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无图修正版） -- 山川悠远

第二十二章 终章

《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写到这里就算暂时告一段落了，我的下一个研究议题将跳开回族这一单一民族，进入宏观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讨论。作为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我想在这里对这个系列做一个小结，并试图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以供大家参考。

“一个无神论的中国马列政党为什么热衷推广伊斯兰教？” ，是这个系列的起点。这一罕见的现象显然与中共的民族和宗教这两套理论脱离不了干系。而最深层次的问题应该还是出在中共的民族理论上。可是中共民族理论这个议题相当庞大，牵扯马克思原始教义，列宁斯大林发展的苏俄民族理论，中共自己的民族理论，西方的民族理论，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互相依存而又充满矛盾的体系。所以为了便于探讨，我将中共针对回族以及伊斯兰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单独剥离出来，独立成章，一是不至于因为议题太广而失去焦点，其次针对回族这个典型人造宗教民族的微观研究，可以作为我第二个宏观议题“中国民族问题”的切入点，为读者思考中国广义民族理论问题提供一些具体的实例和更多的直观感受。

对中国伊斯兰问题和回族民族理论的讨论，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部分的议题是“为什么伊斯兰中国化是不可行的？”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为什么中国的伊斯兰化如此如火如荼？”最后一部分是探究“为什么中共会成为中国伊斯兰化的推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伊斯兰的中国化不可行？"，这部分主要介绍了伊斯兰教义中的问题。其封闭性导致伊斯兰的封建糟粕和外来的阿拉伯文明在没有外力暴力推动的情况下，期待它自我进行宗教改革，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其攻击性，使它又成为国家安全最不稳定的一环。进而我得出一个结论：伊斯兰在中国是一个必须被压制的宗教（请注意不是被消灭的宗教）。

作为世界级的宗教，古兰经的神圣性、不可更改性、组织严密性、封闭性、进攻性和不妥协性，使得有进行宗教改革愿望的伊斯兰内部力量面临绝望的境地，在没有阿拉伯各个皇室的帮助下，毫无成功的希望，但显然阿拉伯的各个皇室为了维护王权，并没有意愿进行大刀阔斧的宗教改革。而中国的伊斯兰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多个门宦）有中国特色，但就其宗教内核而言，依然和阿拉伯伊斯兰是统一的。所以指望中国穆斯林自愿自发出现改革，无异于是痴人说梦。那么在中国，强大的政府政府是否可以作为外力推动中国穆斯林进行本土化世俗化改革呢？答案同样是痴人说梦。伊斯兰出自阿拉伯，穆罕穆德是阿拉伯人，古兰经由阿拉伯文书写，这一切决定中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远较阿拉伯人的低端地位（非阿拉伯穆斯林有个专用名词“马瓦里”），虽然顶着一张典型汉族人脸的中国穆斯林始终强调他们的阿拉伯血统，但他们也根本任何能力和权力对阿拉伯伊斯兰指手画脚。

而我们最近经常耳闻目染的“回儒”概念，这个中国伊斯兰学者或者研究伊斯兰的学者经常提到的概念，其目的无非是说中国的伊斯兰已经中国化了。可惜“回儒”的概念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失败了。在阿訇们领导的宗教暴乱中，几个穆斯林儒生所做的努力注定是苍白无力的，而最终归于失败是注定的命运。当然我并不否定回儒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进步，也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但说这个整体被中国穆斯林抛弃的理论是伊斯兰已经中国化的标志，显然是凭空臆断。回儒把中国伊斯兰本土化的进程推进到了第二步，用本土哲学解经。可是它不仅始终没有进入第三步，用本土哲学解构重塑伊斯兰完成本土化，而且始终没有完成第二步。近年来，由于中国穆斯林阿拉伯化，甚至开始退出本土化第一步——“外来教徒异当地风俗，异当地语言”，开始全面去汉化，进行阿拉伯化。这样一个走到今天彻底失败的概念，作为伊斯兰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的佐证，显然是有问题。

