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Rebecca Stott：论达尔文与文学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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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一户严格信奉创造论的原教旨主义家庭长大。我们家是兄弟会的成员，几乎每天都会集体祈祷，周日更是要祈祷三次。作为一名女孩，我上学时一直裹着头巾，在后脖颈处打一个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布莱顿，我们的扮相看上去格格不入，就像来自阿米什教派一样。我上了一所普通小学，但是家里人不鼓励我在学校里交朋友，也不允许我参加许多课程。因此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学校走廊里读书，逐渐爱上了学校走廊的气味与寂静。当然我也在学校图书馆里消磨了许多时间，阅读一切不许带回家的书籍，例如伊妮德.布莱顿与伊迪丝.内斯比特的作品，还有北欧以及俄罗斯民间神话故事选集。因为不能将这些书籍带回家，我学会了速读——在年龄尚小时就掌握这项技术确实很有利。

我家里的书大都是宗教典籍与长篇大论的布道词，此外还有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于我这个小书虫来说，这套书就是天堂。负责布道的兄弟会成员时常会提到达尔文这个名字。这个人总是会被他们称作“撒旦的喉舌”，就像电视机、收音机、电影、摇滚乐还有报纸一样。关于达尔文的最重要事实在于他是撒旦派到人间的走狗，旨在勾引世人偏离上帝的正道。他不仅仅是个坏人，还是个登峰造极的坏人。他想让我们在末日审判那天站到错误的一边。有一天我好奇心发作，想要看看撒旦的喉舌究竟长什么样子。于是我掀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却发现记录着达尔文词条的那一页不见了。没有撕纸留下的残茬，显然这一页是被刀片割掉的。多年之后，长大成人的我询问我父亲那一页书去了哪里。此时我们家已经退出了兄弟会，并且我父亲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兄弟会的批评态度。他告诉我，这套百科全书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来到了我们家，我的爷爷——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因为一时开明而订购了这套书。那一天，我爷爷在三名子女面前将全套丛书一本一本从盒子里拿出来，然后叫我奶奶拿来一柄剃刀。“撒旦不能进入我们家，”他一边说一边割掉了达尔文这一页，然后将书页付之一炬。再然后他才允许我奶奶将丛书摆到书架上。

我之所以要用这个故事作为本次演讲的开头，是因为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忘记那张被剃刀割掉的书页，更无法忘记那缺失的一页在我心中埋下的强烈好奇。恰似米歇尔.福柯所说，审查只会激发僭越。早在八九岁的时候，我就在学校图书馆里找到了另外一套百科全书，由此接触了达尔文的生平与理念。他的理念着实无与伦比，完全超越了我当时的理解能力。关于世界如何形成的问题，他给出了一套与我所接受过的灌输截然不同的叙事。这套叙事与我的宗教世界观纠缠得难解难分。这个白胡子老头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去，他看上去很有趣，他的气质和蔼可亲，他的相貌平凡而又和善，与撒旦二字毫不沾边。

从那以后，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本人在试图理解形而上学问题时总是难免也会试图理解达尔文这个人以及他的理念在更广泛层面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出于有心还是无意，这些年来我的虚构与非虚构写作内容似乎全都是两种世界观之间的持续对话。一方是从小将我养大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世界观，这种观念划出了一道不容动摇的二元分割线，将世界切成了黑白分明的两半；另一方是达尔文世界观，永远生机勃发，永远变化多端，永无定型，永无休止，没有既定目的。2003年我写了一本关于达尔文的书，之后一位认识我的兄弟会成员就给我寄来一封信，表示要“为我的灵魂祈祷”。

