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苍狼与白鹿4中的历史 -- 五藤高庆

荷夫： 胡富夫（Al Hofuf）是沙特中东部最大城市。它位于在波斯湾南岸一侧。沙特东方省最大的绿洲——艾赫萨绿洲（Al-AḥsāʾOasis）内，

原为艾赫萨省的首府，后来沙特建国后改为东方省，失去省治地位，但仍然是沙特东部的重要城市。胡富夫可能是沙特东部地区最古老的聚居点之一。大概公元前300年左右时即有人筑居活动。当时这里是莱赫米王国（Lakhmids）的一部分。莱赫米王国也可以叫拉赫木部落（Banu Lakhm）。它是一个在中东古代史上颇具分量的,半游牧半定居的阿拉伯古国。早期莱赫米王国是一群扰边的游牧民，伊朗萨珊王朝时期，部分游牧民利用萨珊王朝内讧，渡过波斯湾，来到伊朗南部劫掠，最后形成有规模有山寨的山贼集团。萨珊朝世祖沙普尔二世时期，萨珊军队消灭山贼后过海追剿，将阿拉伯半岛的东部海岸纳入自己控制。这时萨珊王朝就要面临各种阿拉伯游牧民对于海岸线地区长期骚扰，导致国防开支过高的问题。于是萨珊朝和其他古农耕文明一样，决定培养一些“熟蕃”，来对抗“生番”，以此保证边境安全。而长期接触文明社会，已经转为半定居状态的拉赫木部落获选，受到萨珊朝的扶持，作为边墙防御阿拉伯贝都因游牧民们的侵袭。莱赫米王国因此崛起，最盛时控制大半的阿拉伯半岛东部海岸线，为很多位萨珊的沙汉沙提供了雇佣兵（萨珊朝武功最盛的君主之一，“野驴”巴赫兰五世就在莱赫米王国长大，他是靠莱赫米军队武力支持继位并赢得对嚈哒游牧民的战争的）。莱赫米王国是一个半定居的王国，所以在贝都因游牧人横行的阿拉伯半岛东部绝对是一股文明的清流，它为阿拉伯半岛，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都留下了很大的文化影响。它和萨珊朝的往来，很大程度上给波斯人对于阿拉伯的“熟蕃”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后世的人再受波斯文化影响，也靠这个印象来认识定居的阿拉伯人。因此定居的阿拉伯人（撒拉逊人）和游牧的阿拉伯人（贝都因人）之间也就这么划开了。后世阿塞拜疆文化第一人，波斯文学“四梁六柱”之一的尼扎米（Nizami Ganjavi）就以莱赫米王国带来的阿拉伯印象为基础，写出来自己的《五卷书》（Khamsa）的第三卷《莱伊拉和马吉农》（Layla and Majnun，现代翻译叫《莱拉和马吉努》）。这本书被公认是阿拉伯世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在阿拉伯世界几乎就是爱情主题文学的代名词。而莱伊拉的故事，就发生在艾赫萨绿洲，也就是胡富夫。随着这部作品被广为传颂，胡富夫之于阿拉伯半岛，就如同维罗纳之于意大利，成了一个文化胜地。不过正因为此处是阿拉伯半岛屈指可数的有文化的地方，所以大概在公元899年时，中世纪绿教天字第一号的疯狂派系卡尔玛特派（Qarmatians）在胡富夫附近崛起，随后席卷这个地区。卡尔玛特派最盛时直接攻破麦加，洗劫天房，把黑石拉到胡富夫这一带准备展销。最终多亏黑衣大食在巴林的官军首领乌茹尼（Abdullah bin Ali Al Uyuni）给力，击败卡尔马特派，将其撵出阿拉伯半岛。这才没有在这个史上最大笑话上再添点颜色。乌茹尼胜利后在胡富夫这一带建立了自己的小王朝乌茹尼王朝（Uyunid dynasty）。这个小王朝一直是其他大王朝的封臣。随后取代它的，也都是一些如莱赫米王国一样的小王朝，大多作为其他强力王朝的封臣而存在。但虽然政治的主导是游牧民出身的军头，但经济模式上胡富夫依然是沿用莱赫米王国的半耕半牧的经济模式。胡富夫附近气候温和，盛产椰枣；亦种植小麦和蔬菜，现在也是沙特东部地区农产品的第一大集散中心。它和纯粹的沙漠贝都因游牧民还不完全一样。所以农业文明对此处的影响很深入，尤其是农耕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波斯文明在此地影响很大。现如今沙特对于东方省依然是采用高压控制，原因就是这里有着很难根除的什叶派影响。在沙特发现石油后，东方省成为石油开采的重点地区。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油田 加瓦尔油田(Ghawar Field)就在这个省。为了保证对国土和石油命脉的控制，沙特修筑了利雅得-达曼铁路，胡富夫作为中间要站，获得很大发展。沙特国家不但在此建设了炼油和石油化工产业。还对传统的纺织品、椰枣加工等工业进行投资。胡富夫因此成为沙特东方省除省治 达曼外最大的城市。现在胡富夫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椰枣种植地，以其文化上的传奇和巨量“二黑”（阿拉伯人管牲畜和椰枣称之为“二黑”。