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沙岳麓山洪范《禹碑》蝌蚪文符解读思路 -- 张新泉

一、夏无文

夏代承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鲧筑城廓卫君安民→禹治水划定九州，铸鼎定王权不易之制→启称王建国征伐不服。承几代先人奋斗之果实，开启家天下世袭王政。

依孔子之说，夏代文字文化系统不发达，所谓夏无文是也。商代则制度典章不健全，所谓商少典是也。

什么原因呢？

先谈夏无文。

夏代无文之原因，大体有四。

首先，王政文明初创，基础终究浅薄，天下粗定，尚有少康失国中兴之类反复。积累有限，发育缓慢，却万事皆须从头做起。有闲阶级有限，底子薄、任务重、人才少、不得闲。

到夏桀时，似乎稍有些闲了，却是压迫太过换得的。结果众叛亲离，反为外敌所乘，被取而代之。

其次，夏代之先祖，世代沿袭司空职守，专责土木工程、城建、冶炼、平定水土。为天下文明发展初步打下框架，也积攒了更雄厚实力基础、更广阔势力范围。

夏族能在早期万族万邦林立时代率先称王建国，开启文明时代，有赖于他们长期从事这项繁难疲重事务。

功能设施更周全完善的城廓建立后，便足以傲立万邦威慑周边，立于不败之地。以己之不可败而坐待敌之可胜，不断扩展统治区域与势力范围。

原始时代有坚城者，可谓无敌。

稍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对坚城只会来而无功徒耗己力。而自己却可在积攒了实力后，"有田一城，有众一旅"，便可等待时机乘敌之机，一举击败没有城池防卫的对手。

但夏族夏国这方面的独特优势，既严重消耗国力，也难以持久保持专有。

夏国从治水平定天下水土过程中积累了威望、扩张了势力范围，又依靠独有的擅于城建的特长形成了战略性优势。

但成于斯，亦敝于斯。

一直倾向偏重实务而轻虚文，力量有限而重心长期着力于时限长成本高收效慢基础建设，对于上层建筑、文化、教化既已无力，也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硬实力一旦丧失代差优势时，软实力又没有注意培育，也就逐渐难以抵御新的挑战者。

夏桀更是大兴土木一味扩充硬实力，以为自己凭坚城可立于不败(后世胡夏赫连勃勃之统万城亦然，西夏之都城再亦然)。以日自誉，殊不知民力已尽、众叛亲离，内部已成"时日曷丧，与汝偕亡"。商汤伊尹用利益收买，内应外合，一举而克。

第三，夏代建国之前，先后有三位杰出的首领功业显赫，为大夏王朝建立奠定强大基础。颛顼、大禹更都是位列华夏共祖的圣帝。鲧建城廓，也直接成为夏国傲视天下威慑万邦的战略优势。

三位先代首领最杰出的成就，往往被后世机械沿袭发挥发展到有大害于国地步。鲧之治城廓，到桀变成大兴土木不蓄民力。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扩大世俗权力摆脱神权桎梏，到了后嗣夏国夏代，也有类似走入歧途倾向。

夏国对祭祀宗教是打压倾向，与商周大不相同。祭司阶层地位低人数少，保有传承已有文化、文字都极艰难，遑论创造发展。发展文字文化是要人的，搞祭祀掌握文字文化的有闲阶级位低人太少，被打压受限制，文字文化自然发展就停滞不前。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改革，当然面临挑战付出了很大代价，甚至几个子女都在激烈斗争中或早死或惨败，成为掌控舆论祭祀阶层口中各种"恶""凶"。但夏国夏族率先坚持政教分离打压祭祀阶层，又为夏国夏族扩张势力奠定坚实基础。

《易.坤》有云"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上古时代华夏文明与夏、商两族的世俗统治重心中心都在黄河中下游陕晋冀豫，围绕盐池散布。夏、商两族在宗教祭祀问题上有截然区别。

