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财富寄生论之《资本的财富寄生》(05) -- 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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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三个实例足以说明，财富的寄生和财富的回收在美国是广泛而真实存在的，也就意味着在全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也是广泛而真实存在的。只是，这种寄生方式不宜被大众察觉而已。换句话说，资本是不希望有人研究美国的财富寄生和回收的机制，最终就可以掩盖资本对国际剩余价值转化的真实套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大生产，美系资本既然来到了中国，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把美式财富寄生带到中国，所以，美式财富寄生在中国也是广泛而真实地存在。
一个国家是否存在财富寄生，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判定,那就是大家的工资或者收入无论如何增长，只要支出的幅度也如影随形地跟上来，让大家手里难以攒下余钱，那么，这个国家就存在严重的财富寄生。
在美国，美联储负责美元的发行。也就是说，美联储印刷的每一张美元，绝不是一张普通的绿纸片。这张绿纸片上标示的额度，是被财富精心且充分寄生过的。寄生的速度和幅度，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就是美元的贬值。
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能够很好地说明美元为什么贬值。但是，从财富寄生的角度看美元的贬值，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由于寄生的存在，资本的寄生财富，不断“排挤”着着每一张美元的面值。美元的贬值，就代表着货币一定存在增发，增发货币了，每个人都感觉自己的钱多了，但是，多出的量，本质为资本所有，增发货币的总量，就是属于资本的财富。
资本的财富寄居到美元中后，任何经济或社会活动，只要以美元为媒介物，无论是个体、经济实体、组织还是国家，都会无法避免地参与美国所导演的财富寄生大戏，无法避免地被美国的这套寄生剥削机制所搜刮，财富寄生是剥削的最佳帮凶，财富寄生自然就是资本的最爱了。
朝鲜工人工资的这个参照物，就像照妖镜一样，借助它，可以把美国社会存在的财富寄生映衬地一清二楚。认清美国最好的参照物，就是朝鲜。在这个地球上，这样的国家是不多的。所以，美国就不太喜欢朝鲜，尽管，美国不喜欢朝鲜的理由或许很多很多。美国对朝鲜的仇视和妒嫉，就好比艳舞街上的放纵女郎总是妒嫉意志坚定的本分女子一样。
美国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虽然美国也是由劳动者组成的，虽然美国的初始财富，也是包括黑人和华人在内的美国民众所共同创造的。美国的政府是为资本服务的，其本质只是调和资本和民众之间矛盾的工具。
如何扩大财富的寄生，和如何利用相关的寄生财富来进一步完成财富的回收，这才是时下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正确。请记牢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被人为复杂化的资本主义世界。
例如，当美国打压华为的时候，华为的轮值主席出来讲话，翻来覆去就是一套说辞：假设选用华为的设备来建设美国的5G，就可以节约多少多少钱。
大洋彼岸的资本听了这样的表白，鼻子肯定是被气歪了。资本是希望华为把所谓节约的钱，想办法变成资本的所得。资本就是要通过5G来扩大其所控制的社会财富的总量，如果把钱省下了，资本还赚什么钱，财富总量还怎么扩大？还怎么通过5G的应用来回收财富？
资本不怕华为赚钱，资本只是希望华为在赚钱之后，要想办法让资本也能分享到好处。至于说华为是否愿意和资本合作，那是华为自己的选择。
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不少的中国企业逐步转过这道弯，懂得如何和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而不是死抱替美国的消费者能省多少钱这一根筋的思维。
不过，中国企业觉醒地越晚，美式财富寄生在中国制造的麻烦会越多，因为，在美国端无法回收的利益，就只能放在中国端来解决。
和美国打交道，就是要让美系资本可以赚钱，资本在赚钱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税收，会反哺（寄生）给美国民众，由此就形成了美国社会的温情和谐。因此，要让资本看到实惠，而不是让美国人民直接看到实惠。如果一直让美国民众看到实惠，美国离倒闭就会更近一步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指望美国能好好配合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发展？
和美国打交道，其实不需要看自己的家人会不会跳可以取悦美国权贵的芭蕾，是不是在美国接受过贵族教育。洞察和资本交往的游戏规则，胜过用身体资源去换取一些肤浅的交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如何扩大财富的寄生，和如何利用相关的寄生财富来进一步完成财富的回收，这才是时下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正确。
