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解读王怡《绕开正义的柠檬》 2005年 -- 淡淡忧伤

王怡《绕开正义的柠檬》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1235066&Key=817555749&idArticle=120939&strItem=no01，发在关天，有人专门发帖说看不懂。试着解读一下：

王怡在《绕开正义的柠檬》的附记里写道：

“在一个知识精英纷纷倡导德性、谵言正义的时代，坚持权利优先于善，坚持自由高于民*主，坚持超验法则之下的经验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人类有限的生存经验中沉淀的普世的制度常识，基本上是我一切学术思考与时政议论的发生点。”

一、第一重意思：“自由高于民*主”。

二、第二重意思：“权利优先于善”。这是区别于“掉书袋式自由主义者”的所在。

权利先于正义，程序正义先于实质正义。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准则。而在中国，大群的“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中，绝大多数人不明白或者不去明白这些观点，对他们来说，自由主义无啻于“自由”的主义，一切出发点都源自“自由”这个终极目的。很明显这里的“自由”是freedom，与liberty无关。

究其原因：

1、翻译中词义的异化。汉语自由这个词，是一个看起来无限褒义的大词，完全背离了liberty注重个体权利的本意。

2、中国文化 伦理优先的传统，造就了对道德顶礼膜拜的民族性。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将一切都包含在一个“相对宽容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道德体系”中，稳定而僵化。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更容易向“正义”屈膝，今天的“自由”和昨日的“革命”、“仁义”并没什么两样。

这种道德崇拜程度的严重使其更象是宗教，在“自由”这个大词下，一切都微不足道。既然日本是民主的、中国是专制的，那么日本入常就理所应当，日本对二战的认罪态度就不值一提，刘晓泼批评日本的认罪态度和王丹对日本入常的反对就应被大骂。至于同是民主国家的意大利为什么反对德国入常，伪自由主义者就更不愿去提、不愿去想了。而美国，既然是自由的典范，则美国跳出联合国框架攻打伊拉克乃至“直捣北京”就是正义之师，甚至美军虐待战俘也成为为打倒暴政的必要牺牲了。

道德化的自由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这种将自由主义道德化从而将自由主义理想化、绝对真理化、甚至宗教化以至简单化、粗鄙化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我称之为“掉书袋式自由主义者”。鉴于其往往惯性思维、乏于思考又和愤青类似，又称其为“伪自由主义愤青”。

可惜的是，中国自认的“自由主义者”中，绝大部分都属“伪自由主义愤青”。

三、第三重意思：为什么自由主义以“权利先于正义，程序正义先于实质正义”为准则？

　　不停地问为什么是自由主义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既然“权利先于正义，程序正义先于实质正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准则”，那么自然而然地就引出疑问：为什么应这样，这样做为什么是对的？或者说：自由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王怡的回答很老实：“超验法则之下的经验主义”（此中的超验法则具体指什么我不知道，暂且抛开）。这个回答看起来不能令人满意，不能满足人们溯本求源的好奇。它远没有“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来的冠冕堂皇，也不具“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所拥有的道德外衣（利器），但这恰恰反映了自由主义者在“人理性有限”这一前提下的谦卑和严谨。

四、那个柠檬其实绕不开

如何绕开那个无法估价的正义的柠檬，王怡说是要回到私法。但事实上，一则回不到私法；二则即便是回到私有财产权确立、主体平等、自由契约的私法，这个柠檬也绕不过去。

　　举个例子：今日各国通例，对国民的收入征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财富进行再调节，这是公法范畴了。调节个人财富的正当性本身，与税法内容无关。如何回到私法？回到私法，自由契约，个人权利拒绝交税，乃至政府消亡？很明显不具可行性。

