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教员谈斯大林/上 -- 万年看客

作者：纪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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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谈斯大林：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吴冷西

来源：《吴冷西忆毛主席》

初进颐年堂

1956年3月17日，晚饭后，我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沿着华灯初上的西长安街东驶，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汽车沿着南海西岸往北开。沿湖灯光水影，很是别致。北京3月，寒冬将尽。我在丰泽园下车时，已感早春在即。

丰泽园是毛泽东主席住处的总称，背靠中海，南濒南海，东与勤政殿相连，西为静谷，景色清秀而幽雅。丰泽园本身包括颐年堂（会议厅）、菊香书屋（住所〕、春藕斋等建筑，始建于清初，通称为“西苑”的一部分，原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在先农坛）之前来此演习农耕的地方，后来才陆续建筑一批又一批的殿堂。

我从南面走过一个不大的门廊，进入开阔的庭院。东西两面是厢房和回廊，北面是高大的正堂，这就是颐年堂。毛主席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党的“八大”前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在这以前，我作为新华社社长，曾经常参加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西楼会议厅）和邓小平同志主持的秘书长会议（在丰裕园北面的居仁堂）也参加过毛主席主持的党的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一般在怀仁堂）以及最高国务会议（大多数在勤政殿），但从未到颐年堂参加过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是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

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整个布置朴素大方。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里。政治局委员和列席会议的有关负责人一般达20多人。西边的小厅，一般是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面12张沙发围成一圈。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主席请客人吃饭的地方。我先后几次陪斯特朗等美国朋友出席毛主席的便宴就在那里。

颐年堂东边有一小门，通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毛主席来颐年堂开会时，走出菊香书屋的西门．便到颐年堂的东门。

毛主席主持这次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这个报告是在苏共20大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的。我党参加苏共20大的代表团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苏共中央是在会后派人向我代表团通报的、所谓通报就是只向我们把报告宣读一遍就拿走了。但是在苏共20大结束不久，西方通讯社就陆续透露这个报告的内容。纽约时报在3月10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距苏共20大结束不到半个月、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大量人员翻译，译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译完后再装订成本，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中央负责同志、这是新华社一贯的作法。我们广泛收集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和报刊文章，尽到了中央耳目的职责。毛主席和周总理多次说过新华社汇集这些材料的每日两大本《参考资料》（上午版和下午版），是他们每天必读的。

当我到达颐年堂时，杨尚昆（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闻天（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稼祥（中央联络部部长）已经坐在西边小厅里，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陆续到来。

毛王席在8点左右来到颐年堂。毛主席刚坐下就问我：赫鲁晓夫报告全文已分发给哪些同志。我向他报告，已分发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他接着又问大家看了没有，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都说看到了但没有看完。毛主席也说他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他问大家看了有什么意见。

小平同志接着谈了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苏共20大时听到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通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他说，当时只听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当时，他向苏共中央联络员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他说，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会上大家议论纷纷。首先对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判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很不满，认为这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严重混乱；同时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

毛主席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20大有保留的，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一篇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20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桶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办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17日晚上的书记处会议就这样结束。可以说，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主席的两点意见作了“破题”。

我首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印象终生难忘。

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

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毛主席在3月19日和3月24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列席的除上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和我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陈伯达、邓拓、胡绳等。

在这两次中央政治而扩大会议上，大家就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等问题展开厂讨论、少奇同志对斯大林主要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总理讲了斯大林同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有关，小平同志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王稼祥同志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报告内容矛盾百出。

毛主席也谈到了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他1949年底访苏期间开始时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才相信中国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主席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提出，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政治局全体成员表示赞成。

毛主席最后说，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事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他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他要求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会后，我帮助陈伯达收集和整理一些西方国家官方人士和共产党的议论。

文章的初稿在3月29日写出。小平同志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一起讨论。我们在3月29日和30日开会议论，最后又由陈伯达修改，4月1日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

4月3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少奇同志说，毛主席委托他召开这次会议，要人家充分讨论如何修改。大家在会上提了很多意见，主要的有：

（1)少奇同志提出，文章在谈到错误不可免时，应补充领导人的责任是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还要指出剥削阶级无法克服它的错误官到最后灭亡，无产阶级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不断前进。

