯可以占领所谓的“漠北”和西伯利亚并进行有效统治而中国不能？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170381/answer/1909318958

明军这次3路北伐，两路都失败，就冯胜这路一路打到哈密。

然后见到当时甘肃一省几为白地，堂堂一省省城的甘州，“守将上都驴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户迎降”，八百三十户……

就这点人，明军也只能先内迁少的可怜的军民，在7年后才重新回来。

洪武5年这次北伐失败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下次明军大规模北伐要等到洪武13年才发动了。

为什么汉朝的西大门是玉门关、阳关，明朝的西大门是嘉峪关？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6662200/answer/1504025519

文章里面提到的陈诚出使西域，可以看看当年环境恶劣到啥地步

陈诚这个人出使西域的时候，他的路线走的非常令人诧异——这是一条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路线！

陈诚出嘉峪关后，过大草滩-回回墓-骟马城-赤斤-魁里-王子庄-芦沟儿-卜隆吉，还都跟传统的从瓜州赴哈密的莫贺延碛道比较类似；

但是此后却未走白墩子-红柳园-大泉-马莲井子-星星峡的传统道路，而是突然径向西北而行穿越茫茫大漠，画风也一转攻势变成了“入一平川，四望空旷，并无水草，惟黑石磷磷。沿途多死马骸骨”“并无水草，亦无冻冰，人马不得饮食”“一路沙碛高低，绝无水草”的荒野大求生。“

陈诚所行此段路程，与其前后各代都有所不同，是为一条‘新路’。”陈诚何出此道，难以深究，但大略与沿途道路今非昔比有关。综观之，明陈诚此段所行路线，自卜隆吉后而径至星星峡，再重叠于其前后代路线西北行至哈密。至于自布隆吉至星星峡路线不与唐及清代相同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此路线较唐代及清代路线节省大半路程；二，唐代路线中所拥有的良好补给状况，自宋元以来以及明初战争破坏，人烟稀少，其补给状况已恶化到与其直线行走的恶劣程度没有太大区别。直至清代，随人口增加，重新经营，路线才重新得到改善。

P.S :无独有偶，帖木儿试图征明那次，出发一个月兵马就缺少食物出现死亡，此时还需70日才能越过沙漠。不得已只好撤兵，帖木儿则病死在撤兵路上。。。从这里看，明初西域的环境已经恶劣到让帖木儿帝国这样的国家都无力穿越了。

明朝这年头的西域，环境恶劣到不要说大队人马了，就是小队使臣，都走得艰苦无比，动不动就断水数日。

为什么汉朝的西大门是玉门关、阳关，明朝的西大门是嘉峪关？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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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里面提到的陈诚出使西域，可以看看当年环境恶劣到啥地步

陈诚这个人出使西域的时候，他的路线走的非常令人诧异——这是一条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路线！

陈诚出嘉峪关后，过大草滩-回回墓-骟马城-赤斤-魁里-王子庄-芦沟儿-卜隆吉，还都跟传统的从瓜州赴哈密的莫贺延碛道比较类似；

但是此后却未走白墩子-红柳园-大泉-马莲井子-星星峡的传统道路，而是突然径向西北而行穿越茫茫大漠，画风也一转攻势变成了“入一平川，四望空旷，并无水草，惟黑石磷磷。沿途多死马骸骨”“并无水草，亦无冻冰，人马不得饮食”“一路沙碛高低，绝无水草”的荒野大求生。“

陈诚所行此段路程，与其前后各代都有所不同，是为一条‘新路’。”陈诚何出此道，难以深究，但大略与沿途道路今非昔比有关。综观之，明陈诚此段所行路线，自卜隆吉后而径至星星峡，再重叠于其前后代路线西北行至哈密。至于自布隆吉至星星峡路线不与唐及清代相同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此路线较唐代及清代路线节省大半路程；二，唐代路线中所拥有的良好补给状况，自宋元以来以及明初战争破坏，人烟稀少，其补给状况已恶化到与其直线行走的恶劣程度没有太大区别。直至清代，随人口增加，重新经营，路线才重新得到改善。

P.S :无独有偶，帖木儿试图征明那次，出发一个月兵马就缺少食物出现死亡，此时还需70日才能越过沙漠。不得已只好撤兵，帖木儿则病死在撤兵路上。。。从这里看，明初西域的环境已经恶劣到让帖木儿帝国这样的国家都无力穿越了。

明朝这年头的西域，环境恶劣到不要说大队人马了，就是小队使臣，都走得艰苦无比，动不动就断水数日。

1715年，准军东征哈密，清军在巴里坤设立大营，并很快发现粮草供应极度困难的现实。

然后开启了关西再度实土化的进程。从二卫一所到三卫二所再到四卫一所，清朝的“关西五卫”形成了，并建立了安西兵备道。已经建国七八十年的清朝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去发动河西大移民，不需劳烦内地而直接从甘肃关东地区就能调来近两万人移居瓜沙，在被迫放弃吐鲁番后还从当地得到了近万名东迁瓜州避难的维吾尔族，他们被安置于瓜州五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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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本钱还是比明朝强多了，经过明朝几百年经营，甘肃的人口总算也有百万级别了，轻易可以调几万移民出来。

对比一下明初，甘肃本地的民户估计也就几万人，甘、素二州在明初也就几百户，还基本不讲汉语。这家底要去西域维持军事存在。。。我琢磨大明军队也不是不吃不喝也能行军作战的核动力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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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过清朝多年经营，到咸丰同治年间，敦煌一地人口已发展到三万多人的人口顶峰——终于跟1100年前的唐朝天宝年间差不多了。。。

文章作者的结论是：

虽然单由清朝类比未免过于粗暴，但从元明清的关西来看，我个人怀疑在明朝想像汉朝那样以玉门关、阳关做西大门、做国界线已经毫无意义。

要么就认清现实，将西陲设在嘉峪关，把控住河西走廊最西边的大型绿洲酒泉即可；

要么就锐意进取（P.S 明初连甘肃都缺人，锐意进取怎么锐意我是没辙），把哈密牢牢攥住，才能以此保证瓜沙的安全。如果想恢复敦煌为内地式的郡县，则唯有让西域和漠北都已经能确实掌控，方能稳妥。盲目照搬汉唐旧有的老一套经营，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