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六：死里逃生靠什么（七、八）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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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终于有了一个落脚地，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得知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之后，党中央及时果断予以叫停，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一批被关押的同志被放了出来。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后来称，当时已意识到肃反错误，停止了在后方捕人，朱理治还安排郭洪涛到前方制止肃反。但被无端打击迫害的同志可不是这么想的。如果没有中央及时干预，如何收场还很难讲。

张秀山（后来受高岗牵连倒台的“五虎上将”之首，文革后复出）的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2007年出版）写到：“毛泽东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但对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赶到，采取正确果断措施，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还能存在吗？当然，如果连我党这块唯一仅存的根据地也被葬送掉的话，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将会是什么状况？‘左’倾路线在陕北制造的错误肃反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起严重事件。后人应该牢记这一历史的教训。”

陕北肃反的整体脉络是清晰的，尽管一些细节还存在争议。中共中央哪天到达瓦窑堡、刘志丹等人哪天被放出来，都有待进一步考证。有的当事人为了撇清责任，在一些细节问题上纠缠不清。现在当事人都不在了，一些问题的真相永远也搞不清楚了。比如，朱理治、郭洪涛抓刘志丹等人，主观故意的成分有多大？按照官方最终结论，他们不是有意陷害，但按照一些当事人的说法，在通过逼供得到一些人的“口供”之前，刘、高、张等人已被列为对象。此外，送前方抓捕刘志丹的信戴季英写后朱理治看没看过，朱理治什么时候让郭洪涛到前方制止肃反，郭洪涛到前方到底是制止肃反还是火上浇油，不同当事人有不同说法。

郭洪涛后来称，他当时提出“刘志丹怎么会是反革命？打死我也不信！”可他之前给中央驻北方分局代表孔原写信、在朱理治到陕北之后向其反映不实情况，可没说刘志丹的好话。对陕北肃反的责任问题，郭洪涛的反省似乎是不彻底的，一直在为自己辩解。

2007年出版的《朱理治传》中明确提到：“进行了八天的陕北肃反，由于发动者自己发现错误而下令停止了。停止的标志是：前后方皆停止捕人、停止审讯、停止杀人；后方始终没杀过一个人，而且准备放人。肃反停止了，但是还未被纠正。”未被纠正的主要原因是，戴季英“反对停止肃反，他坚持认定刘志丹、高岗等人是反革命，不肯放人。”

这是不是事实？戴季英是陕北肃反的前台操盘手之一，责任跑不了，很早就是落水狗了。中央到陕北后，他很快就因陕北肃反的事情被追责。建国后他又因向组织要官（当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被开除党籍，并被毛主席称为党内不可救药的人，与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陈光并列。

正因为存在争议，引发党内不团结，党中央先后四次出面解决西北历史问题。张秀山的回忆录、张策1992年5月完成的《中央为什么四次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都作了介绍。简单说一下过程吧。

1935年11月26日、30日，党中央分别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定》，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总结，认为陕北肃反是“正确、必要”的，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实际上是只处分了前台的操作人员，没追究后台boss的责任。朱理治、郭洪涛依然大权在握。郭洪涛后来还当过山东分局书记。

延安整风期间，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人提出重新讨论陕北肃反问题。1942年12月12日，党中央在西北高干会上正式发布《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并认定他们是“有意陷害同志”。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1945年6月26日至8月2日召开的西北党史座谈会（有人称陕甘宁边区历史座谈会）重申和维护了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结论。

高岗倒台之后，朱理治、郭洪涛等对陕北肃反问题结论提出申诉。1956年和1958年，郭洪涛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诉，提出“陕北特委和我本人在内战时期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请求重新审查他在陕北时的问题。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分别通过《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认定逮捕刘志丹、高岗，朱理治并非出于有意陷害；郭洪涛不是陕北肃反的主持人，也没有诬害刘志丹、高岗的意图。

1978年，中央组织部应郭洪涛请求，将1959年《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该通知还传到了某些基层单位。在后来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把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说明抹掉了（偷懒没核对过，一说是作了文字修改，并把朱理治、郭洪涛名字去掉了）。这就引发了一些思想混乱，在西北老同志中引起强烈反应。

郭洪涛还于1981年、1982年分别在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五辑和《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上发表《陕北烽火》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二文，为自己辩解。他专门强调：“中央已于1960年对他的问题重新作了审查结论，1978年12月中央组织部就此问题发了通知，肯定他在陕北执行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

1979年和1980年，张秀山和刘景范等复出后，得知以上情况，认为郭洪涛的做法是错误的，分别给中央组织部和党中央写报告，要求认真处理这一问题。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等四位老人针锋相对发表《关于陕北“肃反”与路线斗争的真相》，对郭洪涛文章进行批驳。

