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 再闻鸡起舞

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一个红头文件，题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发[67]19号）。由于它的内容只有六条，并且是专门针对公安工作发布，人们便将其简称为“公安六条”。尽管它只是由执政党和政府联合发布的一个文件，并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但却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和极大的震慑力。

尽管这一《规定》只有六条，但都非常严厉，尤以第2条和第4条最为严厉。

第2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贯彻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1967年11月2日，谢富治在公安部的讲话中说：“办专案、整档案，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如果公安部出了这样的人，要坚决把他开除出公安机关，重的要坐班房。搞材料不能搞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就是帮助敌人。”（赵明：《“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载《百年潮》2003年第7期）

正是依据这一条，把对文革提出批评意见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定为“反革命”，有的甚至被判处了死刑。

“公安六条”的第4条，将地、富、反、坏、右、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历史上有过污点的人员及其家属等21种人，都列为专政对象，规定：“一律不准外出串联，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一条，把“专政”的范围无限扩大。至于什么是“破坏行为”，如何“严办”，均没有任何解释和政策界限，任由人们随意去理解和执行，在当时极“左”思潮极度泛滥的情况下，这就为不受任何约束地乱打、乱斗、乱杀，大开方便之门。

丁抒先生查阅了许多省、市、自治区的60多部县志与大量的历史文献，撰写了《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文，文中引用了各地打死、致残和非正常死亡的具体数字，数据翔实。据统计，在“公安六条”发布后，仅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就有3000万人被斗，50多万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