自从马恩学说出现之后，人们就形成一种思维误区，貌似没有了现成的、被尊奉为真理的理论做指导，大家就不知道该如何开展社会活动了。
真理来自于实践，而不是真理成就了实践，真理和实践不能互为因果的关系。尤其是推理出来的真理，一定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以及其它一切理论的唯一标准。因此，只有勇于实践，才能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总结出新的发展规律。
资本主义对于财富寄生的探索和应用，也是基于实践的。不是先有财富寄生的理论，实践后才有了财富寄生的现象。相反，是先有财富寄生的现象，资本总结其规律后，然后推广到更多的领域，这不正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不能因为是资本在实践中，也应用了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其活动，我们就不愿意用褒义的词汇来评价资本的努力。资本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一直在主动地吸纳人类过往和现在的一切先进的成果。
资本有个天生的缺陷，就是爱慕虚荣，总是喜欢把不是自己的成果，在应用到自己的体系之后，喜欢虚构出某种虚假的历史渊源，来否定其借鉴内容的真实来源。
历史上，人类苦于物质资料的匮乏，因此，产生了对财富的原始崇拜，而财富寄生恰好满足了大众的这种历史性愿望。由于这种惯性的作用，财富寄生这种社会现象不会轻易消失，毕竟，地球村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体验一下拥有财富的感受。
财富寄生产生的根源在于货币的发行机制，一旦货币的发行者、管理者和经营者，被同一个组织操纵，这种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弊端，就为财富寄生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早期财富寄生的现象和后来财富寄生的推广，是在隐秘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一个有趣的对比，早期的中国改革开放，则是公开宣称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别。
事实上，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整个一部资本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应该说，为了某种目标，几千年来一直奋斗不止，资本的这种勇气和韧性，实在是可嘉。
历史上的资本，遭受过多次重大的挫折。零丁洋里叹伶仃，是资本过去的真实写照。最近的一次大挫折，最终借助于马恩列三位的点播，资本的事业最终才化险为夷。
今天，资本由于自己在财富寄生方面的莽撞尝试，而正在经受着一个历史性的挫折。相对于资本羞羞答答地秘密研究、尝试和吞苦果，我们不妨把这个现象大曝于阳光之下，让大家都来参与研究财富的寄生。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找到财富寄生诱发经济危机的原理，让财富寄生能更安全地造福于人类社会。也让资本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看到东方文明的优越性，以此帮助资本早日修成正果而顺利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财富寄生，是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阶段后，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财富寄生并不存在。
在原始社会，部落之间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相互掠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抵御其他部落的掠夺，或者本部落对外实施掠夺之时，能够参与争斗的成员数量，也就是种群的数量，是决定一个种群能否占有更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频繁的掠夺和反掠夺，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更多部落成员都能有口吃的，胜过少数成员独占有限的食物，所以，在原始社会，必须实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是基于部落生存的需求，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凡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种群或地区，民众生育率一般相对较高，这不是一种愚昧的现象，而是通过增加成员数量来增强种群的生存能力。也就是说，增强繁衍能力，是一种生存需求。而增强繁衍能力，又需要特定的修为方式，因此，人类对修为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