我的第一部小说《鬼魂行走》（Ghostwalk）探索了历史偶然性与现实的纠葛。我的新书《珊瑚窃贼》（The Coral Thief）讲得则是以进化论为线索的爱情故事，背景是1815年动荡前夕的巴黎。鉴于该书的篇幅，达尔文在书中反复冒头也并不出人意料。历代小说家与诗人都曾在达尔文主义这一变幻莫测的万花筒当中看到过不同的形状，也在这里为他们各自面对的问题找到过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有时美丽、宏大、温婉或者引人入胜，有时则是充斥着湮灭、毁灭与战争的梦魇。最有趣的文学叙事往往是这两者的混合。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文学世界里的达尔文呢？我认为原因有好几个。研究达尔文对于文学的影响能够揭示针对达尔文主义的五花八门的哲学与文学回应，不同的世代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就算《物种起源》这样的科学文本也像万花筒一样，不同的读者会从中看到不同的事物，这些文本不会一成不变。此外，这方面的研究还能揭示达尔文主义怎样得到了人们的吸纳。利用达尔文理念的小说家与诗人们不仅只是这一理念的散播者，还是诠释这一理念的翻译。他们不仅复制理念，还对其进行了改造。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调试理念从而以全新方式观看与理解世界。最后，研究达尔文如何影响文学能够提醒我们，我们看待世界以及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总是会受到故事的调节。

在我检视达尔文与文学的若干次相遇之前，我想先思考一下作为读者与作者的达尔文。达尔文都喜欢看什么书呢？他亲口告诉我们，他在上学时读过贺瑞斯的《歌集》。实际上《歌集》是学生达尔文唯一能够记住超过一天的诗歌，然后就会一忘皆空，其他诗歌更是记不住。他阅读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与莎士比亚——实际上他尤其喜欢在教室的靠窗座位上阅读莎士比亚。他还阅读简.奥斯汀，并且带着奥斯汀的作品登上了小猎犬号，然后发现罗伯特.菲茨洛伊船长也是奥斯汀的书迷。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小猎犬号驶入远洋时这两人会为了各自对于爱玛或者达西先生的见解不同而争执不休。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在小猎犬号上还阅读了弥尔顿的作品。Gillian Beer写过一篇精彩的论文来论述弥尔顿对于达尔文的影响。她指出，达尔文从弥尔顿那里领悟到了自然界丰盈多产的特质，以及善恶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

后来达尔文还保留了一本读书笔记，记录了他历年来读过的书目并且为每一本书打分，从“不行”到“一般”到“不错”再到“很好”。所以我们很清楚达尔文的阅读范围与阅读心得。随着年岁渐长，达尔文的阅读品味也逐渐变化，这一点令他大为痛心。在自传当中，达尔文声称他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也就是在他三十岁之前，“各种各样的诗歌，例如弥尔顿、格雷、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与雪莱的作品，都曾为我带来极大的愉悦。早在上学时我就十分喜爱莎士比亚，尤其是他的历史剧。但是现在我的口味已经改换了许多年，现在我无法忍受阅读哪怕一行诗句。最近我试图再次拾起莎士比亚，却发现他的文字乏味得难以忍受，以至于令我感到恶心。此外我还丧失了几乎全部对于图画与音乐的品味。另一方面，小说作为想象力的产物——尽管并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多年来却为我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放松与愉悦，因此我经常祝福全体小说家们。有人为我朗读了数目不菲的作品”——朗读者当然是他的妻子爱玛——“我喜欢一切水平尚可并且结局美满的小说。我们真应该立法规定小说的结局必须圆满。依据我的口味，一部小说要想跻身一流之列，就必须包含一位能让读者全身心喜爱的人物，如果此人还是一位美女则更是好上加好。”

有时我想知道，达尔文会如何看待以下事实，即在他身后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都充满了达尔文理念。不过有一点肯定会令他感到难过：在所有这些达尔文思想浓厚的作品当中，结局圆满的作品寥寥无几。达尔文思想的逻辑不会允许轻而易举的圆满结局，甚至根本不允许结局的存在。比方说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出版于达尔文去世后不久的1891年。达尔文会怎样看待这部小说呢？苔丝的确是一位美女，但是正因为如此哈代才坚持宣称她的结局不可能圆满。自然选择与性选择的力量纠缠着她，她本人的性欲以及其他人针对她的性欲惩罚了她，偶然性似乎在人生的每一处拐角与她作对，她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每一次挣扎都只会无情地将她推向最终沦为牺牲的下场——在她被抓走、被审判、被绞死之前的那一夜，她正是在神庙的祭坛上睡去的。倘若达尔文手握权力，他会不会立法禁止这样一本书与这样的世界观呢？他兴许真的会这么做。哈代在这部作品当中揭示了现代主义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达尔文主义的痛苦。