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强化父权后，把祭祀阶层宗教职能分置迁移到母妻族的巴蜀(颛顼→鲧→禹，母妻族皆在此地)，即今天三星堆一带。这样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夏国主力就摆脱了神权政治的影响，在早期万族万邦各有自家原始宗教祭祀受神权影响、宗教冲突斗争频繁普遍激烈环境下，独具一格。夏族中原主力少受或不受神权影响，就能较公正更开放地执行最早的宗教祭祀信仰自由，大大减少与其它势力因宗教祭祀信仰而持续血斗的频率，也大大增强了夏族夏国协调各方事务的公信力。同时，母妻族势力获取更多掌握宗教祭祀职权而陷入神权政治泥沼，世俗上更依赖中原夏族主力，限于原始交通条件，往往天然形成"距离产生美"，相互辅助而不害。

两方面综合，也就是所谓"西南得朋"了。

夏族夏国从颛顼政教分离改革中获取了他方所没有的快速发展崛起机会，受益匪浅。称王建国后，自然会继续强化执行这一圣帝祖制。长期以往，就极大削弱限制了夏族夏国文字文化发展的条件。

到了夏末，夏桀试图改变旧制，积极运作引入母妻族妹喜祭祀阶层重用之。但各种具体政治操作上却低级失误频频，反而又引起内部矛盾加剧，众叛亲离。

与之相对，中原商族、后来的商国商王朝与东北母妻族祖地(红山牛河梁？)宗教祭祀势力结合更紧密。它们走了一条与夏国夏族完全不同的更强势崛起，以商业开路武力跟进征伐为主要特征，以宗教祭祀冲突、文明冲突之名积极对外侵攻的快速发展道路。

母妻族祭祀阶层在商代一直与商族商王世俗权力共掌国家，信仰坚定制度血腥残酷(人牲？)的母妻族祭祀武士宗教雇佣兵团，甚至是商王扩张势力最可靠最强大支柱力量。

名气最大、威望最著的两代商王，开国之成汤与高宗武丁，都是在母妻族名臣伊尹、悍将妇好支持下，获取了赫赫霸业。两位名臣悍将的名声功业历史地位，在商王家族祭祀中享受的待遇，丝毫不亚于商王。

末帝辛纣，也是因为更依赖、强化来自东北母妻族故地的妲己祭祀集团(从妲己在历代政治语境里长期被妖魔化，可以判断她也是当时"圣女″"神女"之类祭祀宗教首领)势力，强势掀起新一轮征伐四方攻略，在内部激化了矛盾，引发外部普遍的恐慌抱团反扑，最终走上了穷兵黩武帝国共同的末路。

搞神权政治宗教战争，必然频频引发对外冲突，古今中外无不如是。

商族商国商王朝以商兴族兴国，注定高度依赖宗教祭祀信仰神权以强化力量凝聚人心，否则早就星分云散，根本不可能聚族建国称王征伐四方。

但宗教战争注定是孤立、排它的。过分依赖母妻族祭祀集团，虽然在原始时代，有信仰利益紧密结合的宗教武士往往所向无敌，为一代代商王打下赫赫声威，但注定是"东北丧朋″、敌人越来越多、天下皆敌地。一旦纣王在″国际"形势、"商外"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局面下，盲目效仿祖宗征伐模式照搬宗教战争旧套路，走向失败也是注定地。

第四，与颛顼圣帝政教分离，被夏代后嗣盲目照搬，从而大大限制了夏国夏族文字文化发展类似，禹帝的主要功业，在夏王朝亦被错误发挥到最终限制了文字文化创新进步。

在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面对洪水威胁，鲧把主要精力用于筑城廓(陕北神木石峁遗址？)，以保护发展夏族力量。对于公共事务则敷衍塞责，头疼医头急时拜天神的消极地以筑坝挡水方式应付差事。最终尧都(陶寺遗址)被洪水淹没，尧帝震怒。