二黑之于阿拉伯人，就等于“两亩地一头牛”之于中国人一样，长期是阿拉伯人民间观念里对于小康状态的朴素认知标准）而著称，是阿拉伯半岛上的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提雷仑： 这是本游戏里最令人困惑的设定之一，按发音是Teredon，这个地方其实也就是两河流域出海口地方的古都市，大概从新巴比伦帝国时期就有这个港口.名称最早的记载出自著名的古巴比伦时期的历史学者贝若斯（Berossus）。该城初名Diritotis，本是尼布甲尼撒大帝建立的军用港，巴比伦帝国为了防御沙漠地区的贝都因强盗侵袭，所以在此筑城防御。后来港口变为军民兼用，遂变为城市。不过这里到了公元30年左右，根据古罗马著名学者阿里安记载，此城已经改名叫提雷仑。到了公元640年…..就是阿拉伯大征服以后，这里就是 巴士拉（Basra）。所以游戏里实际上是把巴士拉的古称和今称做成两个城市出场了…，下面我们在巴士拉里说说这座城市的历史。

巴士拉: 伊拉克巴士拉省省会，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的阿拉伯河（Shatt al-Arab）西岸，南距波斯湾55公里，伊拉克第一大港及第二大城。它是伊拉克连接波斯湾和内河水系的唯一枢纽。古名提雷仑。不过真严格说提雷仑和巴士拉其实是两座城市。只不过提雷仑在阿拉伯河东岸，巴士拉在西岸。这样换地方的原因是阿拉伯大征服时期，四大哈里发之一的欧麦尔（Umar ibn al-Khaṭṭāb）宣布如建立新军镇，须遵守一个原则，叫“不可用河水和高山将信士分隔开”。所以建设巴士拉的时候，就把城市搬到了阿拉伯河的西岸来了。

城市起源于640年绿教大征服战争时期，起初本是哈里发国的将军乌塔巴（Utba ibn Ghazwan al-Mazini）为哲鲁拉战役做准备时建立的哨站。巴士拉本意就是“哨站”、“烽燧”、“警戒点”的意思（亦有“交通要隘”之意）。早期哈里发国家因为绿教徒人数较少，被征服的民族人数更多，所以实行军镇制度。将全国领土划为几个大区，大区内各设军民合一的军镇作为大区的区府，让参与征服战争的绿教徒居住在军镇内。这些新的城市作为控制这些区域的首要据点。为避免出现内鬼，往往避开既有的城镇而重新建城。中东地区不少名城，比如现代开罗的前身，易佛立基叶大区的区府弗斯塔特（Fustat-Misr）、伊拉克大区的两大区府巴士拉和库法，都是从这种军镇发展出来的。

乌塔巴是哈里发国家开国元勋，同时是哈里发国家新党派系的重要人士。而巴士拉城的命运，是和新党派系紧密捆绑的，甚至可以说是新党建，新党治，新党有的这么一座城市。所谓新党派系，和穆圣创教建政密不可分。随着穆圣创教建政，成立哈里发国家后，随着哈里发国家的发展，逐步进入到四大哈里发年代。其国家内部开始分化出新派系。除早期的先来者后到者两派（古代阿拉伯人起源时，分为三支 —— 绝种的阿拉伯人、先来的阿拉伯人、后到的阿拉伯人。先来者又称为盖哈丹人Qahtanite，因为起源地靠南，所以又称南派阿拉伯人。后到者又称为阿德南人Adnanites，因为起源地靠北，所以又称北派阿拉伯人，穆圣的古莱氏人出自北派阿拉伯人），。第二个重大派系，即新旧两党问题开始逐步形成和浮现出来。所谓旧党，主要是穆圣进入麦加建政前没有加入绿教，甚至反对绿教的阿拉伯人。穆圣建政前的阿拉伯社会是一个封建部族式的社会，其权力掌握在部族长老，城市商业领袖，派阀首脑，地方强人等类型的人手里，普通人只能依附于这些人。穆圣创教，提倡打破这些旧式的关系，使阿拉伯社会进步到“一切信士都平等，同教中人皆兄弟”的教团社会里。因此和这些旧式贵族阶层起了冲突，这是早期绿教社团被迫迁徙逃亡，甚至打了白德尔战争等创教期战争的原因。但是，穆圣经过斗争后，不认为他能根除这些旧式贵族阶层。因为这些旧贵族，其受教育程度高，眼界开阔，很有能力，而且根据阿拉伯人的血亲规则，跟穆圣也是沾亲带故。真要打倒推翻他们是十分艰难的。而且穆圣作为一个极善立Flag的大宗教家，生来就对内部的流血改革抱有反感。无疑，对于一个需要设定绝对对立，进而得出绝对正确的“神设”的二元论思想体系来说，内部的改革和革命，本质上就是和这套体系是抵触的。好比说一个至慈的神，不可能认为一种社会内部的流血变革是可嘉的（这里的二元论，并非指物质为一元，意识为一元。二元同时存在。而是指物质和意识都是存在的，但是物质和意识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涉的。即物质不决定意识，意识也不会反作用于物质。而是物质只能决定物质，意识只能作用于意识）。但穆圣察觉到，这些旧贵族们虽然反对革命，但是拥护对外扩张战争，同时下层信士，或渴望获取财富，提升地位。或希望践行教义，精神圆满。而绿教有“信士皆平等，同教是兄弟”这个Flag。一旦旧贵族们表示自己也愿意当信士，就获得了在这个大Flag下不会被社会革命革掉的保障。这样旧贵族们就会愿意加入绿教里来，进而整个阿拉伯社会就能在这个基础上顺利的动员起来。因此对外进行扩张，此时成为了阿拉伯社会当时的最大公约数。穆圣敏锐抓住了这个最大公约数，他认为将这些颇有本领，善于带兵打仗的旧式贵族们吸收进绿教社团里来，让力向一处使，就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在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一个社团式的，超脱部族的社会结构，是可以进而能够产生的。而他的理想随着大征服战争的开始，开始付诸实践。

