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华的你办事我放心是不是明显的矫诏？ -- 真历啊

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发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时称“九五”命令。

1968年7月3日和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布两个制止武斗的布告，即“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两个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交回抢劫的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无条件交回抢去的现金、物资，立即恢复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

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8日成立，以下简称地革委）和绵阳军分区以此为契机，在全区组织了7万余人参加的2万多个宣传队进行宣传。8月21日，地革委、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学习、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意见》，要求各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两个布告，制止武斗，打击各种破坏活动；各地革委会和驻军要组织宣传队，深入到工厂、农村宣传中央精神；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上缴武器。绵阳军分区成立了收缴武器办公室，在全地区掀起收缴武器群众运动。经过耐心的工作，各造反组织陆续交出武器弹药，解散了武斗队伍。

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布告”精神，9月2日，地革委在《关于贯彻执行省革委、成都军区“抓紧做好外流人员返程工作的指示”的意见》中要求，对驻有外流人员的10多个县，由当地革委会和驻军组织专门班子，组织好返程工作。返程群众必须就地上缴武器弹药，决不能携带武器返回。

9月15日至21日召开的地革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入贯彻中央两个“布告”，无条件停止一切武斗，立即解散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出一切工事、据点和管卡，上缴全部武器弹药、物资、车辆、器材，不准转移外运。对违反“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情况必须予以坚决、彻底打击。

1969年2月至3月，三台某群众组织（谁啊）在当地和剑阁等地重新挑起武斗，持枪抢劫国库粮食，拦截运输车辆，开枪打死革委会成员和群众，阻拦、围攻人民解放军奉命派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3月4日，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张国华写信给三台安居、向阳、新生等地群众，要求迅速停止武斗。3月5日，绵阳地革委发出坚决贯彻“信件”的通知，派出宣传队向三台、剑阁等地群众宣传，并强行收缴武器，外流人员集中到绵阳办学习班，稳定了局势。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山西问题的布告，即“七二三布告”，重申了1968年“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内容。

地革委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贯彻，要求各级革委会、各地驻军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有武斗的地区要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外流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坚决收缴武器、装备、物资。

全区出动宣传队10407个，80403人（次），地县两级革委会还抽调70多名负责同志到“老大难”地区和单位进行宣传。

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战备命令，即“八二八命令”，要求一切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行业、部门、单位的大联合，解散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非法的山头和队伍；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缴一切武器。

为贯彻中央精神，地革委于8月29日在城区人民公园广场召开落实“布告”动员大会，共6万余群众参加。

会上，绵阳县革委人保组和公检法军管会依法逮捕了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8月30日，地革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认真贯彻中央和省革委、成都军区的指示精神，所有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人员凡用武力强占地盘、冲击和进驻革委会的，必须依法惩办；同时要加强团结，反对分裂，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收缴武器，依法严惩破坏“命令”的阶级敌人。

至10月中旬，全区收缴各种枪3万余支，子弹3226万发，各种炮141门，炮弹18万发，手榴弹5000余枚，外流人员基本返回本地，武斗严重的中江、三台、梓潼、广元、蓬溪等县形势得到改善。

与此同时，地革委组织地、县各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分期分批参加中央和省革委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无政府主义”，增强纪律性。仅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区就组织了372名群众组织的头头到北京学习。

1968年

　　３月１８日　江青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提出：“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

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各地群众组织派性复发，一些省、市的“大联合”被瓦解，内战再起。

各地造反派还以《红旗》杂志提出的“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为依据，重拉队伍，再立山头，大搞武斗。

　５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整错了一大批人。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分别发布了制止打砸抢的“六·六通令”。

　　７月３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

２４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７月２１日　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指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同日　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把71%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

１９６８年７月３１日，周恩来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布告”稿。布告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罪状有：……六、抢劫国家档案、机密；……凡有以上十项罪状之一者，即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追查到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８月２３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六十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三十七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２７日，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

经康生修改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７月２７日　北京六十多个工厂，组成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

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截至８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各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９月７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毛主席的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