鯀的所作所为，有利于夏族夏国的实力增强势力扩张，是私有制发展家天下必然取代原始民主公天下历史大趋势下的普遍反应。在新旧时代交替时刻，他表现过于显眼。夏族力量发展太快太突出，最终引发普遍担忧恐慌。他对于公共事务过于敷衍，造成恶果太大引发众怒。最终被舜帝以集体公议名义，流放远方，殛死于羽山。

禹帝汲取教训，身体力行，十几年几十年专注天下公务，以愚公移山精神坚持治水。三过家门不入，为平定洪水立下不世之功。他也理所当然被公推为原始民主公天下时代最后一代圣帝。

治水土这类公共事务，时间长投入多收益少收效慢，甚至往往不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是我家种树他族乘凉。

夏族夏国夏王朝承受禹帝功业天下拥戴之荫庇，成为天下共主。开启家天下之后，当然也仍会延续概括承包一些天下公共事务。这些公共工程大多是无法增加实力，反而大多只是为保住共主虚名而不得不消耗己力。

鲧、禹虽然都是土木工程大师，都给夏国夏族打下坚实根基。

但鲧与孙子启，是朝着私有制家天下方向努力地，颛顼与禹则是更偏向融入维护公天下旧时代旧体系地。前者更适应时代大潮更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大趋势，后者则是以治水定九州奏响了旧时代最宏伟壮丽的挽歌。

人类文明、华夏文明注定要挣脱"民主"公天下的原始时代，大步跨入能更飞速进步的私有制时代，直至彻底挣脱物质资料的桎梏，跨入自由人联合体。

新旧时代交替，既有禹、启两父子，闪烁旧时代最后的光辉，开启新时代无上的荣耀。同样也有人为之付出牺牲，鲧为进入新时代付出了惨烈代价，伯益则也为旧时代奉献了最后祭礼。

禹帝公天下时代的最后辉煌功业余荫，其实既是夏代夏国合法正统天命天下共主地位之来源，也是其不断失血流血消耗的根源。位高责重，国族力量持续消耗，自然发展文字文化受到限制。

鲧遗传的城建类工程，同样也带来巨大族力民力国力力量消耗，但更多成就了夏国夏王朝战略优势。禹帝所遗传的公天下时代残余性质的公共事务工程，则更多地只是徒耗国力族力民力。

禹帝遗留功业中的公共事务工程，还只是给夏代文字文化发展无力带来间接影响。

他的另一项遗传功业，才真正决定了夏代文字文化走入死胡同。

禹范铸蝌蚪文字于夏鼎，将公天下时代帝位转授时，方便帝王随身持有携带的玉玺王印性质信物金册玉牒，变为不易移迁的青铜重鼎。直接表达显示了从公天下公举公推帝位禅让，向家天下世袭不易转变的强烈意志。夏禹鼎也成为夏商周历代帝王传国之根本，三代更迭天命所寄最重要之凭信。

但镌刻于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字，虽是字典字符集合，却是为了适应金册玉牒帝位传让特殊信物之要求，天然与上古时代有限的日常文字符号有根本区别。它是对当时日常文字作了"艺术"加工、"宗教″加持地，具有保密、神秘特征，不易辩认不易仿制不易学习不易传承。

事实上，金册玉牒与夏鼎上原本只有四十五个、五十四个字符(后者多出禹定九州之名符)。到了夏商周至宋，历三千年，仍然只有七十七个字符。创制之难，堪谓古今中外字体之唯一。

蝌蚪文字从镌刻于帝王一人独持、帝王间转让的金册玉牒，转为范铸于天下可共见能长期昭于天下的青铜宝鼎，其实就是将蝌蚪文字向天下公开半公开，由神秘走向公开。禹帝的地位权威、禹鼎的神圣，都让蝌蚪文字"神圣"起来。