在封建国家或者奴隶制国家的改朝换代中，最后的赢家是拥有一切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疆域中的一切，都是赢家的战利品，包括土地、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自然资源、所有的四条腿和两条腿，等等。
彼时，所有财富的分配，是基于传统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源于血缘、投资、军功和姻亲等等，通常由核心开始，不断向外延伸，最终形成了以依附关系为纽带的裙带式财富分配机制。
在这样的社会中，技艺高超的手工匠人，就可以通过对技艺的控制，而与学徒形成一种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容易形成一种强固化的社会结构。
也就是说，在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物质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已经不能只靠种群数量来获得竞争的优势。相反，种群之间的竞争需要更多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参与，由此，人类修为的模式，在重繁衍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向重技能和重技术倾斜。
在依靠依附关系来分配财富的社会中，少数人，总是高高在上，社会的财富由这些人把握和支配。剩下的大多数，只能匍匐于地，靠出卖劳动、自由、身体甚至子女来求得生存，财富的分配权和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很显然，这种分配模式是不友好的，对应的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当一种在财富分配上更先进的社会模式出现后，落后的模式就会被立即送进历史的垃圾桶里。
尤其在欧洲，在封建时代，教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教会往往是医疗、教育、司法和互助等社会功能的代名词。彼时，欧洲的教会，是维持欧洲社会稳定的唯一组织，外来的草原武装势力，以及和外来势力姻亲的王权，并没有完全取得欧洲社会的控制权。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盛产五花八门的贪官污吏；在欧洲的教会里，也混杂着各式各样的神棍。他们在民众面前总是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暗地里却因为修为的局限性，经常需要干点和自己身份不太般配的事。
这些神棍对欧洲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无法以身作则的暗黑统治，必然引发反抗。欧洲王权背后的资本策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曾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各种虚伪统治的打假者，即使到现在，这种功能依然存在。
欧洲的王权和资本，绝非欧洲本土的产物，欧洲的教会或许也不是欧洲的本土产物。不过相较于更晚来到欧洲的王权和资本，欧洲教会所分享的朴素宗教则属于更早期的外来文明。
资本在意大利资助艺术、建筑、文学、科技、政治等方面的研究，来服务于资本和王权扩张的需要。科学的发展，让无法再以神学自圆其说的教会，逐步把社会的领导权让渡给王权，在经济方面，资本自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事实上的管理者。
教会，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文化的标本。为了给欧洲底层民众留下心灵上的寄托，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为了掩盖新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理论上的不足，教会虽然成为文化的活化石，却一直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
新兴的资产阶级，虽然把宗教的道貌岸然打翻在地，但是，资本所供养的研究体系，居然拿不出新的信仰产品来代替曾经的宗教；或者说，资本或许在信仰方面存在着某种先天的缺陷。
鼓动完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缺乏更高级的信仰，这就意味着新兴的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革命和民主，其实是存在基础性的缺陷，因此，他们自然就无法成为欧洲民众真心拥护的领导者。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后，为了统战Old-Money，资本迅速和手握真金白银的斗争对象同流合污，让他们在资本主义时代又蝇营狗苟成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也就是说，在资本所资助的民主革命仅仅取得初级性成果的时候，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根基不牢，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容易迷失方向而丧失其革命性和先进性，和Old-Money就共同蜕化成被大家唾弃了几百年的资本家阶级。