1859年8月，达尔文订购了八十本《物种起源》，寄送给了英国以及欧洲各地的知识界名人，希望他们能为这本书造势。这批人当中有科学家、地理学家、教士、史学家与医生，但是只有一位小说家。1859年11月，邮递员将一本包装仔细的《物种起源》送到了汉普郡埃尔斯利的一处教区牧师宅邸，距离该书正式发售还有四天的时候，这位教区牧师兼热切的生物学家为达尔文写了一封回信：

“亲爱的先生，我必须感谢您赋予我这份出乎意料的荣誉，让我能提前看到您的书。我万没想到，您这位当世自然学家的魁首，我一直希望能够有幸结识乃至讨教的业内大家，居然会将自己的著作送给我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之辈。在您的激励之下，我今后定当更加仔细地观察与更加缜密地思考。可惜我脑力不足，不能立刻通读您的大作，尽管这是理所应当之举。但是我现已读到的内容已经足以令我拍案称奇了，不仅因为书中的事实罗列如此详尽，也不仅因为作者的名声如雷贯耳，而且还因为我明确地感到，假如您是正确的，我就将不得不放弃我的大部分信仰与先前文字。”这位教区牧师接下来告诉了达尔文两件事：首先，身为生物学家的他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物种不变的理念；其次，他绝对肯定上帝赋予了一切最初生命形态在必要时进化成为其他形态的能力。这封信的落款是查尔斯.金斯莱。

三年之后，金斯莱开始创作一部小说，也就是在1863年出版的《水孩子》。你若是小时候读过这本书，应该记得主人公是一位扫烟囱的学徒男孩汤姆，因为不堪虐待从师傅身边逃走并且不慎落入水中，被仙女变成了水孩子。这部作品的文笔轻快愉悦，尽情描写了汤姆在水下世界里的各种变化。汤姆经历了一系列变身，学会了许多重要的道德教训。当他离开水下世界时已经成为了一名绅士并且迎娶了漂亮姑娘——结局确实很圆满。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位少年的成长经历，就像《雾都孤儿》、《简爱》以及其他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品那样，但是就我所知唯有这本书的成长情节完全发生在水下。在这段水下旅程当中，汤姆在世界尽头遇到了海母或者说护持婆婆，这位女神时时刻刻都在创造“千万种新生的动物，那些形状和颜色都是人梦想不到的”，而她的创造方法则是“坐在这里，让它们自己造。”就这样，金斯莱巧妙地将达尔文思想糅合进入了自新与救赎的叙事。

