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月大反覆——丙辰丁酉28天序时记事 -- 老老狐狸

聂元梓是文革史上一个难以绕开的名字。值得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者关注的是，《聂元梓回忆录》上月在香港出版发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１月）。因聂在该书“自序”中提及笔者“对回忆录作了大量编辑、整理、审核注释的后期加工，才使这项艰巨的工作得以完成”，为此，笔者不得不有以下的一些说明。

约半年前，聂元梓曾将其已修改过多次的回忆录稿给笔者一阅。浏览之后，贸然提了几点意见：（１）北大社教与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产生过程，应是读者最为关心处，应加重这两部份的份量。而出狱后的艰辛，则无需多加渲染；（２）非自己亲身经历的道听途说，对林彪、江青及其他中央文革成员不着边际的文革式批判语言，对过往太多的忏悔之词，都应删去。写好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即可；（３）全书史实性错误颇多（包括正文和注释），应一一核对清楚，以免留下笑柄。不想聂觉得以上的话还中听，多番要求为其重新加以整理。笔者对聂的信任表示感谢，惟考虑到修改的工作量庞大，本以俗务缠身为由加以推却，未料聂穷追不舍，以八十三岁高龄独自一人赶至笔者居住城市，一住半月。因时间匆促，笔者不得不日夜尽力而为，改了相当大一部份，今天看来，仍有颇多不尽人意之处。尤是聂返京后又将笔者建议删去的原稿注释又重新加回上去，另文字校对也颇粗疏，这更是笔者难以负责的了。

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聂元梓等七人写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张贴于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其后，被毛泽东决定向全国广播，并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根据现今官方及“党史权威”的流行说法，“这张具有尖锐政治性质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第２版，页８６）。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声言，大字报的酝酿是受“五•一六通知”的感召，写大字报前，请示过康生夫人曹轶欧并得其原则性同意，但决非由任何人主动“授意”。回忆录原稿引用了“五•一六通知”１９６７年５月公开发表的版本，笔者建议引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文件的原文，聂同意。有关见曹轶欧一节，原稿小标题是“友谊宾馆里的面谈”，笔者告之聂，经查证，曹的临时住处当时称“西颐宾馆”，与友谊宾馆一路之隔，电话总机相同，但名称有别，聂同意更正为西颐宾馆。

关于这一次面谈，聂回忆如下：

“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该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是党委书记，我们绝对不能去找他，找他，他也不会同意。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了，肯定不能请示，该请示谁，我们也不清楚。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你给张恩慈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

于是，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这样，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要接见我和杨克明，就在现在四通桥西北角，原先的友谊商场的二楼。当时那里是西颐宾馆的客房，曹轶欧就在这座楼上办公。她到北大搞调查研究，这里离北大也近一些。她在北大的专家招待所和西颐宾馆两处都曾有办公室。

我和杨克明按时到达西颐宾馆，曹轶欧把我们叫到正好是一个拐角的房间去，这是一个会客室。曹轶欧的秘书和张恩慈在场（据张恩慈讲曹轶欧没有秘书。在公安局七处监狱听陈预审员说，那人是曹的秘书）。曹轶欧问我们找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汇报说，听了“五•一六通知”，领会其精神，我们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她并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小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所以，曹轶欧也没有问我们要写什么内容，就说，“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又说了些你们应该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的话。我们是从组织原则上请示她，可以不可以写大字报，不涉及具体内容。大字报写什么，事先没有想好，也没有对曹轶欧讲要写什么内容，反正是对着校党委和陆平工作问题的，具体内容呢，是在得到同意以后，我们几个人共同来讨论的（《聂元梓回忆录》页１１６－１１７）。