那么回儒作为中国伊斯兰甚至世界伊斯兰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否可行。如2018年10月20日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许嘉璐就喊出了以回儒思想为根基，中国伊斯兰教也可以承担起引领伊斯兰世界的作用！（许嘉璐给第四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的贺信，其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原主席，民主党派热衷参与伊斯兰宗教问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前进的方向，不说回儒已经失败，不说阿拉伯人同意不同意，只说执政党打算怎么对待汉族的儒学，倘若执政党自己都没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儒学体系，你如何让别人学习！况且面对执政党对汉民族乃至汉文明汉传统的打压，汉族的儒能剩下多少汉族自己都不知道，那么失去儒学根基的回儒能走多远呢？我看这些所谓专家在嚷嚷“回儒”的时候大约都没想过吧，或者根本就是别有用心想罢了！一个失败的概念被当作成功的案例被反复提及拔高，真是为了伊斯兰中国化？我看未必，大约就是瞒天过海，保持伊斯兰纯洁性的障眼法吧。

第四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2018年10月20日-21日）

重视伊斯兰教研究是怀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福祉，所不能不发出的呼吁。今天的世界不应是一个大国与文明之间彼此制裁、彼此冷战、彼此孤立的世界，而是迫切需要在更深层次上相互开放，相互合作。霸权主义曾经给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造成过深重的灾难，今天，全世界应该携起手来，一致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丛林法则式的零和思维。中国与伊斯兰文明、阿拉伯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提供了榜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两大文明相互交融，开创、造就了一个有别于国外伊斯兰教的、独特的传统——中国伊斯兰传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限于“儒释道”，还应包括以“回”为标志的中国伊斯兰教传统，进而开创我国宗教以“儒释道回耶”五教同光、五教共辉为特点的新时代宗教格局与宗教关系。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变迁，时至今日，是否可以大胆地说：中国伊斯兰教也可以承担起引领伊斯兰世界的作用！通过倡导中庸中和中道，反对极端暴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独特贡献。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任重道远、意义重大，伊斯兰教研究应在其中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中国学者主导的伊斯兰教研究应具备大格局、大气象，应成为一门“大学问”、“大研究”，应努力突破学科划分的局限，形成“一门多学”的开放格局即一种研究、多门学科，由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伊斯兰教研究，秉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学术理念，逐渐形成我国伊斯兰教研究特有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乃至中国学派。——许嘉璐

针对这次会议的两个主办单位：世界宗教研究所和陕西师范大学，我还要多说几句，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是卓新平，我们前面提到过，研究基督教出身，第一个正式提出教徒可以入党观点的学部委员。另外一个主办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在大学中可能排名并不靠前，但在回族研究中的著名人物杨怀中就是此学校的毕业生。作为主编，他的那本著名的挂着世俗学术研究旗号，实为伊斯兰宣教杂志《回族研究》必将名垂史册。西安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李健彪，积极参与出版给白彦虎歌功颂德的小说《东望长安》，热衷宣传所谓回族文化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这个学校的教授如韩敏（汉族），马强，王超等都是研究回族历史或创造回族历史的一把好手，当然最有名的是王国杰（汉族），这个在回族学者中分外扎眼的汉族教授，他最大的功绩就是充当了为杀人魔王白彦虎翻案的急先锋。这两个主办方一个基督教一个伊斯兰，两个外来的一神教碰到一起歌颂回儒，还要引领世界伊斯兰，着实让人有种光怪陆离的感觉。不过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李林在他的旧文“教法随国——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视野”中早就在回儒研究中对伊斯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政主教从，以教辅政。“以教辅政” ，我看索要政治权力，才是两个一神教团结起来的真正的目的。这些人为何如此重视一个失败的概念，无他，为伊斯兰和基督教在中国争取发展空间和时间而已。

“为什么说伊斯兰的中国化不可行？” 部分的第三个议题，我重点探讨了伊斯兰的进攻性和不妥性是伊斯兰吉哈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沙利亚统一世界的宗教诉求是每一个穆斯林无法抗拒的野望，在严厉的环境中，伊斯兰必然暴乱。但过于宽松的环境下，其扩张性也必然与当地文明文化产生冲突。与伊斯兰达成和平的途径，只有以强大的压力敦促其进入古兰经中的停战状态，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在世俗国家，伊斯兰必须被压制。当然在当今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即使不考虑伊斯兰确实具有宗教的特性，仅仅考虑是否能够以国家暴力机构消灭伊斯兰这个问题，也知道这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也就是说在中国对待中国伊斯兰既不能太宽松，也不能太严厉至消灭，这种平衡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伊斯兰长期处于一种与卡费勒停战的状态之中，当然这种危险的平衡需要中共具有极大的智慧和高超的政治手段才能够完成。