但是社会革命作为一种客观事物，即便它会随着人的主观意识而被遮掩、扭曲和变形，却绝对不会被主观意识解决和消失。一种客观事物，可以以不同的外衣，不同的样貌爆发出来，但绝对不会不爆出来。穆圣作为人类史上罕见的一代天才，他的社会设想真的随着大征服战争的继续而实现了，而实现了穆圣的这个理想的团体，就是新党。反对新党的旧贵族们，和施行旧贵族的，旧社会的明暗规则的团体即是旧党。穆圣为了实现他的理想而选择了妥协道路，拖延了客观矛盾的爆发，导致客观矛盾与新党的崛起混杂在一起，最后于四大哈里发年代的末期迸发出来。造就了之后数千年里中东世界的宗教信条和客观规律相互背书以促进共同爆发的特色。新党把大征服战争视作是一个新社会的诞生。而旧党则只看作是一次伟大的劫掠。新党真心希望能有一场社会革命，建设一个群体，一个中央，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部落林立，诸侯称雄的社会。而旧党生来就是一群反革命，对于任何“凯撒”的出现都高度警惕，他们更希望继续旧时代的“民主”的社会，这样他们这些“豪民”就可以凭借既有的社会关系永远做主。新党相信大征服战争是一场信仰的实践，所以满怀着革命激情。而武士出身的旧党，则相信大征服战争是表现他们军事才干最佳的舞台。热情和谋划共同促进了大征服战争的成功。但是这两者之间的毕竟也是对立的，到了四大哈里发第二任欧麦尔时代，对立已经开始显现。欧麦尔是四大哈里发中最能干的，甚至可以说，他是穆圣之后四大哈里发里最后一个能够超越派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哈里发国家共主的人。欧麦尔比较亲新党，因为在穆圣和阿布伯克尔时代，大征服战争主战场是叙利亚，但征服叙利亚的将军全是旧党。为了能让新党有能力制约旧党，欧麦尔授意新党出身的将军为征服伊拉克和波斯的总指挥官。新旧两党在欧麦尔时期的扩张和各立地盘，为当代的两伊、叙利亚和埃及的地缘争斗奠定了新基础。乌塔巴也就是因此投身于征服萨珊波斯的战争中，进而受命建立巴士拉的。但是新党自带的“立凯撒”的属性，不能被欧麦尔容忍。因为欧麦尔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凯撒”，但是他干得再好，也只能跟阿里平分秋色。他的上位少不了靠了旧党那一套，甚至要动用武力来迫使阿里承认（当时欧麦尔当哈里发，阿里不表态，欧麦尔直接让人去找阿里，说如果不表态就烧了阿里家房子，阿里遂表态认可）。所以对亲近阿里的新党分子，特别是某些下层的极端者颇为警惕。而库法军镇的镇守塞耳德战功一般，难服众心，其管制较弱，导致有很多出身贫寒的新党分子跑去库法定居。因此为了分其事权，欧麦尔就授意乌塔巴建设另一个军镇，巴士拉就这样兴起。

巴士拉初建时，情况非常恶劣。因为附近土地全是盐碱地，既不能耕种，又很缺淡水。物资调达亦非常困难，乌塔巴建城后给欧麦尔打报告称城市“食水皆乏，运输艰困，补给线细如鸵鸟脖，全城人好似风中烛”。于是欧麦尔一面回信严令固守。一面在加强公家运输队的时候，还大力组织私商队伍前往巴士拉。欧麦尔创设了著名的“迪旺”军事登记制度（dīwān）。迪万制度下，原有敌国的国有土地一律收归国有，出租获取租金，同时对于异教徒征收人头税。所有信士不准私有土地，而是一律登记造册，编入迪旺，由国家统一发工资或年金。一个绿教徒的日常开支，就是靠国家统一按时发放的例钱来支付的。所以巴士拉建城后，由于物资全靠他处输入，人人又都有年金。因此消费极其旺盛，各路商贾为大赚国家的钱，闻风而至。所以巴士拉从一开始，就是一座高度依赖商业的城市。没有商贾，巴士拉根本维持不下去。是商业的兴盛才让巴士拉的开发成为可能。恶劣的环境和城市诞生的历史，造就了巴士拉人敢拼敢闯，敢思敢想的精神。第三任总督穆萨（Abu Musa Ash'ari）时期，巴士拉开始进行土地改造。巴士拉附近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都流经大沙漠，蒸发量极大。因此至下游时，盐分浓度已经很高。而巴士拉又接近入海口。旁边的阿拉伯河也是条咸水河。所以为土地除盐碱是此地耕作的一道必备程序，年年都得做。不然土地将迅速盐碱化。穆萨的做法是使用大量人工挖掘大小沟渠排水，随后为土壤剥除盐碱，然后在除碱后的土地上种植作物，穆萨的工作成绩斐然，新开发的良田成功为巴士拉人解决了食品的问题，从此指挥除碱，养地的工作成为历代巴士拉总督的主要任务。在历代巴士拉总督的管理下，到公元868年之前，巴士拉通过建设水道，剥除盐碱，垦出耕地近57000余顷，直到现代，仍有8000余公顷土地仍可进行农业生产。这个工程在古代，绝对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项伟大业绩。而为了排水而修筑的大量运河和水道，加上连通两河、阿拉伯河和波斯湾的航运，纵横的水路和富饶的城市为巴士拉带来了“东方的威尼斯”的美誉。