　　即便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回到私法，也绕不开那个柠檬。

　　比如罗马法，奴隶不是私法的权利主体，是“会说话的工具”，而现在我们已经抛弃了这个观念。私法的主体的变化，就有一个“柠檬”在里面。

　　再如堕胎，胎儿是否应该属于私法的权利主体（或部分权利主体）？这又是一个柠檬。

　　主体之外，自由契约的内容也成问题。私法只对较明晰的财产权间的规范较无争议。看这个例子：2001年3月，德国人阿明．迈韦斯杀死并吃掉了一个自愿被吃的柏林电脑工程师。由于法律并没禁止吃人肉的条文，迈韦斯最终以性虐待和非法协助他人进行安乐死被判入狱八年半。这里迈韦斯和自愿被吃者明显是一个自由契约。问题来了，这个自由契约有效吗？这又牵扯到正当性的判断。协助他人安乐死正当还是非正当？自愿为奴的契约呢？都逃不脱那个正当性的判断。

　　总而言之，“权利先于正义”，但个体权利的范围应多大，什么样的个体权利才是正当的——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柠檬。

五、那个柠檬无法估价

　　100个观众就有100个哈姆雷特。那个正义的柠檬无法估价，王怡已经阐述地很清楚。想补充一点的是，那个柠檬不但无法估价，而且是不断变化的。上世纪初两个澳大利亚女子穿露小腿肚子的连衣裙到美国，几个警察慌忙按住，被判“有伤风化”入牢，有照片为证。100年后呢？伽杜塞克（D．C．Gajdusek）50年代起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库鲁病，发现病毒由福勒族吃食人脑传播，近似于疯牛症，获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科林奇(John Collinge)从福勒族女人中找到可抵御该病毒病原体朊蛋白的突变基因后，进行了全球DNA调查，确认世界各地区的人群都不同程度的拥有突变型朊蛋白基因。此突变极可能发生在50万年前。那时的人类，吃人并非是不正义。

　　当今的前沿物理学家判断：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发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更多。正义藏在迷雾之中，没有人能清晰把握。用一把模糊的尺子去丈量万物，得到的将是更模糊。而错误地认为这把尺子能清晰地指导一切尤其是细化到个体的具体行动，往往会谬之千里。

　　所以我们选择退却。

　　绕不开这个柠檬，我们选择退却。我们不能清晰地把握“正义”，但我们知道：自思想启蒙以来，人类的进步是伴随着个体自由度的逐渐增大的；我们还知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义这个名词之下，处处是冤魂。我们从“正义”退却到个体权利，对个体权利的范围和内容，我们也明白它是不确定和变化着的，所以我们自由思考、谨慎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宽容，所以我们容忍和鼓励异端。

　　六、自由主义的根。

　　和“掉书袋式自由主义者”讨论，几无例外，他们最终都会抛出“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这个所谓“自由主义的根”。并且不只一个网友答复我：人权必是天赋的、先验的、绝对正确的，类似数学里的公理。

　　自由主义原来是“先验”的了——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没有思维嘎然而止的地方，人权也不例外。若人权先验，还不如我们一起去信上帝。尼采说：先验的真理，专找信仰成瘾的人。

　　“天赋人权”是个虚假的根基，它只能是象征意义的，以示人权的重要。猴群中最强壮的当猴王，好东西先吃，独霸交配权（不知这又是不是“天赋”），这是赤裸裸的专制了。是因为 为应付天敌，必须流传强势基因，确保种族繁衍——这是猴子“社会”专制的理由。自由主义缺少一个类似的、物质的、社会形态的基础。

　　七、换一种思考方式

（一）、函盖“自由”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函盖“自由”的更本源一些的价值判断标准，比如：为人类生存和发展。

　　（二）、我们再来看一下人类社会形态的特点。

　　1、人类是最社会化的物种。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再也没有比人类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物种了。蚂蚁——社会化程度极高的昆虫，血缘关系差异较大的两群同种类蚂蚁相遇，几乎无例外都要发生战争。而人类却很乐意接纳血缘疏远国家的难民，甚至一些移民国家中，居民的组成血缘关系更是毫不相干。人类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也远远超过任何物种，60亿人口中任何地方的大事件几乎都可以很快传播到其他地方，并迅速带来影响。象苏丹达尔富人道主义危机，地球另一端的人们也在战栗。人类的文明又是如此地相互依赖，比如：把两头牛放到有足够资源的荒岛上，很快会繁衍出一个健康的牛群。把两个人与世隔绝，结果是很迅速地物种退化。（在黑猩猩身上也能找到这个例子，在动物保护者建立的收容站里，很小就离开母亲和种群的小黑猩猩，明显要依赖于更晚离开母亲和种群的黑猩猩，哪怕它们同岁）。

