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法拉奇的追问》--总算完成了 -- 史文恭

1980年，是"后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发展之路的起步之年。有必要回顾下，之前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生了什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

之后1978年开始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结果是从理论上埋葬了华国锋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即“两个凡是”，因而也为之后组织上的调整做好了铺垫。

1979年，邓小平作为首位访美的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令世界瞩目的 “旋风9天”外交，之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这两件事对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有了一个很好的增强，然后，在内外两方面都取得初步的稳定和发展后，

1980年，邓小平和中国第二代领导层终于开始最核心的政治动作，

(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邓小平)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概况来说，是一条主线下的三个方面：

第一， 华国锋班底的隐退和胡赵体制的确立。

第二， 刘少奇的平反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重新认识。

第三， 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审判。

这三件大事总得起来，就是结束了文革遗留的政治遗产，即过渡性领导人华国锋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回归其本来的历史地位，同时，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平反，使得文革的最醒目的政治错误得到了清算，而对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审判，不可避免地唤醒了刚刚结束的文革十年的集体记忆，而所有这些的总和，凸显了一个伟岸而浓重的背影，那就是毛泽东和他晚年的文革遗产。---于是，一个急迫而重大的现实需求随之而来，即此时的中国领导集体将如何在既符合历史真实，又保证新时代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同时还不能影响批判文革错误的是非标准下，给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个全面而公允的毛泽东历史评价。

这个任务太难了，因为它是好几个维度交叉在一起，形成了互相冲突的多面体，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并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后来（1980年11月）曾经组织了4000人（几乎包括所有的高级干部）的大会，来讨论该问题的书面答案，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这个答案实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激荡的青春岁月的一份自传。写的不真实，就站不住脚，写的不伟大，就容易给国内外敌人留话柄，也动摇全国人民的民心。

而且，必须指出，这份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评价，给主线定论的，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核心领导人，所以，这就成了邓小平在1980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为了稳妥地完成这个极为重大的任务，邓小平通过多方面不断接触，多步骤地循序渐进，对内和对外采取了不同的手法进行，这其中，接待法拉奇的采访，就是一个“对外吹风”的铺垫动作，从这个角度讲，法拉奇凌厉的采访风格，使得邓小平不得不地向国际上最大限度地阐明了他的答案。---也正是如此，当我们从这个历史的高度来回望这个采访时，才能理解，为什么以风格强硬著称的邓小平，面对法拉奇的咄咄逼人表现的如此平静和“幽默”。

好了，前面的介绍已经完成，下面开始欣赏主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