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的人物和组织（3）：审判基辛格（一） -- CHS1

【导读】

基辛格策划谋杀了支持民主的智利军队总司令勒内·施奈德将军之后，接着通过中央情报局，进行针对智利的合法民选政府的秘密行动，这最终导致了对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和谋杀。基辛格也对政变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暴行了如指掌，这包括皮诺切特统治的前19天的情况——在此期间的处决总数为320人。此后在拉美国家蔓延的“秃鹰行动”则在各个层面都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共谋。“秃鹰”是一个跨境进行暗杀、绑架、折磨和恐吓的组织，由皮诺切特的智利、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的巴拉圭、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的阿根廷三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元首麾下的秘密警察部队协调行动。美国情报部门还向“秃鹰”中人承诺负责监视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的拉丁美洲难民。敢死队原则的国际化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和两届美国政府的政治领导人的理解和认可。两届政府中负责此事的高级官员都是亨利·基辛格。所以说基辛格杀死了拉丁美洲的民主制度，并不为过。

【译文】

2000年12月20日，正当本文第一部分即将发表时，我们联系了亨利·基辛格的办公室，约定了我们感兴趣的领域，并要求采访。我们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直接回复，因此再次去信，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他通常发表声明所收取的苏丹一般的高昂费用。这只让我们收到了他一位雇员华而不实的回信，我们只好假定有些问题是基辛格不愿讨论的，哪怕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钱。

无论犯罪者本人是否愿意对此做出评论，第一部分中所讨论的罪行——中南半岛平民遭受的浩劫和对智利民主的非法颠覆——事实上确实发生了，这些罪行奠定了他剩余任职期间的基调。在智利和整个南半球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暴行很快就使他对勒内·施奈德将军犯下的谋杀罪行黯然失色。在之后的几年里，不受约束的权力之手又同样出现在塞浦路斯和希腊、孟加拉和东帝汶。这些罪行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地缘政治力量的结果，没有人应该为之负责。亨利·基辛格应该为这些罪行负责，它们活生生地坚持要求他对此负责。

1970年11月9日，亨利·基辛格起草了第93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备忘录，回顾了萨尔瓦多·阿连德就任总统后对智利的政策，（根据尼克松“让经济尖叫”的指示）提出了各种常规的经济骚扰措施，并切断了对智利的援助和投资。更重要的是，基辛格主张与邻国的军事领导人保持“密切关系”，以促进协调对智利施加压力，并在其国内酝酿反对派。概括地说，这预示了此后披露的“秃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秃鹰行动”是一项让南半球的军事独裁政权之间秘密勾结的行动，并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知情和宽容。

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政府在一场血腥政变中被推翻，而基辛格正在通过他自己的参议院确认程序就任国务卿。他错误地向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美国政府没有参与这次政变。但扎实的消息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要看到这些信息，人们可以选择美国海军随员帕特里克·瑞安（Patrick J. Ryan）编写的美国军事集团海军部门在智利的第2号情况报告。瑞安先生描述了他与参与推翻智利政府的官员间的密切关系，欢呼1973年9月11日是“我们的诺曼底登陆日”，并满意地注意到“智利的政变接近完美”。人们还可以细读“FUBELT计划”的解密文件——在这个代号下，中情局与基辛格和四十委员会频繁联系，进行针对智利的合法民选政府的秘密行动。

令人震惊的是，基辛格对政变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暴行了如指掌，这更明确地说明了他本人犯下的反人类罪。11月1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杰克·库比奇（Jack B. Kubisch）发布了一份关于智利军政府处决政策的详细报告，在其中为新任国务卿特别注明“是你在东京通过电报要求的”。这份备忘录继续以各种方式让基辛格了解了皮诺切特统治的前19天的情况。我们得知，在此期间的处决总数为320人。（与公开宣布的100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该数据基于“一份为军政府准备的内部秘密报告”，美国官员对此显然知情。）至于光明面，

库比奇随后提出了一个尴尬的问题：两名美国公民——弗兰克·特鲁吉（Frank Teruggi）和查尔斯·霍曼（Charles Horman）被智利军政府谋杀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他们的家人仍在寻找他们遭遇的细节。搜寻时间如此之长，原因可以从1974年2月11日的一封电报中推断出来，该电报记录了在与智利军政府外交部长的一次会晤中，库比奇提出了失踪美国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合作变得更加困难，需要在我们的关系中谨慎保留相对不重要的问题”。