第二个大部分我研究了“为什么中国的伊斯兰化如此如火如荼？”这部分实际上并不涉及太多理论，只是在观察中国的伊斯兰化进程，并与西方国家的伊斯兰化进程进行比较。我们很轻易地就会发现中国存在两种伊斯兰化，一种是穆斯林自己自下而上进行的伊斯兰化，还有一个是中国政府主导的由上而下的伊斯兰化，而这种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是中国伊斯兰化进程快速蔓延的重要原因。这是在世界上任何世俗国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现象。一般统计口径说中国有穆斯林2500万（约为总人口2%），但因为不包括汉族等民族的穆斯林，也可能因为政治原因，有数据修改，一般估计为3000-4000万。按照上限4000万算，穆斯林占中国总人口的约3%。即使这样，如果对照外国学者的穆斯林在寄居国拓展的路线图，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穆斯林现在实际在做穆斯林人口达到5-20%之间才会发生的事情。这显然与执政党的功劳分不开。

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的伊斯兰扩张路线图

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体制内伊斯兰化的推手主要是回族精英，甚至包括中共党内的高级回族干部。他们对伊斯兰认识有两个基本点：“族教绑定” ，和“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注定他们根本不可能是存粹的无神论共产党员。沙甸“伊斯兰真主党”叛乱，有组织，有旗帜，有纲领（沙利亚法），却在他们的误导下莫名其妙的平反，变成了梁山好汉式的官逼民反，并坐实了“族教绑定”和“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其后在伊斯兰学者的帮助下最终形成金科玉律，就是一个典型示例。

最后的议题，我讨论了“为什么中共会成为中国伊斯兰化的推手？”实际上所谓的中共与伊斯兰的两次结盟并不是相同的事件，第一次发生在30年代末到1957年，但这次同盟关系自1957年起就开始开始土崩瓦解，至1975年强力镇压沙甸叛乱实际上宣布这种结盟已经彻底沦为了你死我活的势不两立。我们现在见到的结盟是文革后中共与伊斯兰的第二次结盟。由于第二次结盟完整照搬了第一次结盟初期的所有政策，所以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中共一贯与伊斯兰结盟的错觉。

文革中的事实证明，中共第一次与所谓回族的民族主义结盟，其实也就是与伊斯兰结盟，不过是为了实现全民共产族的权宜之计而已。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共早期的民族宗教理论是粗糙不堪的，甚至跟斯大林关于民族的论述都不符合，属于强行将教团定义为民族，原因不过是为了对付共同敌人而进行的统战。中共早期的所谓回族研究的丰碑——“回回民族问题”，无论从研究人员的背景上看还是最后的论点上看，都是不合格的，尤其是论点充满了经不起推敲的主观臆断，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传达统战命令更为合适。“回回民族问题” 这套理论是特殊时期为斗争发明的理论，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不会有什么后患，因为宗教和民族最终都是要消失的。文革中，中共对伊斯兰的打压，对回族的去伊斯兰改造(拆毁清真寺，鼓励回民吃猪肉，鼓励回民养猪等) 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也牵扯出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乱象应该完全由老一辈革命家来承担主要责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30年代到文革结束，这个期的理论可能是一套不切实际的理论，但是是完整的，中国最后要融合为一个民族：共产族，一个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老一代领导人的理论失败了，但他们的将中国整个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想法和现在的所谓多元完全是南辕北辙。但遗憾的是文革后的中共却放弃这个目标，放弃了思考，放弃了变革，采取了捡到什么就用什么的随便心态，把延安时代的民宗理论搬出来照抄才造成了今天的后果，后来人才应该是主要责任的承担人。