金斯莱的这部充满魅力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以下几点。首先，这部小说极力颂扬了人与动物的亲缘关系，丝毫没有感到不安，在这方面作者的确不同寻常。其次，主人公汤姆在故事当中不断缩小，直到最后变得比他遇到的其他一切生物都更小，这个缩小模式在十九世纪文学当中将会反复出现。第三，主人公的变形是在水中完成的。关注达尔文对于十九世纪文学的影响的批评家们往往侧重于猿类与灵长类的文学形象，将其作为进化的象征，并且认为这两者最突出地体现了时人对于达尔文理念的恐惧。实际上，根据我本人的研究，水生动物作为进化象征的地位在当时的文学界至少不亚于灵长类。最后，尽管金斯莱讲述了一个笔调轻松的童话故事，但是在所有会说话的动物、会变形的主人公以及喜剧情节背后，作者始终在提醒我们生存伴随着怎样残酷的斗争。金斯莱不允许读者们忘记这一点，不允许他们转过脸去，尽管他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大团圆结局。达尔文会怎样看待《水孩子》呢？我想他大概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另一方面金斯莱借用进化理念进行道德宣教的做法以及小说的半神话结尾大概也会令他感到忍俊不禁。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正当金斯莱还在创作《水孩子》的时候，牛津大学教师兼数学家查尔斯.道奇森已经厌倦了关于达尔文的争辩——在牛津大学工作的他少不了听到此类内容。1862年他带着三个小姑娘在河上泛舟，三个小姑娘都是牛津教会执事的女儿。在船上他向小姑娘们讲述了另一位小姑娘如何掉进兔子洞里的故事。1864年他将这个故事以书面形式整理了出来，起名叫做《爱丽丝地下奇遇记》，然后又在1865年以刘易斯.卡罗尔这一笔名将这个故事正式出版并且更名为《爱丽丝漫游奇境》。爱丽丝就像汤姆一样掉进了神奇的地下世界，这里的运行规则杂乱无章，同样充满了变异、变大与变小的动物以及人类身体部分。在这个吃或被吃的世界，爱丽丝的身体时而变长，时而变短。这世界里还充斥着混种且怪异的动物，这部小说当然是一场思想实验，其内容远不仅仅局限于达尔文主义。道奇森是一位哲学家兼逻辑学家，这部作品也充满了哲学问题。在故事当中，毛毛虫问爱丽丝：“你是谁？”我认为这是驱动第一代呼应达尔文的小说家们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未必一定属于神学层面，往往更倾向于本体论层面：人是什么，人在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几张你们大概没看过的图片，内容比较骇人。1861年9月，也就是《物种起源》问世两年后，有一位时年五十五岁、名叫爱德华.库克的海洋画家兼地理学家来到曼城参加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促进会全年举办的七十五次活动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有三千多人参会。可以肯定的是，其中许多人的参会目的都是想要看看达尔文这个话题还能掀起多大乱子。在接下来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库克每天晚上都在酒宴间与其他参会代表聊到深夜——其中就包括他的朋友、动物学家理查德.欧文。欧文肯定会为达尔文的作品大力鼓吹，因此库克参与的一大部分对话肯定会围绕着达尔文思想的引申含义展开。几天后，精疲力竭、满脑子都在琢磨达尔文的库克住进了一家萨默塞特郡的海滨旅社，打算休息几天，顺便画两张素描。他原本打算以化石作为素描题材，因为这一段海滩出产的化石原本就很多。当时旅社里只有他一位客人，画着画着他就意识到自己画得不是化石，而是某种卡通形象。接下来几天里他一共绘制了几百张物种杂糅的怪物，由骨头、贝壳、羽毛、獠牙、鳞片以及人类四肢共同构成。他将这些怪物称作“达尔文的野兽”。八年之后他将这批画作结集出版并且瞄准了圣诞节市场，但是销量并不太好。每一幅画都配备了一句拉丁语来概括画面的意义。第一页的说明词写道：“这些来自幻想的怪形难免让人提问，达尔文会认为它们源于偶然还是自然选择？”

当然，这些图画本身并非源自文化真空。库克肯定见过中世纪动物寓言集里的插画，肯定看过耶罗尼米斯.博斯的怪诞画，也肯定见过法国讽刺画家J.J.格朗德维尔的动物拟人绘画。但是他的作品确实包含了全新的内容。简单动物变成人形的理念彻底改变了库克的绘画思路，从而促使他创作了这些极度诡异的怪形。显然，库克与金斯莱的审美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但是依然有共同点。库克的怪物虽然由多种动物的身体部分组成，但依然竭力想要呈现出人形。另外大部分库克作品的画面背景都是海滩与海边，尽管怪物的一大部分身体构件来自爬行类与灵长类。此外库克与卡罗尔的审美也有共通之处，我称之为达尔文式明暗对比，既将滑稽、诡异与怪诞全都糅合在一起。