决定了巴士拉命运的哈里发欧麦尔死后，奥斯曼经过一个复杂的公推，由贵族投票袭位成为新哈里发，也是四大哈里发中的第三位。奥斯曼的上位，极大地开罪了新党。首先新旧两党在欧麦尔时期的大扩张中，通过战功而已经成形，而奥斯曼时期的哈里发国家，对外扩张已经减慢甚至是停滞，外敌既去，内部矛盾自然上升。新党对于旧党的社会关系和其凭借社会关系占据高位厚禄的事实极其不满。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党想要有个不在乎旧式的社会关系所羁绊的“凯撒”。因此两党间的矛盾在奥斯曼时期成为政治主旋律。在新党看来，奥斯曼首先是依靠旧党式的游戏规则，公推上位的。其前任欧麦尔是靠阿布伯克尔直接指定上位的。其次，奥斯曼上任后，无论为人处世还是颁布的政策，在新党眼中看来都是偏心旧党。奥斯曼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个搞个人享受的哈里发。尽管他的个人享受既不奢侈也很合理（奥斯曼加入绿教之前就是个大富翁，创教战争时立过很多功劳，所以薪金很高。而且他的享受主要是整点好吃的和修修胡子，还都是花自己的钱），而且他的个人享受风格，也是他被选上位的原因。因为自穆圣创教到奥斯曼登位时期，绿教的大扩张战争已经打了12年，几乎是无一年不战。广大的绿教徒在获得了大量战利品的同时，也确实是对漫长战争给社会造成的极大损害深感厌倦，有一种想歇一歇喘口气的合理需求。但是停止战争享受生活是新党不能接受的。因为在和平中的阿拉伯社会，依然采取的是旧党的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关系下，头人和酋长永远做主，一般人只能作为依附者。穆圣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改进它的理想，但却没有真的实践。新党根据穆圣的理想而要实践它，就导致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加入新党。而加入新党的人就是冲着年金战利品上位的梦想来的，没有扩张战争，他们自然没有出头天。奥斯曼停止战争，对于新党来说就是掐断上升途径。所以新党对他极其仇视。再次，随着新旧两党的冲突加剧，新党日益诉诸暴力活动，对于以维持秩序，调和矛盾，不能使内讧发生为己任的哈里发来说，这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厌恶新党闹事的奥斯曼更加倾心于旧党。而且，奥斯曼在任期内，大规模任用私人。奥斯曼个性偏柔，耳根子软，所以好用同族同部落的人来出任官职。其所用的私人中，出来好几个贪官污吏。这是典型的旧党做派，在新党眼中更是奥斯曼要主动搞社会内卷的罪证。奥斯曼的上位，证明了新党心中旧党要夺权，之后搞社会固化，最后永远奴役新党群众是想法是对的。这让新党不能接受。尤其是旧党事实上确实充斥着各种“反革命”、“黑五类”，其中甚至不乏穆圣亲口定性的大罪人。说是一个反革命党一点问题没有。现实的需求，配上革命的理想和激情，终于使得新党选择主动引爆矛盾。656年，新党分子围攻奥斯曼，将其杀死，首开最高领导人被弑杀的先河。随后新党分子遂即拥立阿里为新的哈里发。后世所称的第一次大内战（First Fitna）就这么开始了。

大内战是客观矛盾的总爆发。客观矛盾的爆发是必然的，而且每次爆发都是鲜血淋漓，人头滚滚的。但是承认客观矛盾，直面客观矛盾。那么在客观矛盾爆发，流血漂橹之后，无论这个客观矛盾能不能解决，以什么方式解决，是否真的解决，它依然还是客观的矛盾。而不直面客观矛盾，拖延它，扭曲它，用主观意志添加上一层层外衣，客观矛盾不但会依然存在和爆发，并且会在爆发的同时，转为一种传奇。客观矛盾的传奇化，传说化，神秘化就会使得客观矛盾不再是能解决和可解决的，自然也谈不上是真的解决还是假的解决了。这就是四大哈里发年代之后，一直困扰中东地区直至今天的思想问题的缘起。穆圣的理想仍在，但是他选择拖延路线，进行扭曲和粉饰的结果，就是一场反噬了承载他理想的那个群体的奇丑无比的大内战。不能直面矛盾，就会让新党里山头林立。社会平等是穆圣的理想，可是为了平等的社会，需要有一个不平等的“凯撒”。