回忆录还引用了另一段聂出狱后病中关于大字报写作经过的口述：

“曹轶欧带张恩慈等人于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具体时间不详）到北大蹲点。找校系领导干部谈话（可能也有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曹找我谈话，谈学校的情况，让我继续对学校工作上的问题提意见。当时我表示，不再对学校工作提什么意见，准备下去四清。这些问题我不想过问了。这时我已决定到怀柔县搞四清，并去看过一次，准备搬家，下社队。回校后，于五月十九日晚，校党委传达党中央《五•一六通知》，随即在党内继续传达。二十日我找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讲了我听传达的要点精神，提出北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应该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根据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让他找几个教员写作。他找了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等人，讲了我的意见。这时，杨克明等人在党内已经听到了传达，他准备写大字报。他的意见告诉了我，也告诉了赵正义找写报告的那几个人。当时，我思想上也有一些顾虑，以为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能不能收到，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国际饭店会议的时候，我曾经给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写过一个报告，内容是不要再批斗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提意见的人了。提意见提错了可以改，对的，应该接受，没有必要这样长期地批斗提意见的人。这封信是经田家英同志转的。同时也给彭真、刘仁同志写了大体相同的一样内容，不要长期地住在国际饭店开批斗会了。两封信没有下文。所以当时想到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能否收到确实有顾虑。所以也想是不是把这个报告改成大字报。贴了大字报后，既可以使群众讨论，党中央也可以很快地知道内容。正在考虑矛盾之际，杨克明向我提出了写大字报的意见。所以我就同意了。徵求参加写作的同志的意见，都同意写大字报，但是，公开给领导写大字报应该请示上级。杨克明提出请示曹轶欧，我没有考虑成熟。当时北京市委彭真已经罢掉了，市委新领导是哪些人也弄不清楚，所以就同意杨克明的意见请示曹轶欧。这样我找了张恩慈，讲了我们要想写大字报的考虑。想约曹轶欧谈话。经张恩慈联系，约定了在京西宾馆西院二楼（当时要筹建马列研究院的地址）。曹轶欧同我和杨克明谈话时在场的有张恩慈。还有曹的随行人员。我和杨谈完了，向曹讲了我们听了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后，想对学校陆平校长的工作写一张大字报是不是可以。曹轶欧表示‘可以’。‘怎么不可以写呢？’‘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同时又说党中央发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纲，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你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我们将曹轶欧谈话的内容精神向参加写作大字报的同志全部传达了。他们都很高兴，认为有上级的指示了，可以写大字报。然后在杨克明的家里组织讨论。第一稿可能是宋一秀写的，记不清楚了。第二稿是宋一秀、高云鹏写的，参加讨论的有赵正义和我、杨克明。第三稿是杨克明主动提出他来修改，最后叫我审阅的。宋一秀把杨克明的第三稿交给我，是五月二十五日的早饭后。

“我修改了字句，最后加了一段和三个口号。由宋一秀、高云鹏抄写的。讨论第三稿的晚上（五月二十四日晚），夏剑豸从农村四清回来，也参加了讨论。签字的时候有杨克明、夏剑豸、宋一秀、高云鹏，临时我又找了李醒尘，他同意然后签字，还有赵正义和我。杨克明的名字是宋一秀代签的，因为他上班没有在家。

“约于下午１时左右贴出”（《聂元梓回忆录》页４５９－４６１）。

原稿后一段病中回忆，注明是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０日由聂的女儿玲子（聂玲玉）记录，惟记录中关于谈话地点误记为“京西宾馆西院二楼”，因欲保留记录稿原貌，笔者没有为其更正。

聂上述两段回忆，都谈及是与杨克明一起到曹处，张恩慈在座。而据印红标先生作文称，杨、张都极力否定有这次面谈（《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载《文史精华》杂志２００４年第二期）。此事笔者再三追问聂，聂均坚持她所说是事实，甚至画了一张图说明面谈时各人所坐位置。聂、杨、张三人至今各执一词，谁的可信程度较高？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目前似难有定论。

二、麻烦制造者

１９６５年深秋，亦即文革的前夕，聂元梓与中监委常委、老红军吴溉之结婚。这椿婚事，按聂的说法，使自己“被卷入另一椿麻烦里面”，而麻烦的制造者，恰恰却是聂本人。

据聂称，当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经常到吴溉之家聊天打麻将。“安子文来打麻将，经常带个女的，叫邓觉先，她妹妹叫邓觉慧，也是常来常往”，邓觉先的丈夫即张仲瀚，聂知他远在新疆工作。

“交往多了以后，我发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很暧昧，而且在人前也不避讳。比如说，安子文身为中央组织部领导，人却经常在邓觉先家里，中央组织部派人找安子文，要是到吴溉之家里找不着，就到邓觉先家里找，一找准能找到。安子文要出差，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他出差回来，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么时候回来，邓觉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就找邓觉先，问邓觉先，准能知道。有时候，邓觉先居然代替安子文处理工作，安子文分管党的组织工作，管干部，是党的要害部门，有时一些老同志找他谈工作，因为安子文不好找，就先找邓觉先，然后才能见到安子文。安子文的有关意见，有时也是通过邓觉先传达。这完全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呀！

“其它的人我不多说，吴溉之自己，爱人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一个人生活，孤单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学的孙子调到北京，调到身边来，但户口等问题不好解决，要安子文帮忙。他和安子文那么熟悉，三天两头就凑在一起，两个人的办公室也挨得近，可是吴溉之自己不对安子文讲，却先和邓觉先讲，邓觉先再和安子文说，才给他办了这件事情。