我还可以向各位介绍好几位此类作家，但是由于时间所限就先介绍这三位。他们代表了第一代作家对于达尔文的反应。他们的作品当中全都充满了混合体动物，用来混合的动物种类差异极大，大部分混合体都是水生生物或者至少也栖息在水边。这些奇幻生物并没有提出显而易见的神学问题，而是提出了本体论问题或者说毛毛虫问题：你是谁？其他问题还包括人是什么，人在自然界占据怎样的位置，以及人将会变成什么。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一种全新的文学模式开始露头，与第一代作家相关，但是风格更加黑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应对达尔文主义而构想出来的怪物变得体型更大，并且成为了侵入人类世界的威胁。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当中，杰科医生释放了内心的野兽，变身成为了体格矮小畸形、面貌丑陋可怖的海德先生。人心中的魔鬼“被困了许久，现在他终于迫不及待地冲出了囚笼。”在亚伯拉罕.布兰姆.斯托克的《德古拉》当中，吸血鬼也是闯入人类社会的堕落者，而且也会变形，能变成蝙蝠、老鼠、狗、蜥蜴或者狼。他还能穿越时间与种族的界限。在文学史的这个时间点上，这些故事除了反映当时的其他文化焦虑之外，还尤其凸显了对于堕落的恐惧。既然人类这一物种源自由低到高的进步，那么这个过程也有可能逆转。上述叙事进行了一系列驱逐行为：德古拉必须被赶出人类社会，火星人必须被赶出地球，海德必须被赶出人心，否则人类就会被剥夺主人地位，失去万物灵长的宝座。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科幻小说的集体转向。某种全新的科幻文学乃至恐怖文学正在涌现。H.G.威尔斯在肯辛顿科学师范学校读的是动物学，他的导师正是赫胥黎，因此他很熟悉达尔文的作品。他毕业时动物学的成绩是优秀，地理学的成绩是良好。1897年他开始创作《世界大战》时——此时他已毕业七年了——设想入侵地球的火星人夺取地球控制权的第一步就是破坏铁路系统。这部小说的叙事者描述了强烈的压迫感与恐惧：“一种被逐出家园，剥夺主人地位，沦为百兽中一员，在火星人的铁蹄下呻吟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种感觉起初模模糊糊的，但很快就在脑里清晰如画，一连多日使我感到压抑。我们与禽兽无异，跑跑望望，躲躲藏藏；人类的恐怖王国已成明日黄花了。”威尔斯笔下的火星人好像机械化的巨型章鱼。除了《时间机器》里的莫洛克人长得还挺像猿类以外，威尔斯笔下的怪物大都身披粘液触手而非皮毛羽毛——正如我之前所说，批评家们惯于过分强调灵长类与猿类作为进化象征的文化地位。或许人类与挥舞触手的海洋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会产生某种不一样的诡异感，由此诱发的恐惧也更加刻骨铭心。威尔斯在小说中不止一次描写了主人公在观察火星人时感到恶心。

在威尔斯的早期作品《时间机器》当中，主人公驾驶时间机器来到了终末世界的荒凉海滩，见到了其中最后的活物。这东西栖息在海滩上，它那令威尔斯心生恐惧的祖先并非猿类，而是方桌大小、口吐触须的巨蟹，属于较早且更加可怖的时代。这就是威尔斯设想当中公元三千万年时的人类后嗣：“这无边的黑暗使我惊恐不已。寒气彻骨，我浑身战栗，呼吸时感到疼痛，并且恶心得要命。这时，太阳的边缘上又出现了一个赤热的圆弧。我走下机器想活动一下，我感到头昏脑涨，心烦意乱，无法面对自己的归途。这时候，我又看到了沙洲上的那东西在动，这次可以肯定它是会动的东西，后面是一片红红的海水。这个圆圆的东西比足球稍大些，触须拖了下来。在血红色海水的映衬下，它看上去接近于黑色，并且乱蹦乱跳。接着，我感到一阵眩晕。我真怕会倒下来，我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遥远而恐怖的昏暗中。我强打起精神，爬上了驾驶座。”

威尔斯的作品表达了整整一代英国人“唯恐被剥夺主人地位”的心态。此时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早已远非不可动摇。从1870年到1914年之间，入侵题材的文学作品在英国大行其道。这正是自感地位不稳的明确迹象。不仅人类这一物种地位不稳，而且民族与帝国的地位同样不稳。接下来到了二十世纪前期，当我们经历了一战与二战之后，人们的兴趣也发生了有趣的转移，远离了这些可怖的怪物，并且进一步接受了自然界当中以及人与动物的亲缘之间充满毁灭与冲突的关系。随着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理论逐渐传播开来，随着纳粹大屠杀的暴行公之于众，文学作品也逐渐接受了蕴藏在自然与人心当中的黑暗力量。当你阅读D.H.劳伦斯、泰德.休斯与迪伦.托马斯的作品时难免会发现，认为人性本质是动物性的主张已经赢得了胜利。