1983年2月，张秀山和刘景范、张策、张邦英（习仲勋没直接参与）联名给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党中央召开有关同志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解决这个问题。

1983年4月，党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和原在陕甘边、陕北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参加座谈会，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党中央强调，解决争论问题的方针，是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分析，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这场对历史问题的争论。

五人小组组织相关人员经过分别协商和多日座谈，对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错误肃反的问题、郭洪涛与王明“左倾”路线的关系问题等西北党史上的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形成了报中央书记处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报告认为：“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立下重大历史功绩，应当载入史册。根据地创始人和领导人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是西北革命的领袖人物。1935年的西北“肃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产物。对此，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报告中未纠结郭洪涛等人的个人动机问题。

按张秀山的回忆录中记述，参加座谈会的其余7个老同志一开始就签字同意报告内容（张秀山提了修改意见，但未被采纳），郭洪涛起初不签字，不承认当年向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过诬陷红26军的报告（下边再具体分析此事）。五人小组后来派人跟他谈话，再不承认错误就要公开档案，后果很严重。郭洪涛不得不签了字，但又扯出谢子长给孔原写信的事（刘谢的亲密战友关系似乎也不那么纯粹吧），为什么不说他的责任呢？

1983年7月13日，中共中央以中委〔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五人小组的报告和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重申和坚持了1942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对处理西北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澄清了西北党史的是非。

签字归签字，郭洪涛2004年临终前出版的回忆录，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很清，显得很无辜，自我批评是有的，但看不出太多反省和内疚。参加座谈会的其他老人中，除了张策活到2010年之外，其他当事人都不在了，打不起嘴仗了。

郭洪涛的回忆录出版之后，很快买了一本，当时觉得这个老同志很冤呐，长期蒙冤，一个劲申诉。后来看了别的一些材料，只能说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吧。再看看当年受高岗牵连与张秀山一起被错误处理的张明远的回忆录，晚年也是一直申诉，那又是另一种感受。

2003年4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王世泰回忆录》，其中引用了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的一段话：“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而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

随后，郭洪涛又给出版社写信，把中央监委1959年的审查意见拿出来了：“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郭洪涛同志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政治上的责任’。‘但是，就整个肃反过程来看，郭洪涛不是肃反的主持人，没有诬陷刘、高的意图，逮捕张秀山同志他事先不知道，也不同意把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当作反革命处理。’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已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

当年10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公开作了说明，并对郭洪涛致歉。

陕北肃反扩大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一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果。大环境如此，其他苏区都出现肃反扩大化，陕北也很难躲过去。不过幸运的是，由于当地信息闭塞、联系不畅，王明“左”倾路线下的错误肃反政策，在陕北推行得比较晚。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到“陕北党，要进行空前的肃反斗争”。

二是“中央代表团”负责人（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的错误，他们到达陕北之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发号施令，盲目蛮干。

朱理治赴陕北之前，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告诉他，据郭洪涛报告，陕甘边和红26军“右倾”严重，他到陕北后要首先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以此暴露、孤立右派，然后再镇压他们；郭洪涛是可以信赖的。朱理治带着对刘志丹、高岗等人的成见到了陕北，虽然同吃同住几个月，却没有与刘志丹、高岗，苏维埃负责人马明方、霍维德，西北工委负责人惠子俊，红26、27军的干部等谈过。他只与郭洪涛一个人谈，而且当着别人就不谈了，搞得神神秘秘，做的记录有的是用英文写的，有的是草写，怕被别人看见。

对陕北领导人（除了郭洪涛）不信任、不了解当地实情的朱理治到陕北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遭到刘志丹、高岗等人的反对和抵制，这更加深了他对刘志丹等人的成见。

聂洪钧从上海去陕北之前，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贺昌炽与他谈话，谈的内容也是孔原的意见。他告诉聂洪钧，有许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北、陕甘苏区，来挑拨陕北和陕甘苏区的对立，挑拨红二十七军和二十六军的对立；志丹同志是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坚持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很右”；洪涛同志是最好的干部，在解决陕北右派问题上，洪涛同志是很可以依靠的。聂洪钧到了天津，听到的也是这套。到了陕北之后，聂洪钧住在永坪，几乎每天都听到郭洪涛关于右派活动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说法，再加上他过去在闽浙赣苏区有肃反“经验”，于是对这些说法就信以为真了。

同样，红25军到达陕北之后，程子华也是听了郭洪涛的一面之词，再加上之前对刘、高等人的成见（下边会提到），就站到朱理治、郭洪涛那边了。

三是红25军的到来（张秀山称之为“张国焘路线的残余，军阀主义吞并政策的残余”）为错误肃反提供了可以依靠的力量。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9月17日，在永坪镇红军干部学校的教室里，召开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红25军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联席会议。开会之前，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了“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为书记（党中央到陕北后，否定了“中央代表团”的合法性），联席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天亮，主题是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肃反，讲的内容主要是红26军工作中的所谓问题，公开指出中共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傀儡。

