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民国往事（1）二十几岁能做成什么大事？ -- camelry

自立会和日知会

清朝末年，清廷是“洋人的朝廷”，清廷洋人互相利用，华夏大地生灵涂炭。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组织以“推翻清廷”为宗旨的兴中会，推动了在华南举行的一系列起义。从那时开始，华夏中部地区（长江中下游）反抗满清的革命组织就一直在曲折地发展。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维新派的激进分子接近革命派，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与孙中山会晤，“商讨湘鄂及长江起兵计划”。

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湖北籍兴中会员吴禄贞等与唐才常一同回国举事，唐才常成立“保皇”（光绪帝）的“自立会”，又在自立会基础上组织“自立军”，并把自立军总会亲军和先锋营设在武汉，由唐才常直接指挥。

维新派的激进分子在武汉活动，大背景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弃京西逃，湖广总督张之洞参与策划“东南互保”。

唐才常算是湖广总督的门生（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学生），而且吴禄贞等是张之洞派往日本学习军事的“官费生”，维新派将起兵活动的中心舞台放在张之洞统治下的武汉，可能基于有利用张之洞建立“东南自立之国”的计划，唐才常“犹恃张之洞与彼有师生之谊，欲以勤王大义说之”。

张之洞与自立军开始时是“虚与委蛇”，表面周旋应酬，暗地严密监视。一旦发现维新派在革命派赞助下“准备武力夺权，拘禁包括湖广总督在内的政军大员时”，张之洞手段老道，动作十分迅猛。

1900年8月22日凌晨，唐才常等自立军在武汉的首领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督抚亲军逮捕，当天夜晚被杀害。

血的教训告诉当时的各派进步人士，要救国，惟有放弃对朝廷里汉族封疆大吏的幻想，走革命道路。

张之洞一方面剿灭在武汉的自立军，另一方面却继续编练湖北新军，继续将学子派往日本学习军事，继续办各类学堂和实业。

这样若干年发展下去，张之洞为朝廷自掘坟墓，湖北新军无形中成了发动革命暴动，首义推翻清廷的主力。

虽然唐才常自立军失败，但只要引起革命的社会因素存在，革命总是扑灭不了的。

几年后武昌的一个革命团体“日知会”成立，旨在宣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主要成员包括孙武、胡瑛（还有吴兆麟）等，活动方式主要包括个别谈心、组织读书会，招募社会各阶层的人士。日知会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

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联合日知会的力量响应起义，事情败露后，日知会核心成员胡瑛等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下狱武昌，其他成员逃走，日知会活动即告终止。

此后日知会会员化整为零，组成其他革命小团体，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对武昌起义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的形势和环境下，武汉地区的一批革命小团体吸取了教训，把公开活动转为隐蔽串联，革命力量稳步坚实地成长。共进会和文学社是从这批小团体中成长起来的两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

共进会

1905年，中国同盟会由于内部的意见分歧，在日本形成以章太炎为首的江浙派；以孙文为首的广东派；和以黄兴、宋教仁为首的两湖派。

实话实说，武昌革命党主要联络的是以黄兴、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两湖派”。孙中山注重同盟会海外和华南的发展，对华中地区反抗满清的武昌革命党，了解指导帮助得不多，这也是克强先生对中山先生颇有微词的地方。

1907年，在日本东京，与同盟会相关的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正式成立，主要领导人有焦达峰、孙武、刘公等，吴玉章也参与组建。共进会宗旨是联合全国所有“会党”，推翻满清政权。

在日知会被破坏，胡瑛等下狱之后，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只能隐蔽活动，于外界的消息不甚了解，于海外更是隔绝了来往。

1908年末，孙武从日本回到汉口，受到党人热烈的欢迎。孙武大谈孙文、黄兴的才识和同盟会的现况，革命党人在孙武和焦达峰的协商下，决定在湖北成立共进会的组织，开展在两湖地区排满抗清的革命活动。

共进会大力在长江各地纷繁的会党中发展组织，1909年夏天，共进会在两湖地区暴动失败，孙武离鄂逃往南方，湖北共进会方面的活动重点从会党转向新军。

1910年6月，加入了同盟会的孙武自广东返回武汉，同时共进会总理刘公，带着十八星旗由东京返回湖北，共进会重整旗鼓。

1911年2月，黄兴为筹备广州起义，派同盟会员居正、谭人凤去武昌访问孙武等人，以联络武昌新军响应。

为了响应广州起义，湖北共进会孙武等决定除了联合会党，必须加强对新军的工作，着手专门联络新军士兵，由于误传“孙武为孙文之弟”，湖北新军加入共进会的士兵逐日增多。

当南方革命党人发动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共进会孙武等决心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挑起首义的担子。

自立军起事，日知会活动，共进会发展，革命党人一直在湖北新军中做了长期坚实的工作，加上武汉是近代工业中心（铁厂和军工厂），经济力量雄厚，是首义的理想地点。

筹措经费昏招迭出

决定首义在武汉，接下来就要筹措革命经费，孙中山黄兴的同盟会，靠海外华侨募捐，支持湖北共进会的款项很少。中部地区党人一筹莫展下，为筹措经费昏招迭出，闹出许多笑话，这是革命党人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的几段小插曲。

辛亥革命元老田桓是湖北蕲春人，田桓之兄田桐，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田桓回忆了一段党人趣事。

