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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另类潜规则——“破头”文化(08年写的) -- 淡淡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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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另类潜规则——“破头”文化(08年写的)

一、破头潘

  《元史》里载:至正十七年,刘福通分三路北伐元军,以关先生、破头潘等为中路,入晋、冀。

  破头潘者——潘姓“破头的”也。什么叫“破头的”?咱这里恰是刘福通故里,我知道一些。

  “破头的”已绝迹几十年了。所谓“破头”,即逢年过节时,活不下去的穷人,在额头上割个口子,血流满面,向商户、人家要钱物。

  360行,行行出状元。破头潘做到刘福通大将,青史留名。也算是“破头”这个行当的状元吧。

  

  二、不吃肉

  

  ——“押沙龙”有篇《更多的猪死于乱棍之下》,说1557年的巴黎,“猪肉是穷人,实实在在的穷人常吃的食物。”法国大革命前的巴黎,人均年消费肉食一百四十多斤。

  相比之下,中国由于耕地少(中国耕地面积尚不如印度),人口压力大。这等吃猪肉的好事,中国农民是享受不上。方腊起义,其部众要食素、不吃肉,人称“食菜事魔教”——倘若当时农民每年能吃上一百四十斤肉,方腊断不能招集如此多人马。老百姓大概一辈子也吃不上几斤肉,所以“不吃肉”对他们来说“牺牲”并不大。

  近来翻案文字盛行,于是有人说,1949年前,中国中小地主日子其实过得也艰难,一遇生病灾荒,就可能沦为赤贫。——以上我大概不反对。但是反过来,如果中小地主都这样,那么贫雇农遇到生病灾荒又如何?以中小地主生活差来质疑中国革命的正当性者,未料到剑是双刃。

  大革命时期,北伐前夕的广东,也有一场类似争论。戴季陶等人认为一是中国国情特殊,土地分散,大量中小地主单个占有的土地其实并不多、生活并不容易(按照法国穷人1557年的吃肉标准、中国中小地主不配称为“地主”);二是中国有仁、慈的礼教传统,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对立。

  

  戴季陶等也有几分道理:和欧洲中世纪相比,中国是伦理立国,而且是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相对宽容的)道德体系立国。以中国人口密度之大,下层民众之普遍困苦,换是吃肉的法国穷人,早就炸了营啦。

  中国儒家伦理在社会的普遍认可、有效的文官选拔体制、对被统治下层的相对宽容(阶级调和),造就了统治奇迹——道光年间,中国人口超过了4亿!在当时的生产力下,4亿吃不上肉的、西方人不能想象之穷困状态的老农民——居然还过着“吃不饱还没饿死”的幸福生活而庞大的帝国未崩溃,可见儒家伦理下中国传统统治结构的“和谐社会”之有效。

  

  然而总是要崩的(清朝一是得益于“摊丁入亩”赋税薄、土地兼并不严重;二是得益于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传入推广,否则等不到4亿,早崩啦。)于是中国一遍遍陷入“儒家高效治理——阶级调和社会能容纳大量人口增长——崩溃战争人口减少——统一再用儒家治理”的轮回。

  

  于是中国人的性格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和平时期道德宗教大一统下的有效束缚,一方面是乱世时“性恶”的极至发挥,如黄巢的吃人、张献忠的屠川。

  

  三、减压阀

  

  回到“破头潘”。“破头的”这个行当反映了一个另类的潜规则:在社会普遍穷困、存在一个非因懒惰而时常挣扎在生死线边缘的极端贫困阶层时——一切规则都会偏转,“破头”恶乞反倒具备了某些正当性。

  

  有人认为:中国未能出现民主宪政是因私有权未(根本上)确立;而私有权未确立是因皇权过大。

  头一句我大概不反对,第二句反对。

  以“破头”恶乞为例,在极端条件(中国这个极端条件是常态)下,性命同私有财产权一样参与了博弈,无法活命成为博弈一方可交换的财富。

  

  社会容忍甚至鼓励了这种博弈——(相对)富者让出部分财产,赤贫者勉强活命——农民起义爆发的可能 延后。从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社会自救。社会的一种减压阀。

  

  四、“破头的”怕卖红盆的。

  

  “破头”恶乞是一种讹诈,但是一种特殊的有条件的讹诈。

  咱这还有句俗话——“破头的”害怕卖红盆的。卖红盆的端出红盆:“破头的”流的血把红盆接满,我就给钱。所以“破头的”害怕卖红盆的。

  

  中国人是最微妙敏感的民族。“破头”恶乞,“地主家也没余粮啊”——余粮不多,自然有怨。卖红盆的在和“破头的”微妙博弈:你不是拿命来换么?我看你是不是真能舍命。

  

  卖红盆的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被恶乞的所有人出气。在这种微妙气氛下,气出了一部分——和谐了。这也是一种减压阀。

  

  于是“破头的”也乐意,[“破头的”怕卖红盆的]成了“破头”行当的行规,类似强盗的不抢郎中、婚丧等七不抢。

  

  五、其他

  

  类似“破头”文化,史料上还能找到。

  

  冯梦龙《智囊》载:长洲尤翁是开当铺的,有一年底的一天,当铺伙计前来向他诉说道:“这人前些时候拿了些衣服来贷款,现在空着手来取衣服,不但不还钱,还胡乱骂人,哪有这样的道理!”其人悍然不逊,仍然纠缠吵闹不休。尤翁不紧不慢地对这人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是年关窘迫而已。这样的小事,值得来吵闹吗?”说着,他让伙计把其人典当的四五件衣物拿出来,指着棉衣说:“这是御寒不可少的。”又指着长袍说:“这你也拿去为拜年用,其它的东西不是急用,可先留下来。”那人得了二件衣服,一声不哼地走了。当天夜里,这人却死在了别人家里,双方为此打官司有一年。原来,此人因负债过多,事先已服毒,知道尤翁有钱,想讹诈,没达目的,就转移到别人家了。

  

  近来我喜欢听母亲讲讲解放前。母亲说,每到麦熟时,镇子东头的“穷鬼”们,就拿袋子到麦地里拾麦穗。说是拾麦穗,其实有时是半拾半抢。夜里还要看地,村子里朱地主的一块地未看,一夜就被“穷鬼”们“拱”完了。街上山西人开的碗店,买的是**的房子,钱付清了。**把钱花完,就在碗店房后墙根旁自家院内,挖个坑浇粪水,粪水渗到碗店屋里。山西人没办法,只好托人说合,再付了**两车碗了事。

  

  六、结语

  

  赛珍珠的老公美国人卜凯开创了对解放前中国农村经济 的“技术学派”解释。卜凯经过调查认为:

  华北80%以上是自耕农,长江流域自耕农为60%左右,在四川和广东自耕农为50%左右,并且中国自耕农平均拥有3.1亩地。即在卜凯眼里,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因此,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农业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特别严重的如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等问题。

  

  且莫说卜凯的数据遭到质疑,即便卜凯的数据真实的话——卜凯的问题还在,他未考虑到在人口密度大、普遍的贫困下,并不太严重的土地分配不均问题已经构成严重问题。

  

  这也是私有权未(根本上)在中国确立的最大原因。

  

  卜凯未注意到“破头”文化的社会内因。

  

  “破头的”已绝迹几十年了。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个曾经的行当。

  

  愿“破头”文化永不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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