但平等理想和不平等的凯撒之间是什么关系，穆圣并没有讨论，而这不讨论的结果就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阿里的追随者弑杀奥斯曼后，各路势力蜂起。这时欧麦尔的之前的安排起了作用。同为新党，但是也有自己一班人马，也想做“凯撒”的穆圣十大弟子左拜尔和泰勒哈，在结连了穆圣遗孀阿伊莎之后来到了巴士拉，在此招兵买马。欧麦尔设立巴士拉，就是为了分亲阿里派的库法的事权的。而且巴士拉人敢想敢干的作风，使他们在理想和“凯撒”之间，更偏向理想,对于阿里的权威并不重视。新党中首先去反对和围攻奥斯曼的，例如蔑力-艾什台尔（Malik al-Ashtar）就出身于巴士拉。以他为代表的巴士拉出身的新党的激进派，并不重视，甚至有些蔑视阿里和其他三位哈里发出身的古莱氏人。他们自觉是为革命而战，而不是为古莱氏人之间的争权夺利而战。这种在理想和凯撒里之间选择理想的做法，将在接下来孵育出绿教三大派系的第三大派——哈列哲派。由于巴士拉人不是很服阿里，所以反阿里的三个人到巴士拉后一举旗帜，立即就有不少人愿意投身。看在眼中的阿里自然不能容忍，遂率军追击三人，两军在巴士拉城外展开激战，这就是第一次大内战时期的三大战役的第一场——骆驼之战（Battle of the Camel）。战斗结果是阿里杀死了左拜尔和泰勒哈，削掉了新党内部的山头。从此新党的老窝伊拉克就统一在了阿里的旗下。但是这也让新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在绥芬之战之后。分裂正式表面化，新党激进派公开质疑吃了败仗的其他人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凯撒。公开质疑凯撒和革命理想是不是抵触的。公开质疑其他新党是不是在“同教之内皆兄弟”的信条前加上“仅有阿拉伯人”这个前提条件。在新党内部的激烈论战后，哈列哲派正式举旗叛离。而阿里绝不容忍反叛，遂在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奈海赖汪战役中全歼了哈列哲派，而哈列哲派残余分子则发动刺杀干掉了阿里，结束了四大哈里发年代。革命的新党就在相互残杀中走向了失败。旧党的代表穆阿维叶（Muawiyah I）乘势招降了阿里的儿子哈散和侯赛因。兼并了伊拉克地区，第一次内战遂告结束。

穆阿维叶是签署条约结束内战的，而且他更专注于自己的老窝叙利亚大区。所以他倾向于把这个地区交给自己的同党来管。为了治理巴士拉这个出了新党极端派的地方，他决定选择他的死党，与他一起被后人称之为“阿拉伯四大天才政治家”之一的齐雅德（Ziyad ibn Abihi）来管巴士拉。齐雅德是阿拉伯世界里特务政治的创始人，极善侦探缉捕。所以到任后立即成立东厂式的特务机关，四处侦缉新党成员，在齐雅德的铁腕下，经过几回合过招，新党的极端分子遭到肃清，残余人员或死或逃，势力进入潜伏状态。巴士拉遂趋于稳定（齐雅德的故事也非常经典，齐雅德的妈是个妓女，所以他不知道他爹是谁，因此取名字的时候自号阿比Abihi，阿比就是阿拉伯口语里的爸爸，按照昆雅习俗，他的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我爸爸的儿子齐雅德”。就因为这个贱出身，他入教求解放，结果还是饱受歧视，只有穆阿维叶看中了他的才华，硬说他父亲苏富杨曾经是嫖客之一，所以齐雅德应该算他的弟弟。齐雅德就坡下驴，就认了这个哥，加入了倭马亚一族。旧党比革命激情上头的新党来说更能任用像齐雅德这样的有能者，是旧党最终战胜新党的一大原因）。等到了第二次内战开始，侯赛因前往库法招募阿里旧部造反时，巴士拉的旧党军队立即奉命追杀，在卡尔巴拉尽杀侯赛因全族。从此新党有了自己的圣徒。在圣徒精神号召下，伊拉克的新党再次蜂起。巴士拉亦受影响，数次发生反对倭马亚王朝的造反。最后麦尔旺一世登位后，派出手下第一狠人哈查只来到伊拉克。哈查只直接采用族诛灭门的方法对付新党，依靠东厂+屠夫的铁腕，倭马亚王朝终于镇服了巴士拉。从此巴士拉进入了一段平稳的发展时期，到倭马亚王朝灭亡和阿巴斯王朝的建立时，巴士拉于朝代更迭中选择投降新朝廷，因此遭难不大。阿巴斯王朝是一个广义上的新党的王朝，其核心区在伊拉克。所以对于巴士拉非常重视，因此对于巴士拉的基建维护工作慷慨而上心，在阿巴斯王朝的治理下，巴士拉迎来了它的黄金年代。城市商旅纵横，繁荣殷富。繁荣的盛世为思想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阿巴斯朝是广义上的新党，也就是类似左拜尔三人帮那样的新党内部山头，所以对于阿里的新党直系山头非常忌惮。为了削弱库法这个阿里的直系山头的影响力，阿巴斯朝成立了巴士拉学院，希冀借此让“天下英雄皆入我毂矣”。