1911年3月，同盟会员居正与焦达峰在田桓家住了一晚上，他们不动声色地打听去蕲州达城的路径。

第二天天还没亮，18岁的田桓摸黑送居正焦达峰等到瓮门，渡蕲河，并指明去达城的方向。年轻的田桓不知道这帮人急急忙忙去那里干什么。

居正、焦达峰率领哥老会会员去达城，是计划盗取蕲州达成庙的金佛，以作革命经费。这伙人摸进达成庙，无奈佛像太重（真是纯金佛，革命就不愁经费了），抬起不易逃走，只好大力砸下一支佛手臂，发现金漆在外，泥膏充内。庙中和尚惊醒，毛贼扔下佛手，落荒而逃。

党人邹永成为筹资革命，竟然想出麻翻自己伯母的馊主意。

邹氏舆图世家第五代邹永成，同盟会员，家道殷实，总是慷慨解囊，舍私为公，千方百计为革命筹资。邹永成为了支持革命，竟想盗取金条首饰，居然暗暗地在伯母的酒中放进麻药，万幸麻药剂量不够，等到一干人按时行动，却发现伯母“立于堂前，谈笑自若”，小贼们灰心丧气，“麻翻后盗取金条”的行动也没有成功。

最搞笑要算讹诈辛亥革命领导人刘公。

刘公出身襄阳富豪家庭，清末富户人家时兴为家人子弟报捐道台，这正是个好“借口”，刘公从襄阳家里骗出来5000两银子，理由当然是自己“求上进，捐道台”。

在湖北共进会，当有人知道刘公携巨款从襄阳来汉，就要宰这只“肥羊”，为革命筹资。共进会有一人面露凶相，威逼“要挟”刘公，说是“不交出这笔款子，就要报官。”

刘公有点发懵，本来从家里骗钱，就是支持革命。共进会总理捐款革命，那里用得着“要挟”。

这样为准备武昌起义，共进会“筹得”最大一笔经费（后来用这笔款子在上海采购手枪和子弹）。

共进会领导人，相当多是殷实家庭出身，如刘公、孙武等人。而另一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则是由一批平民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的基层士兵中艰难发展起来的。

文学社

1908年3月由原日知会联络员牵头，在湖北新军中召集日知会旧日同志，组织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使得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再度活跃起来。

其后，一批基层士兵成立“群治学社”，“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且制定了积极慎重的发展方针，只发展士兵，不介绍官佐入社。

因为士兵大多无牵挂，讲义气，不怕死。而军官多半有家庭家族的影响，顾虑多，心眼多，办事犹豫。这个“只发展士兵，不介绍官佐”的发展方针，对武昌起义的成功，及其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的组成，产生了居多影响。

1910年2月，同盟会员湘籍刘复基和蒋翊武，专程到湖北，报名新军当兵（其实以他们的学识和学历，当军官都可以），很快成为群治学社的骨干。

在当年的湖南抢米风潮中，共进会焦达峰准备乘机举事，约湖北共进会和群治学社响应，后来事情败露，鄂督瑞澂下令在军中严密搜查，群治学社改名“振武学社”。

1910年10月，振武学社开代表大会，报告社员已发展至二百四十余人。会议要求社员每月每人必须介绍社员一人，当振武学社社员已近千人时，蒋翊武开始主持振武学社。学社要求社员进行月捐和入社捐，以保证有经费，使得学社可持续运行。

这是为什么学社没有陷入共进会那样的经费危机，但是学社的入捐收入极少，蒋翊武等吃苦耐劳，惨淡经营。

1911年1月下旬在各标营革命党人催促下，蒋翊武、刘复基等集会，制定新方针，为了避免惹人注意，决议改名为“文学社”。《简章》称：“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文学社。”

在新方针指导下，文学社发展迅速。到1911年3月初，除马队第8标外，湖北新军全军都有了社员；在新军士兵中，文学社社员占多数（相比较于共进会会员）。这种局面，反映了革命日渐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

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召集代表会议，决定派社员赴马队第8标发展会员，并且将文学社的势力伸展到了学界和商界。

1911年6月1日（端午节），文学社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成立阳夏支部，在汉口设立交通处，至此，文学社在湖北各军中的组织均已臻于健全。

湖北革命党人矢志不移，奋斗不懈，在艰难的条件下默默地组织和积聚力量，为武昌起义做好了准备。

革命党人除了“筹措经费昏招迭出”，还有以下另一件与文学社相关的趣事。

1911年年初，谭人凤受黄兴委托，到武汉联络革命力量。在武昌府监狱胡瑛坐牢的牢房，与武昌革命党文学社同人聚会。

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核心成员李长龄和王守愚参与聚会。

见面时，自以为是的谭人凤大失所望。因为谭人凤发现蒋翊武和王守愚二人外表看起来十分土气，似“乡下佬”，李长龄呆头呆脑，像“冬烘先生”（糊塗迂腐的书呆子），聚会时明显表露出他心里的不满意。

胡瑛了然在心，避开文学社同人，悄悄地对固执的谭人凤说：“你别搞错了，湖北党人自成风气，大都埋头苦干，不靠外观相夸耀。”

同时也看出，清末在武昌，革命党人是多么“猖狂”，公开在牢房开会，清廷真是太“麻痹”！（武昌首义前，“老党人”胡瑛还从武昌监狱不停地发出一道道指令。）

党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