文革后，面对中共整体理论实践的失败，变革理论成为必然，经济理论变更了。但在民族领域，变革没有发生，而只是使用了中共自己民族理论的阉割版。这个延安斗争年代本着统战为目的的理论，热衷对汉民族和汉文明的进行打压，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宗教泛滥则采取了纵容的态度。其中尤以回族为最，导致伊斯兰打着民族的旗号趁虚而入，毫无阻挡在中华大地上开疆裂土。这套前期的理论存在巨大的理论漏洞。一是以教立族，将汉族伊斯兰教团定义为民族，其次由于教团教徒实为汉族，回族只能以伊斯兰为民族属性。三、放任教徒入党，又放弃对回族党员思想的改造，使他们成为一个前脸马列主义，后脸伊斯兰的矛盾结合体。四、确立中共和伊斯兰的同盟军关系，五、组建伊斯兰自治政府和半伊斯兰化的军队。从现在的情况看，除了最后一条“组建伊斯兰自治政府和半伊斯兰化的军队”还在进行中，其他各条都被无条件继承并发扬广大，尤其是放任回族党员的宗教情怀，令今天的泛伊斯兰化纠正起来十分棘手。其实如果细究，文革后中共与伊斯兰的结盟还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统战思想在作祟。

清真寺送穆斯林青年踊跃参军

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毫无原则的统战，二是中共的思想体系更新出现了问题，虽然叫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是问题主导型思维，面对所有小问题不作为，不摔个大跟头不动作。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教训，不是每个跟头运气都那么好运气，不会伤筋动骨，甚至粉身碎骨的。

至此我这个系列算是结束了，我们探讨了回族以及中国伊斯兰在中国的乱象，也探讨了引发乱象的原因。显然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积累问题，开出一个详细的药方并不容易，但谈谈我们努力的方向，我想还是可以做到的。

一、首先必须压制伊斯兰，使其处于停战的和平状态，而主动采取自我约束的措施，但同时不要忘记消灭伊斯兰也不现实；这是一种精细的平衡。这种压制必须从伊斯兰扩张的四个重要手段“清真食品”、“经堂教育”，“清真寺”和“封闭社区”开始。尤其是清真寺，它是伊斯组织化的重要节点，必须严厉限制其活动。

二、回族的民族属性必须淡化，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所谓民族属性，它有的就是伊斯兰，不能让中国的伊斯兰教团打着民族的旗号发展宗教。必须明确回族的汉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对回族党员进行整风，教徒党员必须退党，可喜的是这点政府已经开始有所动作。同时回族党员应该禁止在回族墓地实施土葬，禁止党员死后去见真主的事件发生，党员必须火化应该成为一个条例。

四、对研究伊斯兰的学术机构和智库进行整顿，伊斯兰教徒学者必须清除出宗教研究的学术队伍。对伊斯兰没有批判精神的研究人员，根本不配去做伊斯兰宗教研究。

五、废除少数民族特权，将封建血统贵族论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六、民宗委并入民政部。从利益相关角度，由回族主导的民宗委作为独立机构，与地方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根本就是利益相关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说动用公共财政盖清真寺，搞少数民族嵌入式小区（其实就是回族小区），只说两个简单的事情，一个是封建制度下按照血统考学考公务员的加分规定就是不能修改，一个航空公司强制非教徒吃宗教食品也同样得不到修正，本来两纸公文就能解决大部问题，就是拖着不处理，难道说民宗委存在的意义只是为某些团体挣利益，要特权吗？那还不如撤销好了。

五、精简统战部，统战部是战争时期的机构，它的存在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关系紧密，和平时期的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沦为为了统战而统战的机构，除了团结，团结，再团结，统战部根本不会有其他事情可做。同时团结的对象越多，被团结对象开出的价码越高，统战部自身的价值才越大，久而久之为其他政治团体在党内代言，成为其他团体在体制内的代言者，成为谋取牟利的工具成为必然。

六、限制宗教人士，特别是伊斯兰教人士，进入政协。想想都知道，除了发展宗教他们能提交什么议案呢？其中由于伊斯兰和生活绑定，与其他宗教相比，穆斯林政协委员的提案对世俗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回望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

以上是我对如何解决现在回族问题泛伊斯兰问题的一些肤浅认识，当然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是一个纷繁复杂，且需要大量时间的细致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时不我待，随着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宗教势力的扩张，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了。

《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