于是，夏代夏国夏族的文字文化发展进入一条死胡同。

辩认学习掌握传承蝌蚪文字，成为地位受持续打压、本就数量稀少的祭司阶层唯一出路。日常文字得不到发展，日益被抛弃。

范铸蝌蚪文字于禹鼎，变相将蝌蚪文字推向普及推广之路。而蝌蚪文字之创造，根本只是为了彰显神秘、权威，保障传承，根本不利于文字之创造发展普及推广。就象中古欧洲贵族们以掌握最难学的希腊拉丁字母为荣耀，或是在现代要在大陆普及推广繁体乃至大篆甲骨文，完全有违文字发展正常趋势，也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文字文化发展。

总之，颛顼、鲧、禹前后相继，为夏族夏国打下坚实基础。夏启称王建国开创家天下王政时代，是几代先王共同努力水到渠成的结果。但颛顼鲧禹之主要功业固然是夏族壮大夏国强盛之原由，然而也都为夏代留下各种隐患，是国力耗费、文字文化长期难以发展的重要根源。原始时代，得祖宗制度之利而重祖制不敢擅改，忽视其弊端而坐视成大害，在文明初创时代，自然到必然，实难幸免。

夏代依坚城立国傲视万邦，在有限区域内能稳固有效统治，少有挑战，没有发展文字文化的迫切需要。颛顼、鲧、禹之遗传，又从不同层面削弱了夏代文字文化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禹鼎范铸蝌蚪文字，更是把夏代文字发展导入死胡同。

夏之无文，由来有自矣。

二，商少典

再来谈谈商之少典。

仲尼用字，极节约又极准确。

夏代并非完全无文。

比如《甘誓》等等内容，显然有文字相传。甲骨文字作为系统成熟文字，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夏代也自然有更早期甲骨文字之类，成汤伐桀后，概括承受了而己。

《洪范》文本是内容信息量这么多的谈话记录，其真实场景显然是针对某件特殊载体上的文字符号给予地详细讲解。在夏商千年岁月代代传承历史中，除了特殊载体(金册玉牒、夏鼎)上的蝌蚪文字，也很可能还有常用文字专门记录这类讲解。

但夏代因各种原因，文字发展极其缓慢几乎停滞。留给今天的文字，只有金册玉牒夏鼎上转录的特殊蝌蚪文字符号，也几乎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文字篇章类"文物"。甚至传承至今不多的蝌蚪文字、内容丰富的《洪范》文本，显然也都不是夏代的，而是上古至夏一千多年数千年文化总结集成结晶。

所以，孔夫子论定夏代无文，虽有绝对化偏差之嫌，但其实是可以成立地。文字文化，在夏代真地就是停滞地。

商代少典，仲尼用了"少"字，同样简约而又精确。

商代历史长达六百多年，武丁之后势力范围极广阔，盘庚之后统治亦相当稳固。这种情况下，商代的典章制度，在数量上当然不可能少，也少不了。相比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相似规模长期存在的强盛庞大帝国，它的典章制度都不会更少，也没法少。

商王朝是青铜业、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军事王国帝国，也是宗教祭祀阶层势力庞大、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帝国。祭司们常用的甲骨文，光匆匆临时掩埋留存至今的就有十几万片，百多万字。

这样的背景下，典章制度怎么会"少"呢？

但是，商王朝的典章制度能传之于后世的，显然极少，大多与王朝及身而亡。商王朝灭亡后三千多年里，都没有什么典章制度被后世继续沿用到、改用过。

商亡之后，几百年里，少数殷商典章制度在宋国及箕子朝鲜等殷商遗民范围还有一些遗存，但也不断被周鲁制度同化。商亡两千年后，起于殷商旧土的赵宋王朝，确实还有不少殷商典章制度的遗存"复现"，但也都只是一些随附点缀。赵宋典章制度的主体，仍然是周秦汉晋隋唐以来典章制度的继承发展。赵宋典章制度似乎确实有一些殷商旧制的影子，但细究则几乎完全不然。

比如，赵宋王朝公然"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兴国，与秦至清两千年里其它王朝重本抑末重农抑商全然不同，独具别格。但赵宋王朝取此国策，根本不是商人商族复兴，要仿效商王朝。只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厚赐武臣勋贵田宅金银，允诺安享富贵以求君臣相安的附带举措。

