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原创】张其昀《思想领导与精神动员》讨论之一 -- 包子1971

共:💬95 🌺353 🌵1 新:
全看分页树展 · 主题 跟帖
家园 【原创】一二九运动:学生与现实

一二九运动:学生与现实(一组对话)

A:

1935年年底,北平、上海等地先后爆发大规模学潮,呼吁社会行动起来,抗击日本不断强化的对华蚕食侵略,史称一二九运动。那次学潮断断续续,持续了很久,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很多学生在这个过程里,思想左倾了。后来,运动的参与者有一部分成为敌后抗日运动的骨干。1940年,一二九的积极分子,清华学生兼中共党员杨述撰写了小册子《一二九漫语》,从他的视角,系统讲述了运动的经过。当然,书中难免有对事实的裁剪,但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感受到那股洪流带来的激情。

由于运动的背景是30年代中期,中共城市组织普遍被破坏,导致地下党对学潮的介入比较杂乱。解放后,还出现了“究竟是谁代表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微妙纷争。这类纷争距离今天的现实太远了,且不去管它。

《一二九漫语》中指出,1934-1935年,清华“少了一些西装革履,多了一些蓝布长衫的清寒同学,思想大都是前进的。”但同时,多数学生是安逸的,“国家大事一问三不知 (沉迷)恋爱电影溜冰”这不太符合今天对那个时代的刻板印象,但却事出有因。30年代初,国民党在北平的中央宪兵单位,扫荡了学校里的不安定因素,这是学生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但更本质地说,阶级社会中的多数人,不管大环境是选票政治还是军事独裁,他们的日常状态就是安逸,或者说麻木的。

B:

从书中的描述,可以发现七八十年前的北平,三十年代起就有活跃人士进行类似今天多元社运的活动,组织各种议题的社会团体。因为有着清华北大等高级学府,产生了一个讨论社会问题的空间,类似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沙龙文化,简直就是线下的微博、知乎。学生远离政治,但社团活动比较积极,大办刊物。零散的地下党员,比如北大附中学生谷景生,找不到党组织,就自己办刊物,而且有一定的作者、读者基础。

当然,在面临深刻的危机之前,“沙龙”的讨论大体是浑浊停滞的。风暴来临前,思想的空间里难免充满了庸庸碌碌的各色人等。

A:

现在看来,这个“沙龙”文化基本是自发的。虽然学生里有对俄国革命、左翼主张的一些好奇以及同情,但停留在纯粹的精神领域。

做个对比:左翼思想有群众基础,但没有组织性。北平的国民党有行政资源,但无法掌握多数学生群众。只能采取写匿名信咒骂、唆使反共学生砸场子等手段,企图破坏执政者担心的“共产党阴谋”。这个时期的体制内文宣能够招揽职业写手,擅于“毒舌”编段子,但在思想上是空洞的,不能给学生指出前进的方向。

有个很滑稽也很真实的现实因素,值得一说。1934年左右,北平的蒋系国民党力量,比如蒋孝先领导的宪兵三团,被日方施加压力而被迫撤走了。北平由杂牌军阀接管,这些军阀对日方的威压是软弱退让的,也不像蒋系那样全力镇压共产党,很多被宪兵预定枪毙的共产党都没有执行死刑。环境的变化,导致北平的学生活动比较自主,学校里的蒋系党棍们难以直接控制学生。

C:

共产党就在统治者内斗的夹缝中生存下来,这种生存的智慧可以总结一下,能多活一个人也是好的。

B:

学潮爆发,是抗日救亡的直接需求使得学生采取比平时更激进的行动,选择更激进的立场(无论是向左或向右)。一二九运动本身也比较缺少中共干部的直接领导,虽然有些骨干是党员或左倾了,但却是在与党的高层联系不通畅的情况下,学生们自己酝酿起来的。这种自发性的动力,表现为“日军已在城外”带来的紧迫感,更深层的原因,在于3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让中国社会必须寻找出路。

学潮起来了,零散的地下党学生全力参与,取得若干影响。但年轻的党员们也是摸索中前进,意见分歧一直没有消弭,关键就是要不要号召推翻国民党政权。现在看来,在1936年的学生中,提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确实是夸张了一些,救亡图存的理念很有市场,群众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抗日。

在上海,国民党的力量依然强大,对运动进行的干涉就更为阴险,善于引导学生做无用功,比如搞午夜游行,而不诉诸简单的军警宪特手段驱散学生。

A:

国民党的弱点是,它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无法解释“眼下到底如何抗日”。它一味要求学生服从国家指挥,相信执政党,相信领袖。但北平学生亲身感受日军已在城内,执政党的宣传难以服众。行动起来的青年并不能完整认识自己的动力,觉得自己只是爱国,不是极端分子。但执政者也讲爱国,而且是大汉族本位,也做青年工作,写起东西比共产党要煽情得多。但是,国民党身为资产阶级政府,在资本主义空前危机的环境下,不允许一个自下而上的学生运动持续存在,不允许学生去尝试把救亡与群众需要结合起来。结果,学生从救亡宣传走向发动群众一起救亡,再走向以社会改造去凝聚群众,最终走到1949年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一二九的普通参与者确实分化了,很多人回归私生活,结婚生孩子找份职业。但坚持做群众工作的,几乎都去了共产党。

B:

跟了国民党的,也未必不能吃苦,未必不能跟群众“打成一片”。

A:

在国民党的“群众工作”部门里,能吃苦、甚至拒绝贪污的青年一直都不少。他们的命门是无法从事阶级斗争,任何旧格局都不许碰,敢去碰的就没好下场。结果,他们最终也就无法团结群众。

1928-1930年的国民党青年干部中间,在阶级问题上分成几个派别:

一派认为阶级及其矛盾确实存在,需要面对,甚至需要扶助农工搞斗争,不走极端就好。另一派承认有社会矛盾,需要改良,但不要搞阶级对立,破坏秩序。这两派最后为了一官半职,都把阶级问题扔到脑后了。第三派主张悠悠万事、秩序为大,只有秩序强化了,国家手里的资源多了,阶级矛盾才有可能解决。这一派进化为特务头目、别动队屠夫,一度以清廉刻苦自诩,但到了40年代,个个没少捞。

这样一个执政党,无法吸引志在改造社会的优秀学生,是预先注定的。

D:

一二九使大批青年迅速左倾化,让被彻底赶出城市的中共重新赢得了一批学生支持者。

A:

虽然中共的旧组织几乎充分瓦解,大批党员声明悔过,或者坐大牢,但是谷景生这样的中学生,自己办个小刊物,很快又建立了读者网络。民国青年有寻求社会出路的需求,新人一茬茬冒出来。

在运动中,人们的面目迅速改变。《一二九漫语》的作者记述了很多人变得严肃、诚恳,能理解他人。当时的一个活跃女生陆璨回忆说“我从未参加过这样庄严的会议”。许多学生本来一心用功,或者沉迷打牌,运动让他们投入到广阔的社会活动中去。一个人改造社会的意愿越热烈,在特定因素催化下,就越容易成为资本主义的颠覆者。

E:

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本书,我在迷惑个人和时代的时候,经常会去翻来看……

B:

一个市场秩序稳固的地方,立足校园内部和学生群体本身,一样能产生挑战社会的运动。重要的是驱逐“资本主义不可替代”的思想。现在的学生,什么都认为可以靠钱买到,太可怕了。跑操代跑、带饭、考研培训乃至作业抄袭,都产业化了。我曾经设想过,是不是可以从校园生活互助组织入手,让大家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但是我很难说服自己相信,用互相帮助替代钞票买服务,是更有吸引力的。

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市场和资产阶级选票政治的不可替代性,深入各国青年的内心。这是与一二九时代的最大不同。

A:

最近20多年珠三角的工人对互助活动都没什么兴趣,他们只相信加班挣钱,或者做生意,其他"都是骗人的"。他们愿意参与传销,但是不愿意搞合作社。

D:

消费主义太深入人心了,毕竟只需要付出钞票。移动支付普及之后,甚至只需要付出一点虚幻的数字,这比互助要轻松多了。以办刊物为例,也需要与消费主义的文化产业进行竞争。打游戏爽过打字,躺在床上翻翻手机就能获得极强的快感,还有谁愿意去做枯燥的文字工作呢?

C:

举例来说的话,对于ACG来说,市场、版权、创作者权益等等的弊病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不少爱好者还是一副“用更好的市场建设当前不完备的市场”的思路尝试去弥合,仿佛理想中日本或者美国“完善的市场”存在的问题可以被自我解决一样。

B:

我不否认一二九运动的相关材料读来很有既视感,但是21世纪的社会“洪水”和当年的救亡图存,可以说是各种意义上很不相似。需要找不同、找相同,找出对现实的启发。

A:

要害不在于救亡图存,而是行动起来的青年,如何看待周遭的主流秩序。我们看到火山市的青年成群结伙嘶吼不止,但坐地铁都是乖乖付账的,可见他们对秩序的谦恭并没有丝毫动摇…… 今天的青年,无论涂抹了什么油彩,后边掩饰的,通常都是压倒性的政治保守主义,这是他们之所以高度驯服的精神根源。时代是否会改变这种死气沉沉的保守性?不好说。但无论如何,需要预先准备挑战秩序的思想。

对话结束。

通宝推:崂山一道士,桥上,
全看分页树展 · 主题 跟帖


有趣有益,互惠互利;开阔视野,博采众长。
虚拟的网络,真实的人。天南地北客,相逢皆朋友

Copyright © cchere 西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