在雄厚的财力和国家的关照下，巴士拉的学术成就连创新高，一些名声放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雷贯耳的学者就出身于此，比如最有名的“阿拉伯的盖伦”，“化学之父”哈扬（Ḥasan Ibn al-Haytham）就是个巴士拉人。阿巴斯朝早期是巴士拉的黄金年代，作为瓦西特地区（Wasit，指两河下游入海口地区）的首府，巴士拉哲人辈出，文风蔚然，名噪一时。绿教的理性主义代表穆尔太齐赖派的导师白萨里（Abū ʿUthman ʿAmr ibn Baḥr al-Kinānī al-Baṣrī），早期的苏菲神秘主义大师拉比娅（Rābiʿa al-ʿAdawiyya al-Qaysiyya）都诞生于巴士拉学院。这些伟大学者为后世留下了难以估价的知识和精神财富，巴士拉也因此成为了一座名留青史的城市。

但是这座伟大城市也没有逃过兴衰变幻的历史规律。巴士拉是一座因政治而生，因军略而存，带有一定样板意味的城市，自诞生起就中央财政极为依赖。如果国势兴旺，中央财力丰足的时候，巴士拉就是一座物产丰饶，文化兴盛的名城。但如果国势下滑，中央财政困难时，巴士拉就会成为一个基础不牢，容易地动山摇的地方。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巴士拉的富饶建立在那些改造出来的农地上。如前所述，巴士拉的农业属于一种半干旱的农业，其灌溉水源含盐量很高。所以除盐碱是巴士拉城每年的必修课。可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除盐碱的工作堪称是和海船浆手一样，是个“从不知休息为何物”的天字第一号苦活。巴士拉地区的盐碱土盐层极厚，状如石板，质硬且重。剥除这种盐层，最困难时与凿山取石无异。因此这就要求除碱工人能在烈日下长时间劳动，工作环境奇差。而且除此之外，这种土地的改造，还需兼顾沙害预防、水渠疏通、堤岸修补等等，完全是个需要大量人手有计划的工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初巴士拉的土地除碱，主要依靠雇佣的下层自由民和异族人出身的麦瓦里来完成。成绩虽好，但是费用较高。到倭马亚朝后期，因为内乱和之后的内战，导致很多自由民舍业投军，通过参与内战搏出身。而阿巴斯朝更是由波斯麦瓦里拥立的，更难以使用麦瓦里人来进行这种劳动。等阿巴斯朝进入中后期时，因为通货膨胀，地方军阀逐步崛起，内乱频仍，国土面积大为缩小。进而导致国家财政拿不出足够的年金来投资，巴士拉遂陷入困局中。因此从倭马亚朝后期开始，哈里发国家通过引进被称为赞吉（Zanj）的非洲黑人奴隶来做除碱工人。阿巴斯朝时期，则开始大规模使用黑奴劳动。黑奴虽然没有劳动积极性，但是其人种耐高温，而且只需一次投入即可奴役至死。所以大规模使用的情况下经济性要比下层平民的有积极性的劳动效率差不多。黄金年代的巴士拉，乃至整个瓦西特，其实是靠黑奴们的奴隶劳动维持了繁荣。但凡是容易的路必然压出坑.穆圣的理想是平等，而且是入教即平等，无有上下。为了理想还真竖起来黑人典型（穆圣十大弟子之一的比拉勒，是绿教的第一个宣礼官。他就是个黑人）。阿拉伯人实践不了穆圣的理想，而是像穆圣一样通过拖延扭曲抬高成神的办法来治理。思想和现实的极度矛盾，会导致一旦出来个“有心人”振臂一呼，榜样、理论和实践都是齐全的，照办煮碗就行。而素来以敢想敢干著称的巴士拉，有心人非常多，比如一直在各地搞事的哈列哲派。869年，一个叫阿里-本-穆罕默德(Ali b. Muhammd)的哈列哲分子，自称是阿里后裔。通过一方面煽动黑奴们，另一方面结连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群。发动了著名的赞吉起义（Zanj Rebellion）。造反的黑奴们配合上沙漠游牧骑兵有近十几万人马。而且黑奴们多年劳动，对于这个水渠沟壑纵横的地形极为熟悉，阿巴斯朝派来镇压的军队屡次陷入伏击，连吃败仗。巴士拉、阿瓦士、伍布莱等城先后被黑奴军队攻陷。黑奴们因为对遭受的残酷压迫非常愤慨。而且其起义的指导思想又是只破不立的哈列哲派。因此一朝翻身，即肆意报复。对于城市居民，无分男女老幼一体杀掉。与此同时，隐藏在沙漠游牧民中的一只势力也开始现身，这就是中世纪绿教最疯狂，没有之一的派系——卡尔马特派。这个派系是一个什叶派和哈列哲派的极端分子的结合。因此其成员都有很严重的中二病晚期症状（卡尔马特派把天地、日月、时间、四季、冷热都称之为暴君，号召成员要毕生与之斗争…），所以卡尔玛特派所到之处，那是人人过刀。黑奴军杀完，中二病再杀。遭到此等兵祸的巴士拉几乎是瞬间崩塌。特别是再也没有劳动力愿意进行劳动，使得整个农业体系完全崩溃。虽然883年阿巴斯朝军队成功将起义军歼灭掉，但是瓦西特和巴士拉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从此巴士拉迅速沦落，事实上到今天其重要性也没有恢复到昔日阿巴斯朝的程度。