“这样的情况一再地发生，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吴溉之这个人不关心这些事情，即使当着他的面发生什么，他也不放在心里。或许是他和安子文相识多年，对他的事见怪不怪，我却觉得不可思议。你安子文是党的中央组织部领导，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交给中央组织部的人去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聂元梓回忆录》页９５－９６）。

聂在回忆录原稿中写道：“张仲瀚是党外人士，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要的党干部工作，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笔者告诉聂，张仲瀚不是党外人士，而是１９３０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他在新疆原陶峙岳部工作，不是“统战对象”，而是去“统战”别人。聂听后方恍然大悟，称自己一直误以为张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是“党外人士”。因有这样的误会，而且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以聂的性格，更不例外，于是，“疑团”也就越来越多。

“这时已是一九六六年春天。不久中央召开会议，揭发批判彭真。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我也是先从邓觉先那里听说的。她还能说出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等等。她说，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邓觉先显然是从安子文那里得到了信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党的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身份的人得到了，这怎么得了？

“还有一次，也是三四月间，有一天，邓觉先打电话来，邀我和吴溉之到她那里去打牌，她说已经约好了安子文。我们正要出门，吴溉之的单位打电话来，说中监委要开会。于是，我们就打电话给邓觉先，说去不了了。可随后又接到通知，说会议改期了。我和吴溉之就坐车到邓觉先家里去，没有再通知他们。因为是老熟人，到了邓家，直接就进去了。我们在客厅里等候，就看见安子文、张仲瀚和邓觉先三个人在里面的房间里，对什么东西又捂又盖的，神情很是紧张，还有些鬼鬼祟祟的。他们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么东西？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怀疑”（《聂元梓回忆录》页９８－９９）。

聂元梓未经与吴溉之商量，即将她的“怀疑”告诉了密友杨惠文，结果杨的丈夫白介夫（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也从中得知其事，夫妻俩很紧张，杨劝聂离婚，白非得将此事报告所在单位－－中科院的保卫部门，并关照保卫部门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聂随即又将此事告诉了郝德青（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郝要聂去找康生反映，郝说，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的学校蹲点嘛，你给她讲一下，转告康生就可以了。

“这样，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拿定了主意：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我已经跟杨惠文和白介夫讲过这件事，白介夫又告诉了保卫部门，谢富治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这事情已经开了头，我也不好退却。因此，我还是找了曹轶欧。我对她说，有一件事情要对康生汇报。曹轶欧问我，是什么事。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她说，你给康生写个字条吧，我给你转交。我心里慌乱得很，我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当面讲都未必能说得清，写报告怎么写得清楚？我就写了个纸条，说有关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需要向康生汇报。

“曹轶欧把我写的纸条交上去，康生约我去面谈。是曹轶欧传的话。下班的时候，我坐着她的车子，和她一道去见康生。康生当时住在钓鱼台。他们都是晚上办公，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喝了一杯牛奶，就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康生那里吃过饭，就是这一次吃夜宵。我跟康生汇报了情况，康生告诉我，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邓觉先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

“康生还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正所谓‘口说无凭’，要调查和处理这件事，要有文字报告为凭证。从康生那里回到学校，我就琢磨着怎么写这个报告。正巧，这时郝德青又来了，我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郝德青帮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给曹轶欧，转交给康生了。

“我和康生谈话，时间是在‘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前。后来，关于邓觉先这件事，我给康生还写过两个条子。一个条子就是在六月初写的，主要内容是说，毛主席肯定我们的大字报并向全国公布以后，邓觉先给我和吴溉之打过一个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称赞了我一通，说大字报怎么怎么好。另一件事是她到吴溉之这里来，这一次没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以为这是她的最新动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所以就向康生报告了。两张条子都是经过曹轶欧传送的。

“到了九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说，现在查清楚了，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她还有电台。更多的情况，康生不讲，我不了解，也不能问。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我替吴溉之分辩，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们来玩来打牌，吴溉之总是先把文件锁起来。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要审查他，这是党的决定啊！），最好不要隔离，吴溉之年纪大了，一旦隔离起来，恐怕身体承受不了。我和吴溉之分开，不是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我对吴溉之心里既负疚又无奈。我向康生表态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聂元梓回忆录》页１０２－１０３）。

安子文越轨，萧劲光、吴溉之等都熟视无睹，就是聂元梓去“搅局”。聂元梓后来承认：“现在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以及有些事情处理不当，违背组织原则”，“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先搞特务活动，确实是一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应该反思”（《聂元梓回忆录》页１０６）。