达尔文会怎样看待这一切呢？他会怎样看待威尔斯、劳伦斯与哈代的作品呢？别忘了，作为读者的达尔文喜欢圆满结局与美女。他会支持这种否认圆满结局的惨淡文学创作观吗？他会支持长满触手的入侵梦魇与地位剥夺吗？几乎肯定不会。但是，饥饿、斗争与竞争的恐怖却位于达尔文亲笔作品的核心。当达尔文遣词造句想要让我们看到全新理念的时候，当他的文笔呈现出一派肃穆气象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说服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多么美好，而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恐怖与美好如何纠结难分。谁会不记得《物种起源》结尾描写河岸景象的文字呢？

“凝视着树木错杂的河岸，种类纷繁的无数植物覆盖其上，群鸟在灌木从中鸣唱，各色昆虫飞来飞往，蚯蚓在湿土里穿行……我不禁默想，这些构成的物种，彼此相异，又以如此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们无不出自作用于我们身畔的共同法则，这是多么有趣……这样，从自然界的战争里，从饥饿和死亡里，我们能够设想的最高贵事物——即高级动物——随之而生，我们由此体会到生命最可赞美的目的。‘造物主’只将生命的能力赋予一个或少数物种，而物种在这个行星按照既定法则继续运行时，最美丽和最奇妙的物种从如此简单的开端自然演化而生，如今还在继续演化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请注意，达尔文特别强调“最高贵事物”源自“饥饿与死亡”。

《物种起源》当中还有另一段文字令我着迷。就像“树木错杂的河岸”那样，这段文字的韵律与重复同样像极了诗歌。达尔文大概永远无法释怀女儿安妮的早夭如何搅乱了平静的达尔文一家，因此认定我们必须将美好与毁灭视为一体：

“我们看见自然界的外貌焕发着喜悦的光辉，我们常常看见过剩的食物；我们却看不见或者竟忘记了安闲地在我们周围唱歌的鸟，多数是以昆虫或种籽为生的，因而它们经常地在毁灭生命；或者我们竟忘记了这些唱歌的鸟，或它们的蛋，或它们的小鸟，有多少被食肉鸟和食肉兽所毁灭；我们并非经常记得，食物虽然现在是过剩的，但并不见得每年的所有季节都是这样。”

我们看见……我们常常看见……我们却看不见……或者我们竟忘记了……我们并非经常记得……但并不见得……这段文字宛如挽歌哀悼一般笼罩在悲哀与黑暗的先知先觉当中。即便在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分，达尔文也依然提醒我们，就算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光明与丰饶，我们也仅仅只是“却看不见……或者竟忘记了……”而已。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当中也有一段结构类似的文字。当她描写多萝西亚.布鲁克早早嫁给可厌的卡苏朋牧师时，她也思考过读者的耳目究竟能将这出悲剧忍耐到何种地步：“接触频繁本身便蕴藏着悲剧因素，好在它还无法渗人人类粗糙的感情，我们的心灵恐怕也不能完全容纳它。要是我们的视觉和知觉，对人生的一切寻常现象都那么敏感，那就好比我们能听到青草生长的声音和松鼠心脏的跳动，在我们本来认为沉寂无声的地方，突然出现了震耳欲聋的音响，这岂不会把我们吓死。事实正是这样，我们最敏锐的人在生活中也往往是麻木不仁的。”我认为，达尔文肯定会赞同像这样由恐怖或者黑暗的魅力投下的阴影，欢乐与恐怖在优美而又错综复杂的文笔当中实现了平衡，这就是我所谓的达尔文式明暗对比。他要让我们看到，不要让我们忘记。

并非所有第一代读过《物种起源》的小说家都看到了人与动物的变异以及各种怪物，比方说乔治.艾略特就看到了一张网。艾略特在阅读达尔文之前就看到了网的存在，她的兴趣在于人际关系之网。在十九世纪，托马斯.哈代与乔治.艾略特都创作出了复杂而纠结的小说，揭示了《物种起源》当中的知识：社会本身也是一片树木错杂的河岸，一张亲缘关系织成的大网，所有人都相互关联，一处改变必然引发另一处改变。艾略特并非从达尔文那里获得了亲缘之王的概念，而是通过观察自己的邻居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这些后起的历史家可不能学他的样，随意逗留【“他”指的是亨利.菲尔丁】……拿我来说，至少我有许多人生的悲欢离合需要铺叙，看它们怎样纵横交错，编成一张大网。我必须把我所能运用的一切光线，集中在这张特定的网上，不让它们分散在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中。”