在现代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前，巴士拉实际上只是一个边境城市。自布韦希王朝开始，历代统治伊拉克的各个王朝的统治中心大多都在巴格达或者更北的地方，而巴士拉则往往交给地方土王来管辖。奥斯曼帝国时期起先把巴士拉归于巴格达州管辖，把巴士拉本地土王封为巴格达州的南桑贾，作为和波斯萨法维王朝对抗的前线基地。巴士拉遂再次成为起家时的军事要津，成为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对抗的战场。这两家的在此地的争夺战提前为现代的两伊战争做了个前言。1556年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作为两河下游最主要的出海口和波斯湾内的主要港口。巴士拉率先遭遇从海上来的侵略这个地区的西方殖民者势力。西方人的加入把传统的什叶-逊尼对抗演成了小号的三国志，巴士拉则成了荆州。起先是葡萄牙人，之后英国人盯上了这个地区。176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巴士拉做生意。1865年，巴士拉通电报。随后各国遂开始在这个地区建立领事馆。1884年，奥斯曼帝国将巴士拉立州（Basra Vilayet）以加强管理。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因为对巴士拉有着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优势，而英国当时又对波斯湾地区的经营重点举棋不定。所以只能靠民族差别，收买了一些阿拉伯土王来维持自己在波斯湾的利益。但作为力量较弱的一方，英国大肆裱糊，称这些土王在法理上属于奥斯曼帝国，英国人只不过是土王请来的一些顾问而已（这些土王中有一个萨巴家族，最早请英国人帮忙站台，这个家族后来成功独立建国，这个国家就是现在的科威特道莱国Dawlat al-Kuwait）。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直接开战后，英军于1914年登陆巴士拉，轻松击溃此地的奥斯曼帝国军（Battle of Basra (1914)），随后从此席卷整个伊拉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遂告结束，而被英国殖民统治代替。战后英国开始在伊拉克进行现代化建设。1919年，巴士拉-巴格达铁路贯通，巴士拉港改造工程亦随后完成，从此巴士拉就成为伊拉克唯一的出海口和最重要的城市，地位逐渐恢复,特别是英国石油公司的势力渗入伊拉克后，作为伊拉克唯一的出海口，巴士拉经济地位加强，逐渐成为伊拉克唯二的现代化城市。英据伊拉克时期，英国延续了自己依赖阿拉伯土王治理这个地区的政策，将原来约旦的哈希姆家族迁来，让其统治伊拉克。伊拉克王国（Hashemite Kingdom of Iraq）也就此成立。但是这个英国的傀儡完全是一个空降政权，王室不但教派和主流不同，甚至连本地人都不是，所以在伊拉克并无基础。因此其治下暴乱造反频仍。只能依靠英国军队的机枪来维持。而随着英国在伊拉克进行的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靠机枪来维持越发困难。1920年伊拉克人发动大起义（Iraqi revolt of 1920），迫使英国理论上不再“托管”伊拉克，而把伊拉克“还给”伊拉克王国管辖，并成立了伊拉克王国军作为的仆从军。从纯粹木偶变成了提线木偶的伊拉克王国见到有了机会，就动了反英的心思。伊拉克王国虽然是英国人拥立的，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赶鸭子上架。坐在炉子上的哈希姆王室还是希望能长治久安的，但在伊拉克如果不反英，实在没有长治久安的可能。因此一朝有了自主权，它就要在反咬和酬答恩主之间左右为难。英国在伊拉克搞现代化，复兴了昔日的城市阶层，但城市阶层对于英国的“机枪统治”也实在是接受不能。纷纷找各种出路，但是找出路的过程中犯了老毛病——政治幼稚。1941年，伊拉克王国军里的亲德分子成立“金色广场”（Golden Square）组织，于愚人节这天发动了一场二二六式的兵变，并且还真的“天诛”了“国贼”。伊拉克亲英派首相塔哈（Taha al-Hashimi）逃亡。随后盖拉尼（Rashid Ali al-Gaylani）的亲德政权上台。但41年的德国是纳粹党执政。虽然盖拉尼本心虽然只是为了民族求解放，但是在人类大义的时代背景面前，他和其党徒立即被打为纳粹帮凶。拿住了大义名分的英军迅速组织兵力反扑。4月17日，上万英军在巴士拉登陆，随后在打通了伊拉克驻军之间的联系后，连续在费卢杰，巴士拉和哈班尼耶击败伊拉克军队，顺利将其镇压下去。这就是史称的英伊战争（Anglo–Iraqi War）