跑题之后说回到“秃鹰行动”：“秃鹰”是一个跨境进行暗杀、绑架、折磨和恐吓的组织，由皮诺切特的智利、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的巴拉圭、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的阿根廷三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元首麾下的秘密警察部队协调行动。现在已知应有这一国际行刑队负责的事件包括：持不同政见的智利将军卡洛斯·普拉茨（Carlos Prats）（及其妻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杀、玻利维亚将军胡安·何塞·托雷斯（Juan Jose Torres）在阿根廷被杀、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参议员贝尔纳多·莱顿（Bernardo Leighton）在意大利遭残害，等等，而这只是最主要的几个受害者。1976年9月，一个“秃鹰”小组还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引爆了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智利前外交部长奥兰多·莱特列尔（Orlando Letelier）和他的助手罗尼·墨菲特（Ronni Moffitt）。在这个网络的各个层面都发现了美国政府的共谋。比如，已经证实联邦调查局协助皮诺切特抓获了豪尔赫·伊萨克·富恩特斯·德阿拉松（Jorge Isaac Fuentes de Alarchon），他在巴拉圭被拘留并遭受酷刑，然后被交给智利秘密警察，就此“失踪”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情报部门还向“秃鹰”中人承诺负责监视在美国的持不同政见的拉丁美洲难民。

斯特罗斯纳已被推翻；魏地拉被关进了监狱；皮诺切特和他的追随者正在或已经在智利被绳之以法。那么基辛格呢？上述所有罪行及其他更多罪行都是在他担任国务卿“监督”期间犯下的。所有这些罪行，根据当地法律或国际法或两者，都应在过去和现在受到惩罚。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辩护者，都很难辩称他对真实情况毫不关心或并不知情。1999年，一份被解密的秘密备忘录极其详细地披露了1976年6月8日基辛格与皮诺切特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一次私人谈话的内容。会晤是在基辛格预定在美洲国家组织发表讲话的前一天举行的，主题是人权。基辛格煞费苦心地向皮诺切特解释说，他将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几个徒具形式的言论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我的朋友彼得·科恩布鲁（Peter Kornbluh）做了一项工作：将“备忘录”（《会谈备忘录》）与基辛格本人在回忆录第三卷《复兴岁月》中对会谈进行的叙述做了比较：

皮诺切特以一种令人不快的方式两次提到了流亡的智利反对派领导人奥兰多·莱特列尔，指责他误导了美国国会。而基辛格的回应是为国会道歉，并暗示这位独裁者在即将到来的选举后就会有更好的日子。（这是他1968年对越南战争的巴黎策略的小小重演。）三个月后，华盛顿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莱特利尔在袭击中丧生。这是外国特工在美国首都犯下的唯一一起此类暴行（而基辛格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一事件）。负责安排此次犯罪的智利秘密警察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Manuel Contreras）将军在一份宣誓书中表示，如果没有皮诺切特本人下达的具体命令，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他现在还关在监狱里，无疑很想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信任上级。

“我希望看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得到改善。”基辛格告诉皮诺切特（但并没有这样告诉他回忆录的读者），“我们想帮助你们，而不是破坏你们。”基辛格帮助这位谋杀犯和暴君建立了统治，如今，他建议他不要理会自己为了讨好国会即将发表的言论，这是对两国民主的侮辱。他还为进一步的跨国和国内恐怖主义开了最畅通无阻的绿灯——而他对两者都了如指掌。（他在回忆录中确实提到了他所说的皮诺切特的“反恐情报机构”。）他与皮诺切特进一步勾结起来反对美国国会——后者正在考虑通过肯尼迪修正案停止向侵犯人权者出售武器，基辛格谄媚地表示：

这段话值得记住，它是一把解读基辛格拙劣的回忆录中事实与谎言之间常见关系的钥匙。（也是对他在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和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Weidenfeld & Nicolson）两家出版社的编辑的重大责备。）它还应该作为一项对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的紧急敦促，敦促他们重新开展对这一时期的各种罪行进行的尚未完成或遭到阻挠的调查，并阻挠对这一时期各种罪行的调查。最后，鉴于智利已经恢复民主，智利法院也决心追求真相和正义，它驳斥了基辛格对有尊严、有人性的人民“不负责任”的、居高临下的侮辱，这些人民遭受的苦难远远超过他的口头侮辱。