再比如，宋太祖太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北宋、南宋开国、亡国，似乎都有"兄`终′弟及″。这也是殷商独有，而其它王朝也都极其罕见的继承制度。那么，赵宋是在复活殷商旧制吗？不是。

商王朝兄终弟及之制是常态、定制，赵宋则全是各有特殊背景因由乃至巧合。

商王朝多见兄终弟及，根本原因是王朝日常国家事务，无论是商业决策、还是例行重大祭祀、或是对外征伐，不但极为重要，而且极为频繁。与近现代日不落带英帝国、美丽奸帝国无年无月无时无日不战争相似，而与华夏历代王朝总体和平安定完全不同。所以，国需长君成为商王朝必然要求、定制，权托幼儿之事绝不允许。而母妻族掌控家族祭祀王国宗教事务，权威极重，又能确保体制稳定运行，不至于内斗内争到不可收拾。这完全是商王朝各种独特性所决定的独有制度，别的王朝完全不能模仿。

周王朝封建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周官》《周礼》《礼仪》《周易》等等典章制度，大量地在三千年里被各王朝沿袭抄用、仿改。与之相比，商王朝的典章制度，确实可以用、也只能用"少"字来概括。

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在孔子看来，大多甚至已具有放之四海可推行、传之万世能不易的终极、完美制度特征。只要统治者能严格遵守"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这套颇为完备的典章制度，尽可以推广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尽皆王臣"，能维持天下长期秩序稳定，让天下人从温饱至小康直至大同。

事实上，若非近代外来文明给予了华夏文明三千年未有巨变之冲击，孔子心目中周代制度某种程度上确实已经做到了"终极制度"模版。

与周朝典章制度大多延传三千年相比，商朝的典章制度可传承者，几乎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即便与秦汉以来数十个或短命或两三百年王朝相比，如隋之科举、三省六部等，元之行省等，明之内阁等，商朝典章制度可沿袭被传承者，相对而言也是极"少"。

为什么商代典章制度数量并不少，甚至极多，但能传承后世被沿袭者极少呢？

商人商族商部落商国商王朝，是依托上古时代东北区域华夏文明自母系母权时代就有的祭祀宗教中心，逐渐发展起来地(如同时期考古无更大规模同类遗址再发现，红山牛河梁遗址必然就是商族商王朝的起源地)。

它既具有上古中古世界上各重商部落、种族、文明体普遍一般共性，又具有华夏文明区域独特性。

古今中外的祭祀宗教中心，向来都是商人、商团商帮乃至商部落商种族直至商国商王朝的聚集地、根据地、发源地。小到原始时代各部落交易、集市、城镇之兴起，大到近现代各种殖民地、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之形成。古今中外的区域内祭祀宗教中心，莫不是长期汇聚广大区域的人流、物流、财富乃至货币流，成为商人商族商国之起源地，丝毫不足为奇。

比如，伊斯兰教创始人就起于商家兴于商家，从学徒而富豪而教首而政教合一帝国领袖。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可作为商人商团与宗教关系最集中突出的例证。

犹太教、基督教与犹太商，罗马教会与西方从中古到近现代的商业直至资本主义，佛教寺庙与古代商业、集镇、借贷钱铺银号，……古今中外，无不如此。由祭祀祭司而士而儒而商，祀、士、儒、商，本源同一而千丝万缕。

区域祭祀宗教中心长期吸引大量人流、物流、为频繁交易提供各种便利，必然带来商业兴盛，支撑起商人商族部落邦国壮大繁荣。

同时，四处冒险奔走求利的商人，也大多都是最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比定聚部落中有稳定生产生活方式的其它职业分工部族，更容易自创出各种神灵以求庇护、安慰更高风险人生历程中动荡不安的心灵。他们的经商人生历程中，当然会遭逢各地各种族。而各地各族千奇百怪各种神灵，也都是他们拜祭的对象，经常甚至虔诚程度超过原住民。

古今中外，商人商族与宗教天然就是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的孪生子、亲密爱人、利益同盟。