后来的苏维埃实践，以及新中国的实践，都出现过革命群体集体蜕化的情况。这说明，资本主义新旧两种民主主义革命，都存在着理论上的短板。
不同有偶，在欧洲的科学界，以牛顿为代表的不少科学家，到了晚年，抛弃了年轻时的狂热，共同回归于传统的宗教，至此，我们可以明确地怀疑，资本在文化层面一定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没有自我的信仰，又失去了宗教的温和，经过合流扩编的资本家队伍，对欧洲民众的压榨反倒是更残酷了。对于资本家在压迫和分配方面的不良表现，欧洲出了两个大胡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毕生精力，天天给资本主义写差评，这差评一写就是好几百万字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一辈子都在反对压迫和剥削，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毫不宽容，而且，就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内撰写差评，居然可以做到毫发无损，这实在是很奇葩的一件事。资产阶级居然不反感他们的存在，对他们的大逆不道所体现出来的包容，绝对称得上是极其厚道。
这种鼓动推翻现行体制的做法，在东方社会连苗头都不允许存在。例如，当年为了召开中共的一大，先驱们辗转多地，最后，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才勉强为随后的共同行动统一了纲领。
资本对于新兴资产阶级和Old-Money们蜕化而成的资本家阶级的所作所为，貌似只能默认之。资本也希望看到两个大胡子对于现行体制能做出更多的揭示，所以就有了随后很多资本多头下注的离奇举动。
看着俩大胡子对资本主义的差评，对比着现实，很多人都觉得，资本主义或许走到了尽头，借助社会主义这种新制度来改变Old-Money们所延续的封建式财富分配方式，也许可以成为现实。
在鸦片战争的三十年之后，法国人成立了巴黎公社，开始尝试没有资本剥削的财富分配新方式。巴黎公社失败后，又过了五十年，在俄罗斯出现了苏维埃。这个新型国家的目标就是要用新的财富分配方式来取代资本主义Old-Money们赤裸裸的剥削。
由于自己资助的资本主义成了被反感和被斗争的对象，资本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在基本层面上，不得不做出某些改良，来改善自己在大众心目中的坏形象。例如，改善工作环境、限制每天的工作时间、限制童工的使用、支付更多的报酬，等等。资本渴望随后的2.0版能消除1.0版中的诸多弊端。
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家占有一切，资本的追随者参与财富的分配，劳动者是两手攥空拳的。虽然出现了财富寄生的萌芽，但主流的财富分配模式和现代意义的财富寄生毫不沾边。
苏联作为新兴社会主义的代表，在财富分配方面的表现如何？貌似也不怎么样。新兴的社会主义尽可能地消除贫困和铲除剥削，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何不断增加每个社会成员的分配所得，如何消除新式特权所带来的不公平，在这方面，对比起资本主义，苏联做的不够好。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在美国阵营，所有的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就必须进行不断的优化，在优化的基础上，提升劳动效率换来的所得，就可以被资本家占有。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苏联的社会主义一直被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拖着跑。
对于这个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到完美的解决。新中国曾经实行了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然就有着绝对的动力，对社会主义的生产活动进行永不停止的优化。在资本阵营，资本家群体的基数是多少？在中国，当家作主后愿意奉献自我的民众的基数是多少？相差悬殊的基数，自然会带来结果的不同。
苏联既没有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领导阶层内又腐败盛行。当一种先进社会制度的领导阶层和管理精英，重新摆上等级时代贵族的做派，当革命的理想被放弃，只剩下一个空壳制度的时候，怎么还好意思不断申明自己比资本主义和封建时代更先进？
没有了社会主义引路的资本主义，会自动蜕化成更加保守和残酷的封建大帝国；同样，失去了资本主义竞争的社会主义，就只能堕落成更加平庸的封建小诸侯。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过去的先贤们并没有给出科学的论述和说明。在他们眼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超级短板。在这方面，资本的眼光要更高明，资本的多头下注，就说明资本多了点狡诈，少了些激进。
欧洲本土不盛产金银，也不是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基地。我们还听说过，在历史上，从欧洲源源不断地往外输送某些商品？