　　2、人类内部竞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有一句曾经流行的话——只有人类才会不为食物而杀死同类。——以此来证明人的自私和残忍。但是反过来思考，是不是可以认为，因为人类（物种）在地球上的绝对统治地位，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已经不足以支持人类的进化，所以必须由人类内部的竞争来支撑人类的持续进化呢？是这样。

　　3、人类个体间的差异很难有绝对判断

　　人类个体间的差异很难判断，动物的差异很简单——强壮。动物间竞争(基本)是强壮（体力）间的竞争，公羊打打架就可以决定动物间竞争，而人类，智胜于力，智成为决定因素。而智力差异的判断，比体力差异的判断要难的多，比尔盖茨财富最多，他就是最聪明的人吗？不。拳王最强壮，他就是最聪明的人吗？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成就最大，他就是最聪明的人吗？也不。事实上，中国围棋国家队当年的6小龙中罗洗河所测智商最高，他的成就却很一般。而对那个智商测量，我们知道，它本身也很不科学。

　　4、人类遗传不象其它动物有明显的直接性

　　体力（强壮）的遗传比较直接（龙生龙），而智力的遗传——我们简直不知所措了。事实上，曾经有人认为，动物是保持遗传优势的（强壮的独霸交配权），而人类反而相反——一个有社会成就的反而生育少，穷人（无社会成就）往往多生，于是此人怀疑人类最终会退化。 最终的结果你当然明白，没有退化这一现象。比尔盖茨的儿子比你的儿子聪明的可能性不一定超过50%。

　　这种与动物遗传的明显差异或许和这个事实有关：人类社会里，基因的遗传重要性在降低（不再是唯一），知识、文化的传承对物种（人类）的影响或许更重要。尼采有著作没有后代、尼采无著作有后代——尼采的著作影响更大。

　　5、人类个体差别维持在一个较小的度内

　　我们不仅知道人类个体间的差异很难判断，我们还知道：人类个体差别维持在一个较小的度内。一方面，走在科学前沿的人类个体不是单一出现的，有牛顿就有莱布尼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建筑在他人的基础之上而且在玻尔与爱因斯坦后期的争论中，爱因斯坦往往下风。另一方面，牛顿的一切物理知识，并没有100年后的普通物理教师高明。时间序列上，牛顿并没超出后世普通人更多。

　　这种差别度的不大还体现在连续性。设人类社会最优（这是不可能判定的）者是100，最差者是1，我们注意到，并不是只有一个100，其他都坐落在50以下（如果这样就会有一个皇帝）；也不是只有数个90多分，其他都坐落在50以下（如果这样就应是贵族统治）。这种连绵不可分使我们不能分割出一个统治群体。

三）、开始思考

　　1、人类社会为什么不能象蚂蚁社会那样架构？蚂蚁，社会化昆虫，蚂蚁个体丧失（或很少有）主观思考判断能力，蚁群内没有争斗，个体不会提出蚁群活动生存的决策，也不需要判断选择不同个体提出的决策（决策选择成本为0）——蚂蚁个体听命于“信息素”，“信息素”将蚂蚁社会安排地井井有条。但蚂蚁社会这种形态带来的负面是蚂蚁社会丧失了迅速适应再进化的能力，事实上数亿年来，蚂蚁社会形态稳固而无变化。

　　2、小群体个体差异显露　

　　既然人类不能如蚂蚁社会形态，那么如猴子社会如何？猴王专制、好东西先吃，基本独霸交配权。一个猴王、一群顺猴。在高山岩洞穴居的金丝猴群清晨何时出洞、傍晚何时归洞，全凭猴王的呼哨；雨林中猩猩群是居无定所的，向哪个方向行进、何地宿营，全听首领的安排。