为了贯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对中共西北工委和军事机关进行了彻底改组。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为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聂洪钧接替刘志丹担任西北军委主席。红25、26、27军整编为红15军团（75、78、81师）后，徐海东、程子华分别任军团长、政委，刘志丹、高岗只担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贺晋年说高岗起初当了几天政委），失去了实权。程子华后来说，他当时提议由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或红15军团军团长，均未通过。

此前，红26、27军指挥权在刘志丹手里，且刘志丹带着部队接连打胜仗，一向威望很高。郭洪涛有了肃反的念头，但没有枪杆子撑腰，肃反搞不起来。红25军与朱理治、聂洪钧站在一起，当地干部（除了郭洪涛等少数人）就被动了。

红25军打起仗来不含糊，作风也是十分彪悍，各级领导带头（包括某大将），打人很凶，看不起土气、不正规的红26、27军（没有统一军装，有的战士还不习惯穿鞋，有鞋也喜欢光脚走路）。原来的红25军225团政委张明先被派到红78师接替张达志当政委，军团又要调贺晋年到红75师当副师长（明显是调虎离山）。朱理治还下令，以红78、81师不会使用轻机枪为理由，下令将他们的轻机枪调拨给红75师（名义上是让他们帮着擦擦枪，训练训练），还调走原红27军一部分部队给红75师。在陕北也是重要人物的前西北工委委员、宣传部长张秀山被调到西北军委担任供给部部长，供给部政委是红25军的一个连级干部，此人的任务就是监视张秀山。

红25军带来了张国焘的错误肃反经验，他们之前搞起肃反也是不含糊的，连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都差点被干掉。红25军到达陕北时，也就3000多人，其中还包括约300名被限制自由的“有问题”的干部战士。戴季英肃反“经验”丰富，加之十分专横，不得人心，程子华、徐海东、郭述申都明确反对他担任西北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朱理治先安排他当了实际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局长是挂名的），后来又让他当了局长。

在此之前，九间房战斗后，红25军错杀了俘虏的杨虎城17路军警备3旅旅长张汉民等一批党员（如果有机会消灭红25军，张汉民会不会下手？似乎有人持不同观点），张汉民解释他们与刘志丹、高岗有联系，红25军领导人不信，反而怀疑红26军混入了大批反动分子，怀疑刘、高等人有问题。

李赤然回忆录中提到，劳山战役中，红81师241团（李赤然当时任团政委）打阻击，按计划是阻击1小时，结果扛了5小时，他认为是有人别有用心，故意借东北军之手削弱红81师实力；王家坪会议后，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率红81师南下，硬攻东北军防守严密的一个土围子，导致部队伤亡惨重，他认为这也是借刀杀人。一家之言吧。

四是郭洪涛的推波助澜。张秀山等人认为，这是最重要、起决定性的作用。1934年10月26日，时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的郭洪涛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并上海临时中央局写了《红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其中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不服从指挥打大城市、喜欢钻山沟）、逃跑主义等，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如果没有郭洪涛以及谢子长此前（下边会提到）提供错误材料误导，朱理治、聂洪钧很可能就不会被派到陕北。

朱理治、聂洪钧、红25军到达陕北之后，都是通过郭洪涛了解当地情况的。郭洪涛一个劲地说人坏话。郭洪涛之前给写信反映的、当面向朱理治等人说的，大体涉及：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本人一贯右倾，两次给人家缴枪，两次把自己的部队编给国民党、自己当旅长；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调皮捣蛋，开过小差，好嫖，乱搞女人；马明方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私人”，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杨森、杨琪是土匪头子；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党员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二十六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

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和1945年的西北党史座谈会（一说会议名称为陕甘宁边区历史座谈会）上，郭洪涛遭到炮轰。很多人批评他好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有领袖欲。刘志丹牺牲前，对郭洪涛的评语是“自以为是、狂妄自大，领袖欲强，净要别人听他瞎指挥”。张秀山、高岗、马文瑞等人对此高度认同。高岗说过：“郭洪涛这个人喜欢搬弄是非、无中生有，而且个人主义严重，刚愎自用，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郭洪涛自己也承认：“我就是对和我在一起的同志，好嫉妒人家，忌恨人家，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郭洪涛搬弄是非，除了个人问题之外，还涉及以谢子长、郭洪涛、阎红彦等为代表的陕北和以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为代表的陕甘边两个“小山头”的一些矛盾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