生产方面先天的不足，就得靠进口来补偿短缺，也就是需要从外部输入自己的所需。巧妇难断无米之炊，要把生活维持下去，要么搞到金银，要么发展生产，否则，谁也无法治理好彼时的欧洲。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古罗马文明等，可能是一种原始文明的自我拔高。根据现在传世的资料看，当时的罗马绝对比肩东方的汉王朝。可是，西方考古界一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出土文物来佐证曾经的文明，只是在地表留下了不知建于何种年代的各种浩大工程的遗迹。
从东方的考古经验来看，过往的文明，通常会留下能反应出当时生活方式的器物和反应文明特征的遗迹。在二十世纪之前，欧洲除了在工业革命阶段贡献过枪炮，通过到处杀人放火，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外，再没有留下任何能让人信服的实物和证据。
无论是欧洲口头传唱的史料，还是域外史料对欧洲的记载，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即使在宋明阶段，东方国家的瓷器在欧洲还是高档奢侈品呢。也就是说，传说中的古罗马文明，并没有在欧洲留下任何可以证明自我的遗产。
彼时的世界生产中心在东方，也就是东方国家的手工业生产。明清两个朝代的手工业生产，包括印度的纺织等产业，代表着当时世界先进的生产力。
在东方国家，一直由离散分布的手工业作坊来满足社会的供给需求。满足自给自足之后的生产盈余，一部分由朝廷对外赏赐，这就是朝贡体系的由来。
这种生产和供给模式的历史非常久远，至少从东方民族烧制陶器的时代就开始了。彼时，陶器和外部落的分享，是文化对外扩张的主要模式，由此慢慢地形成了东方民族的原始凝聚力。
另一部分生产盈余，由负责商品交易的商人，通过贸易的方式对外输出。为了交易的统一，游走于境内外的商人之间通常以黄金、白银或者其它的珍宝作为结算工具。
东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一般不太需要从外界输入太多的商品，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会经常带来外贸的出超。
长期以来，欧洲一直以黄金和白银等支付来自东方国家供应的高端商品。不过，由于路途过于遥远，欧洲国家一般不是和东方国家直接进行交易，阿拉伯商人或者北方游牧政权在其中扮演着过渡的角色。
东方国家的输出总是大于输入，而且是用泥土（陶瓷）、植物（茶叶）和丝绸来换取金银，贸易的不对称性，最终会让欧洲吃不消的。
这种吃不消的危机，在欧洲历史上重复出现。每次出现危机，欧洲的统治者便会以宗教的名义对西亚进行东征，也就是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东征，本质就是把失衡的黄金和白银掠夺回去，西亚地区的阿拉伯或突厥政权由于对过往商品雁过拔毛式的盘剥，自然就成了必须被打击的对象。
和阿拉伯及突厥的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欧洲的武装掠夺未必每次都能奏效。所以，资本后来资助海路探险来寻找新的财源。发现美洲后，美洲的金银让欧洲阔气起来。
这个阶段，社会供给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贸易不对称所带来的矛盾一直存在。很显然，不参与生产，就永远无法改变这种单向贸易所造成的失衡。
资本参与到生产环节，很快就遭遇了生产过剩的尴尬，这种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供给超过了局部的需求。
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公式是：“商品价值 = 不变资本 + 可变资本 + 剩余价值”。为了便于理解，可以简化为：“商品售价 = 利润 + 工资 + 其它成本”。
每个“其它成本”本身又是一个“商品售价 = 利润 + 工资 + 其它成本”。我们把“其它成本”用“利润 + 工资 + 其它成本”不断替换，然后合并同类项。如此，经过不断地迭代和合并同类项，最终的等式就变成：“商品售价 = 利润 + 工资”。
这个等式，就是一个社会所有“商品的总售价”等于资本获取的“总利润”加上资本支出的“总工资”。
因此，不少人认为，一个社会所有的生产都放在资本化的环境中进行，必然存在一个问题：资本家支付的工资，买不光资本家要出售的商品，必须让全部利润参与商品消费，产销最终才能达到平衡。
从宏观上这么理解，显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不会如此机械地理解这个等式。
因为大家都没有做过财经管理工作，自然不知道财经管理的秘密。这么多年以来，出于丑化资本主义的需要，对马克思等式的这种极端化理解，始终没有人出来有意识地纠偏。据此，不少人相信资本主义一定会倒台。
仅从资本主义大生产入手，并不能保证马克思等式的一直平衡；仅从社会主义大生产入手，也未必能保证等式一直平衡。和社会体制无关，只要是大生产，就一定存在生产过剩的风险。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多领域构成，而不仅仅只包含一个生产领域。把其它领域的需求增加进来，马克思等式就很容易平衡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欧洲曾经是如何实现等式的平衡。