　　我们注意到：猴群所含猴子的数量远远少于蚁群。事实上，没有哪一个高等（哺乳类、爬行类、鸟类）社会性动物（除却人类）能达到“共产主义”蚁群的规模。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一个小群体，个体特定优势会立即显露出来。如上5所言，大范围尺度内，人类个体的差异度的大小是连绵不可分的，有牛顿就有莱布尼茨，有爱因斯坦就有相对论 。但在小尺度上，英国伦敦只有一个牛顿，莱布尼茨远在德国呢；伯尔尼只有一个爱因斯坦，玻尔远在哥本哈根。仍然设猴群中最优者是100，最差者是1，那么20只猴子的猴群，90分以上的猴子概率就只有2个，再加上年龄优势、性别优势的影响，能够达到90分以挑战100分的猴王的就更少了。

　　小群体，个体差别相对较大，个体优势明显。这是猴子社会专制的原因。而且当上猴王后，好东西先吃，身体迅速更强壮，加剧这种差异（红鲷鱼鱼群中唯一的雄鱼死去，会有只雌鱼性激素分泌增加，身体迅速膨胀成为雄鱼，类似）。

　　人类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燧人氏会钻木取火、有巢氏会垒窝棚，尊其为头领。

　　3、大种群，贵族统治

　　现在我们设想猴群中有400只猴子，公猴200只，适宜年龄的公猴100只，我们假定和猴王差异10%以内的才有夺位的可能，那么有10只吗，不，考虑猴王先吃先占的因素，我们设只有5只公猴，分别是98、96、94、92、90，可以争夺王位。结果会怎样？先吃先占和妻妾成群的诱惑，98选机会向猴王挑战。如果它战胜很顺利受伤很小，挟恶战的余威，它会顺利当一段时间王直到96来挑战。如果战斗还如只有两个具竞争资格者时那样惨烈，胜利者（无论是猴王还是98）很受伤，这时96就会立即乘虚而入。如果96的争斗也惨烈，94就有机会了，只到92、90，不，还有89、88一直下去。

　　大种群、6个具竞争资格者，这时猴王和98的争斗就不会再如只2个具竞争资格者时那么激烈，它们要顾虑96（对策论），打几下迅速承认失败或者争斗前只龇牙咧嘴一番就选择分群。大种群是不适宜猴子的，分群维护猴子社会的稳定。

　　还有一种选择，分派。猴王和96结盟，共同干掉98，事实上，猴子的智力很难做到这种结盟，但个案还是有。结果是获胜后96取得特殊地位，——贵族出现。随后，阶级出现。

　　很难去推测原始人，但我们可以推论，贵族统治要比单一头领统治更适合大族群。

　　4、决策选择成本

　　设想雨林中猩猩群准备宿营，首领安排后，有另外一只具独立思考的猩猩反对而提出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较首领的为优。这时将会出现什么？猩猩群需要对方案决策了，如果它们的智力选择不下或很难选择（选择成本大），结果可能是最坏的，天黑下来还没有垫窝，随便一躺。这时会怎样？它们把最优方案的提供者打一顿。

　　人类个体更能思考、提出的不同决策更多、选择最优方案的判断能力更强。但人类社会也避免不了决策选择成本的困境。

　　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有一个国王，只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国王。

　　小种群，如猴群个体差异相对较大。大种群，贵族的优势也不少，我们不怀疑拉西第蒙人的勇敢总体上超越他们的希洛，我们也不怀疑贵族整体上学识能力甚至可能在智慧遗传上高一些。但斯巴达克让人见识了奴隶也具有高贵的勇敢、伊索的智慧又超出多少贵族？奴隶如此，平民和贵族差异更小——差别并不足够到国王就应该为国王、贵族就应该为贵族、平民就应该为平民的地步。换句话，社会资源配置远不是最优的，看上去不公平！！！。但是，第一，决策选择成本的困惑，尤其是在当时民族国家间的冲突是经常发生、代价极高的（失败者往往灭族灭国），而当时求助于神谕占卜的普遍也说明了减少决策选择成本的重要。第二，变革成本的代价。第三，我们已经承认还是有些差别，贵族们还有点本事。——这是贵族统治时代的理由。