（2）少奇同志提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现在翻译用“个人崇拜”这个词，从贬义上说，用“个人迷信”更贴切，但现在报上已习惯用“个人崇拜”，不改也可以。（按：这篇文章发表时仍用“个人崇拜”，后来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才改用“个人迷信”。）

（3）周总理提出，谈到反对教条主义时，只讲中国党自己反对教条主义，避免使人认为我们广泛号召反教条主义。但可以批判斯大林提出的中间势力是基本打击方向的观点，并说明中国党受王明路线统治时曾因搬用这些观点吃了大亏。

（4）小平同志提出，对个人崇拜应多加分析，强调我党一贯提倡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突出和独断独行。

（5）朱总司令认为对斯大林的历史功勋，还要写得充实些。全文的主要锋芒不是针对苏联，而是回击帝国主义。

除以上意见外，会上还提了许多文字上的意见。

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要求起草小组赶快根据大家意见修改，改完后重排清样，将修改的地方画出送毛主席审阅。

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主席。

毛主席在审阅过程中作了多处重要修改。一是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并且指出产生这些错误是由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二是加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段；三是在有关中国党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段落中，突出了两次王明路线和建国后高饶反党集团；四是强调应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

4月4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他首先解释他对稿子的修改，然后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会上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小平同志都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毛主席要我们在会上边讨论边修改。会议讨论结束不久，我们就修改完毕，因为这些意见大多数是属于文字性质的，实质性的意见在上次政治局会议已经谈过，而且已吸收在稿子中了。

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还说了一番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20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应当说，当时毛上席自己正在实践他自己提出的任务。他在1956年初找中央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他根据这些调查研究，在这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后不久，就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之后，1957年2月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毛主席看了我们的修改，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不用社论的形式，改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意。

毛主席决定这篇文章由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4月5日）发表。因为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苏波关系恶化

1956年10月20日上午，我接到中央办公厅会议科通知，要我参加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这是党的“八大”以后我第一次参加新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我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讨论苏联和波兰的紧张关系。因为在这之前三四天，从10月17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波关系突趋紧张，波境苏军调动频繁，苏波边境地区苏军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

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他在“八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8日曾打电话通知我，要新华社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消息，迅速报告中央。从这一天起，我布置新华社社长办公室、参考资料编辑部、国际部、对外部一天24小时加强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总理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然后译出，打清样送中央领导同志。

20日我得到中央办公厅的会议通知后，马上到参编部去了解当天收到的最新消息，下午3时提前到达颐年堂。到会的除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大部分到会外（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因病长期请假），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我列席。

毛主席主持会议。他身穿睡衣，一开始就说明：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利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毛主席说，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主席接着问我，有什么新消息？我汇报当天上午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主席听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这时会上议论纷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亲痛仇快的严重事件。我党中央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大家一致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党中央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在会议进行中，我又接到我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后来才知道这个代表团是以赫鲁晓夫为首，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毛主席。毛主席说．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主席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他要胡乔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这时仍穿着睡衣，乔木建议他是不是换穿中山装。毛主席说，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约半个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紧急接见非比寻常。

毛主席劈头就直接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立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лa”！“лa”！迅速退走。

最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也没事了。新华社要密切注意情况发展，有新消息随时报告。

20日整夜，我守候在新华社办公室，直到21日凌晨6时（那是华沙时间20日午夜）才回家睡觉。

从这时起，几乎每天下午或晚上，毛主席都在他卧室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苏共中央21日来电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党中央会谈。常委决定派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于22日前往，任务是调解；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劝说波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只分别同苏共或波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代表团22日晨即乘苏方派来的专机去莫斯科。从此每天周总理都同代表团通电话，代表团也来电报告会谈进展情况。每天毛主席召开常委会，决定给代表团的指示。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耐心的说服，代表团终于完成了劝和的任务。苏波双方一致同意：尽快举行两党正式会谈，改善和加强波苏关系；苏联政府单独发表改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即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承认苏联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并决心加以改进。我党代表团同苏波两方商定，一旦苏方发表宣言，我政府将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这就是我国政府于11月2日发表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