但是英国的“机枪统治”，是和他推进的现代化直接对着干的。这种左右互搏的方法，随着二战结束和民族解放大潮的来临，终于是搞不下去了。二战后随着阿拉伯联盟的成立，以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路线成为中东的主流。纳赛尔在埃及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各路追随者。因此自二战结束后，伊拉克王国就始终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起义暴乱不断。1958年，埃及-叙利亚联手打造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成立，大大鼓舞了伊拉克的亲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成员。于是乎，伊拉克军队在这一年再次仿效他们的前辈，发动了所谓的7月14日革命（14 July Revolution），造反军人攻入行宫，杀死国王费萨尔二世全家，以一场流血宣告了伊拉克第一共和国（First Iraqi Republic）成立。随后造反军人拥立了一位凯撒——嘎义木将军（Abd al-Karim Qasim Muhammad Bakr al-Fadhli al-Zubaidi）来进行统治。旧时的新党故事，又一次在伊拉克上演了。

伊拉克第一共和国治理的国家，是一个一国、两河、三教、四族、五邻、N宗派、遍地都是“有心人”的地方。所以不靠凯撒治理，四分五裂是早晚的事情。但是新党故事是一部山头和凯撒相爱相杀的故事。因此嘎义木的治理下伊拉克依然动荡不安。阿联成立后，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激励下，伊拉克造反军人内部就出来一批山头。其中以贝克尔（Ahmed Hassan al-Bakr）为代表的复兴党山头，觉得“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主张加入阿联，来场阿拉伯人的大革命，进而实现大复兴。而嘎义木的“自由军官团”派系，则觉得“一国搞好社会主义才是革命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受苏联影响的伊拉克共产党因为帮助嘎义木夺权，势力大张。也开始逐渐和军人集团起了矛盾。嘎义木杀国王全家，为后人开了乱枪解决政治斗争的例，而随着以这俩山头的斗争为代表的各派势力互相撕逼日渐激烈，各家都开始倾向于用阖家铲来短平快的解决政治问题。首先是嘎义木指挥人大杀伊共，然后复兴党山头借机结连了苏联后，联合了其他几个军头后发动了斋月政变（Ramadan Revolution）。把嘎义木乱枪打死。之后军头们在1968年又发动了七一七政变（17 July Revolution），废黜了原有的文官政府，由贝克尔领导的复兴党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最后在贝克尔因病谢幕后，一代奇人萨公讳达姆（Saddam Hussein Abd al-Majid al-Tikriti）崛起。最终从贝克尔手中接过了大权。

萨达姆和其他的复兴党系的铁腕强人一样，他们青年时未必不是一点理想没有。但是阿拉伯的现代化和复兴，很明显不是一件短平快的事情，而是一件漫长、复杂、需要翻烧饼，甚至是要撼动灵魂的艰苦事业。但是这些理想主义起家的强人，却只醉心于革命浪漫。往往在撞到南墙，认识到前路漫漫的现实后，最终蜕变成了丧失理想，专注于玩弄权力的政治动物。萨达姆上任后，借助历次中东战争导致油价翻番的利好，大力出口石油创汇，然后用石油来“买”现代化。在萨达姆的大力出奇迹下，巴士拉作为伊拉克最大和唯一的出口港，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但是巴士拉的高速发展在1980年戛然而止。这一年两伊战争爆发，巴士拉作为伊拉克进出口物资的核心，是伊朗军队必攻之地。两军围绕着巴士拉进行的不计代价的争夺战，几乎把城市打成了血河。两伊停战后，进入严重的经济不景气的伊拉克，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又发动了海湾战争。巴士拉又遭到米军的兵燹，随后又遭到封锁和制裁，只能使用破破烂烂的设备来继续为伊拉克全国提供港务服务。伊拉克战争期间，巴士拉多次遭到轰炸，后来又爆发了民兵和政府军的内战。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到今天也不甚太平，只能和伊拉克国家一样咬着牙，继续在黑暗的时代里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