当然，这种复杂的纠葛感也在许多当代作家笔下得到了体现。A.S.拜雅特的《隐之书》当中充满了对于达尔文以及错杂河岸的指代，由此向我们揭示了过去与现在毕竟不可分割。作者提醒我们，小说的职责就是揭示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隐之书》颂扬了变形与持续不断的变化洪流，反映了良性版本的错杂河岸：自然界丰饶而又内在相关，充满了有趣而又崇高的事物。而且这部小说还有圆满的结尾。我想达尔文一定会喜欢这部小说。

接下来还有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这部作品同样充满了对于达尔文的指代。有趣的是，尽管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褒贬不一，但是却大都忽略了这一点。麦克尤恩的短篇与长篇小说创作其实就是一场与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之网的不间断对话，整部《星期六》其实就是一片错杂河岸。小说情节发生在一位成功的神经科学家亨利.贝罗安的生平一天当中。小说开始于凌晨，贝罗安在妻子身边醒来，头脑里回荡着达尔文的回音。昨天晚上他在浴缸里阅读达尔文传记时不慎入睡，因此当他在周六凌晨再度醒来时，“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这句话在他脑海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他来到窗边，却看见一架着火的飞机在天空中划过。

这个平凡的日子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下。原本蹲在墙角播报飞机起降情况的电视机这一天却在报道遍及伦敦各地的反伊战示威游行以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随着这一天逐渐展开，贝罗安时时处处都能见到网的存在，无论是让他施展手术的大脑的神经回路，还是纵横交错的城市道路。他缺乏女儿黛西那样的诗歌天赋，此时黛西已经出版了自己的诗集，也正是她一直在督促父亲多看文学书籍，包括达尔文传记。她认为阅读达尔文能够扩展父亲对于互联性的眼界。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原本舒适优美的贝罗安家闯进了一个暴戾且面目好似猿猴的少年，名叫巴克斯特。他领着一伙人闯进贝罗安家，威胁要杀死他的妻子，强奸他的已经怀孕的女儿。在接下来的奇异一幕当中，诗人黛西勇敢地化解了现场的暴力气氛。入侵者嘲讽地要她朗诵诗歌，她则恭敬不如从命。她选择背诵的诗歌是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又是一片海滩。通过背诵这首诗，错杂河岸终于被补全。巴克斯特——他的形象既类似《弗兰肯斯坦》里的怪物，也类似《化身博士》里的海德先生——被征服了，秩序得到了恢复。在全书结尾，贝罗安为巴克斯特的受损大脑进行了修复手术。他惊叹于眼前结构的复杂精妙，达尔文的言语“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也再一次浮现。麦克尤恩告诉我们，进化论的确是极其壮丽的观点，但是贝罗安也意识到，驱动这一观点的力量却是“随机变异的盲目怒火”。

最后，诗人们也承认了达尔文的意义。诗人们在达尔文身上看到了诗人的气质，看到了他如何从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升华到更高境界。1964年，安.史蒂文森致信给我最喜爱的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想要了解毕肖普的诗歌与超现实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毕肖普回应道：“不，我不同于超现实主义者，我更像达尔文。”以下是她的回信节选：“阅读达尔文的作品时，你首先会无意识地或者不由自主地钦慕他通过无休止的艰辛观察积累起来的、美丽且牢不可破的示例——然后突然就是一阵放松，一段令人过目即忘的轻快文字。这时你就会感到他的事业多么奇怪。你会看到一个孤独的青年，他的两眼紧盯着事实与各种细节，与此同时还在默默沉入或者脚步欢快地冲向未知。”

我将毕肖普在达尔文作品当中发现的这一特质称作“司空见惯的诗意”。我忍不住想象这两人跨越时间坐下来对谈一番。达尔文将会抱怨自己丧失了品鉴诗歌的心境，如今只会与事实死磕。毕肖普则大概会告诉他，死磕事实正是诗歌的开端，必须通过司空见惯、通过无限缓慢的事实累积来实现升华。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吧，正是你通过牢不可破的事实让我们与你一起默默沉入或者脚步欢快地冲向了未知。”乔治.莱文提醒我们，《物种起源》当中包含了29种“美丽”的同义词，“奇妙”出现了42次，“神奇”出现了15次，“未知”出现了57次。