在欧洲的贸易阶段，通过十字军东征和大航海掠夺了不少金银，让这些金银参与消费，马克思的等式就能平衡。显然，这个平衡是通过在消费端的添油，以作弊而非纯粹依靠生产加消费的自循环来实现的平衡。
具体一点，在欧洲参与到工业生产之前，资本已经供养着一堆从事科学探索的“门客”参与围攻欧洲的神权。这些“门客”是欧系资本前身内部的一个分支，就是早期的手工艺人，后来逐步演变成工艺或技术的革新者，他们也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大名鼎鼎的牛顿，就是这个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他身上就有着复杂的“门客”血统。除了科学家的名头，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英国皇家铸币局局长。
以资本掠夺回来的金银，向“门客”们支付其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这种报酬最终就会形成社会购买力，那么，马克思的等式就可以保持平衡。甚至会出现这样一种窘况：群体内部的购买力大于群体内部的供给能力。
在这里，我们引进几个名词，非生产性劳动，这是和工人及农民的生产性劳动相对应的一种劳动形式。非生产性劳动也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对应着非生产性经济。本丛书的生产性劳动这个概念所代表的范围相对狭窄，仅包括农业生产和部分工业生产，即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供养“门客”是不是一桩赔本的生意？资本怎么会做亏本的买卖，从教会手里夺权，这本身就是争夺社会财富的控制权。教会每退一步，资本就进一步，也就意味着资本的财富大盘不断扩大。拿出一部分战果让“门客”们吃饱了，好继续进攻，继续夺权，继续获取利益，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只要资本为非生产性劳动支付的工资参与消费，那么，商品流通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过剩。也就是说，上至一个国家，下到一个小资本家，都不会蠢到把“利润”攥在手里不撒手。把利润作为劳动报酬支付出去。让支出和所得进行必要的错位，这就是理财的秘密。
当资本参与生产后，情况就随之发生变化，问题就不是简单的购买力和商品供给不平衡的问题了，而是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早期的生产过剩？
在资本主义初期，适合工业生产的商品，大部分为非易耗品。由于存在一个使用期限，所以，就没有必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很多，否则会造成产品的挤压而导致生产无法形成连贯。例如，东方国家是众所周知的人口大国，仅靠手工业作坊就可以维持社会的供需和运转，还有盈余来满足对外的贸易交流。
东方的手工业生产，不像欧洲那样需要投资厂房、设备（、电力供应）等，东方的生产资料是简单的，甚至原材料都是自产的，只要温饱给予保障，相关的人力资源几乎就等同于免费，这种情况下的东方产品，其成本不会很高的。
对于人口基数有限的欧洲，只要开工生产，就可能带来生产的过剩。同时，为了对抗东方手工业生产的成本优势，资本主义还必须扩大生产规模，用更多的产量来均摊生产的费用。
可是扩大产能后所带来的增量，局部市场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耗掉。也就是说，资本为了获得产品的竞争优势，就必须把未来的需求挪到今天来生产，以此来摊薄产品的成本。这就导致了生产之后的销售，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
为了降低成本而加大产量，所造成的供需矛盾，这才是早期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真正根源。
即便把利润全部投入到消费中，也不能把生产维持下去。因为，为了均摊成本所增加的生产量，超过了局部的总需求。
如此，就必须到域外进行销售。要到域外进行销售，就必然考虑所增加运输和销售成本，综合起来，这些产品或许又失去了通过生产过剩好容易换来的竞争力。
经过反复演练，还是难以找到把生产进行下去的可行方式。就是因为这个矛盾，资本就拼命资助创新活动，试图以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生产成本。不过，创新通常很难一蹴而就。
受困于一筹莫展的现状，资本参与生产的努力一度严重受挫。这种欲哭无泪的感觉，相信是很多实体投资者经历过的。资本权衡利弊之后，开始了最早的供给侧改革，把生产的重点转移到军工生产上来。
军工产品才是绝对的易耗品，而且，有了武力加持，到处烧杀掠夺，既可以打击殖民地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还可以掠夺原材料，以及倾销商品，这可真是一举好几得。
不过，获取了如此多的优势条件，新兴的资本主义在生产上还是难以击败东方国家的手工业生产体系。最后，只能靠武力，把印度变成了殖民地；组织各种杂碎，长期对大清王朝进行群殴，才把东方的手工业生产彻底压制住，资本主义生产终于如愿以偿地崛起了。
崛起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是资本积累财富的新起点，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发财富分配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