华盛顿的一条经验法则认为，官方的任何最新披露都会包含比最愤世嫉俗的人所怀疑的东西还要糟糕的情况。而在2000年9月，中央情报局根据该财年情报授权法案的辛奇修正案的要求，公布了一项关于智利的内部调查的结果，令最强硬的批评家和调查人员都惊讶不已：

这再一次重复了那个由来已久的所谓的“区分绑架与谋杀”的谣言，并再次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一旦中情局绑架了施奈德将军，将如何处置他呢？ （还要注意，报告刻意地被动表示“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情报显示阴谋者或中情局的计划是要杀死将军”。要怎么做才能满足这个诡异的标准呢？）但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所谓不守规矩的组织实际上严肃对待了他们得到的指示：

“人道主义原因”，我们不得不佩服这种解释的创造性。按照1970年的价格计算，35,000美元在智利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不太可能由地方站长自己就能决定支付。我们想知道，四十委员会及其警惕的主席亨利·基辛格是如何做出了这个决定：脱离一个被认为是我行我素的犯罪团伙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这个团伙犯下冷血谋杀罪之后，向其支付一小笔现金。

同样的问题也以一种更为尖锐的形式出现在在中央情报局在同一份报告中披露的另一个信息里。这一信息的标题是“与孔特雷拉斯的关系”。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是皮诺切特的秘密军事警察头目，任职期间导致了无数智利人遭到死亡、酷刑和“失踪”，并造成了在远至华盛顿特区使用轰炸和暗杀手段。中央情报局在文件中承认，他们

这种明确区分“外部目标”和更为混乱的内部专制原则的直截表述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外部威胁？除阿根廷之外，智利没有任何敌对国家——阿根廷和智利之间对比格尔海峡（Beagle Channel）的某些海上航线权利有争议。（结果是智利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帮助了撒切尔夫人。）而我们知道，在阿根廷，中央情报局同样致力于帮助军事政权生存下去。不，智利没有外部敌人，但皮诺切特独裁政权有很多很多外部仇敌——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诸多智利人。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的任务就是追捕他们。正如报告所写的：

在几段来来回回地讨论（警方战术中的“外部”和“内部”之间）并无区别的区别之后，中情局的报告坦白指出

这无需太多解析。在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认为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是“阻碍实行合理人权政策的主要障碍”之后，他不仅得到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还在华盛顿得到了高级别的接待。中情局的备忘录谨慎指出，存疑的时候，“美国政府的政策部门”和“某机构间委员会”就让存疑者闭了嘴。它还企图暗示（而并没有意识到此间的幽默感），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外国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一不留神就误得到了一大笔贿赂。我们想知道有没有人因为这个错误受到批评，以及它是如何通过四十委员会的审查的。

这份报告也是自相矛盾的，一面说孔特雷拉斯的海外活动不透明，一面又说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敢死队原则的国际化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和两届美国政府的政治领导人的理解和认可。两届政府中负责此事的高级官员都是亨利·基辛格。不管“机构间委员会”实际指的是什么，不管它是四十委员会还是智利问题机构间委员会，我们都回到了同一个来源。

在离开国务院时，基辛格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交易：他把自己的文件送给了国会图书馆（虽然先是仓促地用卡车把它们运到了纽约州波坎蒂科山（Pocantico Hills）的洛克菲勒庄园保管），唯一的条件是这些文件在他过世五年后才能解封。但基辛格的朋友曼努埃尔·孔特雷拉斯犯了个错误，他在1976年杀死奥兰多·莱特列尔的华盛顿汽车炸弹事件中同时杀害了一名美国公民罗尼·卡尔彭·墨菲特。到2000年底，联邦调查局终于申请并获得了检查国会图书馆文件的传票，而基辛格只能通过他的律师处理这一传票。这是个开始，但与智利、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真相与正义委员会”的努力相比依旧是可悲的，后者已经摆脱了多年来与基辛格狼狈为奸的独裁统治，并寻求对这段历史的全面记述。我们期待美国国会也启动一个类似的程序，并最终检查所有被藏匿的文件，它们掩盖了以我们的名义犯下的未被惩罚的罪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