夏、商及更早的上古时代，华夏文明自黄帝始，既有万族万邦各自原始宗教祭祀，又先后形成了两大原始公天下时代共同的祭祀宗教中心。一个就是东北红山牛河梁女神庙(女娲？)，另一个则是西南巴蜀的三星堆(嫘祖？)。

两者以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为界，又分别成为了夏、商两族、国、王朝之母妻族、祖居地。

前者与世俗商部族之关联更紧密，颛顼大变革后，甚至与商人商族商部落商国合二而一。后者则是颛顼"绝地天通"政教分离后，分割拆迁前者并扶持夏人母妻族的产物。

夏、商之争斗更迭，文明体系上是原始、奴隶时代城市邦国文明与商业及宗教武装文明之争，宗教上则是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之争，当然也还是夏人夏族夏国与商人商族商国的国族之争。

商王朝以商王室、贵族们领导的成熟商业集团运转体系、关系紧密长期联姻的祭祀宗教文化集团、信仰坚定利益捆绑的宗教武士集团为三大支柱，又以高度发达成熟的青铜冶炼铸造使用为基石，构建成拥有庞大财力、武力能长期威慑控制四方的强大奴隶制军事神权帝国。世俗权力与商业集团以青铜冶炼交易为中心从四方获取巨利；祭司宗教集团围绕巨大的历代商王的司母鼎展开大型祭祀活动，与商王家族世代捆绑威慑民众凝聚人心维护信仰；武士集团则以工艺先进装备供应充足的青铜武装征伐四方。

商王朝商文明的上述基本特征，决定了商代典章制度的特性。商代一切典章制度必然体现三大支柱意志维护其利益，围绕商业活动为中心制定典章制度，一切典章制度都是从利益出发、为了利益而运作运转、随利益格局变化而变化。

于是，商代典章制度大多更具时效性、易变性、实用性、灵活性、不确定性，而缺乏持久性、权威性、规范性、稳定性。早中期的商文明，甚至连商王都城也因商业利益变化而屡迁无定，更遑论其他典章制度了。又由于宗教因素长期影响巨大，商代典章制度往往还有宗教信仰影响必然带来的垄断排他性、封闭性特征。

这些特征也就决定了商代典章制度多而易变，难以长久坚持，难以推广四方，难以被其他文明模仿。被它征服后的部落，只能成为其奴役对象、附庸。周边任何模仿者，往往就都直接成长为商文明的竞争对手。

商代同时期的文明，与商王朝关系越远，越能友好互利合作共赢，关系越近，就越只能征伐、奴役、附庸。

一如现今美帝，离美帝太近，就只能被征伐、奴役、附庸、不断被反复收割。与美帝有远距离产生美的，反而商业合作互利共赢机会较多，甚至能产生美国一向平等友好的错觉。

华夏先秦时代商文明这些特征，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演绎得更全面通透彻底。

孔子考察夏商千年历史，总结出夏无文商少典。他若能观察地理大发现以来五六百年全球化历史，大约也会喊出"葡西无文，英美少典″。

英美资本主义文明动辄推销所谓普世价值、西方近现代文明体制，好象它那一套对于别国而言，可学可仿可搬用套用似的。然而，世界上学、仿、搬者，无不被其奴役收割、沦为附庸。学"成功″了的，又无一不是竞争对手，直至搞出两次世界大战。

三千年前的商文明，与现代英美文明一样，在维护最主要利益集团层级(权贵巨商+宗教+军事集团)核心利益的典章制度方面，都是极端封闭、排它垄断的。

它们卖力向他国推广的那些浮于表象的诸如现代普世价值+宪政体系之类，其实与三千年前商代"敬神如神在"的宗教普世价值观一样，甚至如"人牲″祭祀制度一样，都是依靠强大商业资本侵蚀与武力威慑侵攻去强行推广维护地。所谓的普世价值，都是有时效性、地域性、适用性地，且都极有限。既不自古而然、可放之四海，也不能延之长久、无更优替代。