聂元梓１９５０年代便认识曹轶欧。据聂自己所说，自曹轶欧率调查组到北大，见过曹多次。第一次是曹找聂“谈学校的情况，让我继续对学校工作上的问题提意见”。第二次是聂向曹反映安子文的问题，为此曹还安排聂与康生面谈过一次，其后聂又将安子文问题的书面报告交给了曹，还遵康生嘱写过两次关于邓觉先动态的条子经曹送给康生。再就是写大字报的事，聂主动找的曹。聂后来坚称，与康、曹谈安子文事时没有涉及北大问题。惟笔者曾多次问及向曹反映安子文事的具体时间、地点，均未得确切答案。聂再三说，据她所忆及，曹带调查组到北大是在１９６６年３－４月间，而据印红标先生称，曹是５月１４日到校的。聂与曹的头四次见面难道仅发生在５月１４日之后、５月２５日之前短短十一天时间里？而聂所说，就是事情的全部？这一切，看来还需有心人再详加考证了。

三、关于原稿修订的一些说明

可能是受到身边一些人的影响吧，聂元梓在回忆录原稿中对林彪、江青等文革诸要人多有缺乏事实根据的似乎是表态性的批判，每遇类似段落，笔者多建议聂删去不实之词。笔者认为，应遵循这样一个古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反对有的人给你乱扣帽子的同时，不要给别人乱扣帽子。

回忆录原稿有一小标题是“从‘一·一五’抢劫档案事件看林彪、江青、谢富治”。依笔者的看法，该事件并非聂本人亲身经历，是抢中央统战部的档案还是全国政协的档案，作者也未弄清，何必多言？“一·一五事件”是公安部处理的，最多可以说与谢富治有关，而与林彪、江青毫无干系，公安部对此事的处理，原则上并无不当。笔者曾建议聂将此段全数删去，可能聂有其他考虑，没有同意，仅同意将小标题改为“从‘一·一五’抢劫档案事件看谢富治”，并同意删去原稿中“听郑仲宾说，当时中央开会讨论这一事件时，林彪说：‘人都可以抢，档案为什么不可以抢’。江青说，‘档案放在左派手里更安全’。原来如此。”一段。笔者认为，林彪绝少参加中央会议，更不可能对某一具体问题说出如此低水平的话，而且说这些话的时间、地点、出处何在？仅听某某人说，怎么就可以成为林、江表态的依据？

回忆录原稿中谈及１９６８年“三·二五”北大武斗事件时，仅根据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刘福的女儿、北大学生刘新民的一句话，称谢富治在林彪处开了会，就认定北大的武斗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谢富治是否北大武斗的“幕后黑手”暂且不论，按常识推理，林彪与北大有什么利害关系？他有必要指使谢富治去搞什么武斗吗？即使谢在林处开过会，但林有否表态？表了什么态？这些指责除了因某人的一句话而作出的捕风捉影的推测之外，还有任何事实依据吗？对笔者的诘问，聂无言以对，最后，聂还是接受了笔者的意见，将“林彪、谢富治的黑手”、“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林彪指使谢富治挑动北大武斗”、“大武斗的后台是林彪和谢富治”这一类语句删去。

再就是林彪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关于杨余傅的讲话中提及聂的问题。聂并未弄清林彪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即在回忆录原稿中写道：“在这个会上，林彪就点了我的名，给我栽赃”，“林彪暗示我和杨成武是有黑关系的”。笔者在修改过程中查到林彪的原话是说杨成武“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帐，他说他没有讲”（此段原话笔者建议聂加进回忆录中去了）。林彪批评的是杨成武，不是聂元梓，诚然，林并没有说杨讲的是什么错话、坏话，但即使是“栽赃”，明眼人可以判断是“栽赃”于杨而不是聂，笔者以为，光是这段话，很难说构成对聂的什么伤害。但聂在原稿中称“林彪的‘三·二四讲话’加上他指使谢富治派学生到北大搞武斗的事情，我就对林彪有了很坏的印象”，又称江青“她与林彪互相唱和，对我下毒手”。聂是否在１９６８年就对林彪有了很坏的印象，外人无从考证，笔者只能劝聂将文字改得客观、缓和一些，如“互相唱和”、“下毒手”之类无的放矢的语言就甚无必要保留。惟此类语言在原稿中实在多不胜数，改不胜改，因时间匆促，笔者只能建议其将最显眼处加以删除，未能一一顾及。