我要以身为诗人的达尔文来结束本次讲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一天，达尔文曾经出人意料地告诉自己的儿子威廉，他打算以茅膏菜为题写一首诗。当时他正在写一本关于食虫植物的书，茅膏菜是他的研究对象。茅膏菜俗名叫做日露草，因为会分泌出许多透亮的粘性液滴。茅膏菜包括175种不同物种，生长在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洲。达尔文于1816年将茅膏菜引种回英国进行研究并且对其大为着迷，以至于到了忍不住赋诗言志的程度。这首诗或许还潜藏在故纸堆中不为人知，就我们所知达尔文并没有创作这样一首诗。但是一百年后，诗人艾米.克兰皮特确实写了这首诗，尽管我不认为她知道达尔文也有此意。1978年她发表了《脚下日露草当中的太阳》（The Sun Underfoot Among the Sundews ）一诗，这也是她最早发表的诗作。当时她58岁，此前做过编辑、图书馆员与文秘，快五十岁时才开始写诗。这首诗发表之后她又创作了五本诗集，然后才在1994年去世。克兰皮特的诗歌与达尔文的升华理念紧密交织。在这首非凡诗歌里，她带领我们回到了达尔文的错杂河岸，但是这片河岸上生长的不是灌木，而是日露草，位于一片泥沼的边缘，笼罩在罗望子树的树荫下。我认为这是我读到过的、文学界对于达尔文的最深刻回应。克兰皮特在诗中提醒我们。我们注定将会被吞没，我们无法脱离这片沼泽，沼泽之外并无他物。不过沼泽之内却充满了光与暗以及复杂的感官纠葛，还有许多浸湿双脚的隐秘故事。她带领我们沉入或者冲向了未知，在那里有那么多可看的事物，那么多光明，那么多升华。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开始向上坠落。

An ingenuity too astonishing

to be quite fortuitous is

this bog full of sundews，

sphagnum-lines and shaped like a teacup.

A step down and you're into it；

a wilderness swallows you up：

ankle-，then knee-，then midriff-

to-shoulder-deep in wetfooted understory，

an overhead spruce-tamarack horizon hinting

you'll never get out of here.

But the sun among the sundews，down there，

is so bright，an underfoot

webwork of carnivorous rubies，

a star-swarm thick as the gnats

they're set to catch，delectable

double-faced cockleburs，each

hair-tip a sticky mirror

afire with sunlight，a million

of them and again a million，

each mirror a trap set to

unhand believing，

that either a First Cause said once，

"Let there be sundews，" and there were，

or they've made their way here unaided

other than by that backhand，round-

about refusal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known as Natural Selection.

But the sun underfoot is so dazzling

down there among the sundews，

there is so much light

in that cup that，looking，

you start to fall upward.

过于惊人的天才设计

不可能完全出于巧合

正是这片长满日露草的沼地，

环绕着泥炭藓，形状像个茶杯，

踏进去一步就无法脱身；

荒野就此将你吞没：

先是脚腕，然后是膝盖，接着是腰部

最后是肩膀，全都陷入了这个双脚潮湿的故事。

笼罩头顶的罗望子树荫暗示道

你将再也无法脱身。

但是在下面，日露草当中的太阳

如此明亮，在脚下

铺就一张食肉的宝石结成的罗网，

恰似群星聚拢，比起他们意欲捕捉的

虻虫群更加厚实，甜美迷人

叶片正反面都像苍耳一般粘人，每一根

纤毛顶端都是一面黏胶的镜子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足有一百万颗

的一百万倍那么多，

每一颗都像是陷阱，旨在

颠覆信仰。

要么第一动因说过：

“要有日露草，”于是就有了日露草；

或者它们未经外力援助就来到这里，

仅仅依靠了反手的、迂回的、

对于承担责任的回绝，

也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

但是脚下的阳光如此闪耀，

与日露草同在，

这么多的光明

集中在这个杯子里，看着看着

你就开始向上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