人牲祭祀制度，延续了六百年或数千年乃至更久远(牛河梁神庙、神木石峁遗址、西水坡颛顼墓，都有人牲)。以至于殷商后裔孔仲尼虽然对周代众多典章制度不无溢美，但他却仍然认为周代祭祀用人俑这东西很不符合"普世价值"。他直接嘲讽周人是在试图欺骗祖先神灵，喊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人牲″虽然似乎有点残酷，但它才符合"祭神如神在"这一已历数千年，已被广大公众认同的普世宗教价值观。

捣鼓"人俑"，那不是骗鬼吗？

"人牲″制度，长久推行后，也能在孔圣人那里变成"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之价值，能有多高大？

商文明的典章制度虽多，但大多却不能普及推广。盘庚定都殷都后，即便奴隶制庄园经济不断发展，商王朝也从早中期随商业利益格局变化而游走不定，逐渐转化为定居文明。但它仍然难以走出旧制旧习，不能带领华夏文明迈入文明发展新阶段。比如，一旦周文明以更先进井田农奴制快速积累壮大，更具普适推广，更符合文明演进新阶段发展趋势。商文明相对日渐衰败，封闭排它东北丧朋的弊端就日益显化。统治者如纣王也根本无意革新求变以适应新形势，相反，他退回到试图模仿武丁征伐收割四方旧套路以挽危亡，从而迅速激化内外矛盾，最终覆亡。

类似的，人类即将彻底摆脱物质资料生产力的桎梏，迈入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星空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英美那一套本质上封闭独占垄断排它典章制度，同样难以普及推广，更不是什么历史终结。它们同样难以乃至根本不会尝试更多的自我革命、创新制度走出旧体系。

特朗普、拜登之流在国力衰败之际，只是倒退回老套路，嚷嚷着从实力地位出发，再次大肆收割四方以图压制新起竞争对手、挽救溃崩瓦解，最终也是盟邦惊骇乃至众叛亲离，终究难挽天倾。

三千年前，夏无文商少典，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监于二代而创新礼乐文明引领华夏进入新阶段。

五六百年来，西、葡无文，英美少典，华夏虽历五千年，坚持改革开放永不停滞封闭僵化，也终将闯出新路。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彻底摆脱物质生产力桎梏，迈入星空智能时代。

后记:

这一篇文字，以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考察夏商两代千年历史所作结论为目标箭耙，找寻各种历史残缺信息、考古成果做证据照耙射箭。虽有些牵强，证据亦多有假设、争议，但观其大略，也能大体形成逻辑合理框架。

至于类比现实，也只是从宏观角度给予粗糙比较。细细考究，是经不起推敲地。人类历史从无简单循环重复，但却有各种形式的循环往复。毕竟，太阳底下无新事。每个人都是在这星球上，以重重复复的吃喝拉撒睡为主要内容打发几十年人生。白宫睡乔刮约肌失控，也一样会霸气侧漏。上帝视角中，几十亿裸猿大约都是一般有趣或无聊。古今个人是如此，古今国度、文明，观其大略，也无天差地别。

三四千年前的历史，真相已很难发覆。所谓的证据，大多残缺、有争议、需假设推断补全。从近代乃至当今某些类似情形作一些对比反推，也就有其必要。捋一捋相关历史残缺信息，从各种组合尝试里，选出可连成串形成一种合理性比较强的链条，得出一些合理的"结论″，对于进一步的历史研究以及相关考古研究，也有一点参考价值。

物理学上很多宏观微观领域课题，常常陷入根本无法实验验证，有时只能纯粹用数学去步步逻辑运算推导。据说如果公式比较具有"美感"，往往最后被另外各种想办法设计的试验验证概率更高。(似乎连相对论，也都是如此)。

毕竟，凡是现实存在的，必有其"合理"。反之，凡是分析起来更具"合理″性的，现实中存在、发生过，概率往往也比较高。

北大张新泉

2011.11.7

浙江杭州钱塘龙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