　　5、思想启蒙时代

　　现在族群再扩大，我们进入思想启蒙时代。王国间的竞争趋向稳定，两弱爱争打，两强互惧怕。尤其在欧洲，注意力转向殖民地争夺更弱化了王国本身的竞争（减少了灭族灭国的危险）。教育、知识在普及，贵族们没了优势。个体更能思考、提出的不同决策更多、选择最优方案的判断能力更强，决策选择成本更低。

　　猴群时代，猴王个头就大两套，打不过它。贵族时代，面黄肌瘦的平民看着衣服光鲜、身体健康强壮、佩着武器、垄断受教育权的贵族，羡慕和惧怕。而现在，怀抱着书本依然褴褛的平民看着国王依然趾高气昂走过，回头就骂：呸，你连二元二次方程都不会解，纯他妈酒囊饭袋。

　　个体差异缩小、决策选择成本不再成为问题、变革成本的代价也减小了（实力对比相对没原来大），变革开始。

　　6、权力体

　　现在再创造一个名词——权力体。

　　先来看异类——中国。我们还来玩我们的1-100游戏，中国权力体模式是100——50——20。皇帝100，尾巴系统50，其他20上下。注意，中国权力体模式是非连续而是跳跃的，皇帝是权利巨怪，他的权利由文官选拔体系选拔出的尾巴系统支撑，由于这个选拔体系是如此有效，以及一种相对宽容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广泛认可而遵循的道德观念，这个权力体模式是如此稳固。

　　欧洲和中国不同，除了教会力量足以对抗国王外，私有制的确立（感谢罗马法）造就了大大小小众多的权力体，欧洲的1-100权力体系统是连续而非跳跃的，国王不再是权利巨怪，国王甚至需要向富有的商人借贷（在中国是没有真正的私有制的，皇帝直接剥夺商人的例子太多）。这些众多的相差不十分悬殊的权力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趋利避害，争斗的结果，大家让步，用民主制度来维护平衡。

　　我们注意到：

　　第一，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利益驱动这条隐含的主线，它比思想启蒙更重要。（民主是建立在人类私欲的天性、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的，倘若人人皆善，还要什么代议、分权、监督、制衡？）

　　第二，近代的民主制度、宪政制度开始时主要受益者总是少数，这符合我们的1-100连续的权力体系统。

　　第三，三代才能创造一个贵族，但知识的“贵族”、财富的“贵族”不需要三代了，他们摧垮不合时宜的生下来就占有资源的传统贵族统治。

　　第四，不仅如此，由于知识、财富累积的门槛远较贵族门槛为低，新生的知识“贵族”、财富“贵族”对知识“平民”、财富“平民”更为平等，而且越来越平等。

　　7、看上去平等

　　这又是我发明的名词。

　　让我们看一个我们这个星球吧，60亿人类结成一个联系较紧密的社会。人类个体间的差异很难找到个绝对判断的尺子，人类个体差别维持在一个较小的度内，个体间差异又是可变和经常变化的。我们承认人类内部竞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又要谨慎地避免过度竞争使人类毁灭。

　　60亿个脑袋组成人类的脑袋，人类更象一个网格，60亿个脑袋独立思考。

　　是的，我们承认人生而（能力）是不可能平等的，个体间能力的差异是永远存在的，个体能力的演进能力的差异也是永远存在的。但我们更知道，我们很难判断个体间能力的差异，我们更难判断个体能力的演进能力的差异，我们尤其不能判断个体遗传的差异，我们必须给每个人都划出一定（个体权利）的空间，以维持每个人都能够独立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使对可能事实上 很不平等 的个体 给予 更平等 的对待（因为无法判断）——看上去平等——这样人类社会才最能容错。

　　(这一切与上帝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