原稿对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人物普遍作了注释，笔者认为甚无必要。一来是原注释的水准不高，错处颇多；二来是如此注法，注不胜注。笔者建议仅对与其最有密切关系的、亲身经历的事件，最有密切关系而又鲜为人知的人物，作必要的注释即可。聂在此间接受了笔者的建议，笔者作的小量注释，亦经聂过目同意，不想聂在其后回京定稿时又将原稿注释重新加回上去，这就弄得有点儿非驴非马。

笔者以上述“少而精”的原则补作的注，聂元梓采纳了。如有关聂家兄姐情况：“聂元梓兄姐的大致情况：大哥聂真（１９０８－），又名聂元真，一九三○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一年返乡成立党组织，曾任中共滑县县委书记，一九三七年后历任晋豫区委书记，太岳区委副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民运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文革中受冲击，一九七五年结束‘审查’，一九七七年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秘书长。受聂真影响，聂元梓的三哥聂元昂（聂季超）、四哥聂元典（聂金声）、大姐聂元质（聂彬）、二姐聂元素于一九三三－－三五年先后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人。二哥聂元赏虽一生从医，亦为烈属。”（《聂元梓回忆录》页１８－１９）

聂元梓在谈及赵紫阳三十年代也曾在她家里办过公时，笔者补注：“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原名赵修业，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人。在聂真等人返乡建立中共组织后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九月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一九三九年春，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改任县委书记，见赵蔚：《赵紫阳传》（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１９８９）。”（《聂元梓回忆录》页１９）

笔者对不少原注持反对意见。如有关谢静宜的一条，原注为：“谢静宜（１９３９－），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入伍，文革期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８３４１部队（中央警卫团）干部，一九六八年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笔者告诉聂元梓，这条注释错得离谱，根据相关资料，谢静宜生于１９３５年，河南商丘人，１９５３年毕业于长春机要学校，未几即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译电员，怎么成了１９６４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了？（有关谢，笔者写有《谢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一文，首发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３日“枫华园”电子刊物）。笔者建议删去此类注释，聂也同意了，但她后来又将其重新加上（《聂元梓回忆录》页１７１），而且声称是笔者“审核”过的，如此做法，实有损笔者声誉。

又如有关洪涛、刘郢，原注为“洪涛、刘郢，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属民族研究所的造反派头头”。这里有两个史实错误，其一，“学部”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不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其二，刘郢是中央统战部的干部，不是民族研究所的人。笔者根据后来刘郢的平反档案资料为聂另拟了一条注：“洪涛，原学部民族研究所干部。文革中为民族所文革组长，‘学部联队’负责人。刘郢，原中央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文革中为中央统战部‘东方红’负责人。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因所谓‘参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被监护审查，一九七五年五月解除监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一九八○年经中央统战部复查，恢复十一级的行政级别，补发工资并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聂同意笔者拟的注（《聂元梓回忆录》页２１４－２１５），但最后却又加上了原注（《聂元梓回忆录》页２４１），变成了一本书里同一人名有两个释义不同的注。

凡此种种，笔者以为，对该书，对聂本人均可能造成一定的非正面影响。此外，该书的出版者是一非专业的民间出版机构，缺乏审稿、编辑、校对诸等把关环节，也是造成该书颇多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２００５年２月）

注释：

【1】2016年注：邓觉先的丈夫并非张仲瀚，详见后注。

【2】2016年注：安子文与邓觉先的关系，堪称中共当代史的一桩奇案。聂元梓对笔者称，她见过邓觉先的丈夫。惟根据近年互联网上披露的材料，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将邓觉先丈夫的名字搞错了，邓的丈夫不是张仲瀚，而是张振汉，后者确是党外人士，中共统战对象。笔者十一年前帮聂元梓改稿时，并不知道有张振汉其人，误将张仲瀚的情况代入其中，而未有怀疑聂是将姓名搞错，以致聂将回忆录这一段改为“邓觉先的丈夫叫张仲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任领导工作，后来我们也认识了，他人很好。”（《聂元梓回忆录》页95）仍然是张冠李戴。

【3】2016年注：据近年互联网上流传的资料，1968年1月26日康生在接见湖南省革筹在京成员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核心组时称：“国民党方面，湖南军阀是比较多的（周总理插话：四川以外，湖南第二，嫡系军阀也多）。湖南军阀还牵涉到安子文。有个张振汉，安子文把他找来，他还有个老婆叫邓觉先，两个人都是特务。以后邓觉先又把他的妈妈、弟弟、妹妹都搞来，全家搬到了北京，经常去香港，香港也经常来人。张振汉还回到长沙，安子文在中央开了会，立刻向张振汉报告。邓觉先到中央组织部象到家里一样。你们想一想，特务能钻到中央组织部来，你们组织里有没有钻进特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