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的吊诡 -- 达萨

可是这民国时期的记者怎么一个个都这样反应迟钝呢？原来看老电影里面表现国民党广播胡说八道，都认为是国民党宣传部门谎话连篇隐瞒真相，现在看来也不全是，一帮子无知的记者根本就摸不着真相，也在推波助澜。

写《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柏杨，辽沈战役期间作为记者也在沈阳，他对时局的感知能力与这位大公报记者如出一辙。他四十年后的回忆，里面也有太多可以认为是“吊诡”的故事，历史总是有太多的细节让后人觉得不可思议，拍成电影都让人觉得不真实。

“贫苦小民搭飞机逃难，写下了中国社会史上最重要的一页。设在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用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回程时，舱位全空，沈阳有些单位就利用这个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后，空舱依旧，有些人就利用机会，包下空舱，向民间出售机票，从中赚取佣金。 　　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批准。以堂堂的“剿总”之尊，竟去处理小民的机票，荒谬得不但使人失笑，也使人震惊。报纸上也有人作温和的攻击，认为“剿总”应该掌握大局，不该过问鸡毛蒜皮小事。“剿总”反应十分激烈，叱责他们是“匪谍”＊的言论，企图掩护“匪谍”＊逃往北平，之后就再也没有批评的声音了。这小故事隐藏着一个大的意义，事实上，“剿总”官员，没有任何大事可做，批准机票就是他们惟一能做的大事。整个军事行动---战略的、战术的、后勤的，以及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计划，“剿总”都不经手，而由蒋中正在遥远的南京决定，甚至一个团的出击或撤退，都由他直接指挥。“直接指挥”应该是国民党军在这场大规模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处处可以看到直接指挥的悲惨结局，只是，所有自命不凡的头目，总是喜欢直接指挥，因为，只有直接指挥才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和英明，十分过瘾。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我贸贸然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们已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息县那次被隔绝在城外的镜头，重现眼前，我大为恐慌，急行折返沈阳，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回到大东日报社时，厨夫告诉我说，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住在炮子坟(炮子坟距大东日报社只有二十分钟路程)。这时候，我才看到当天出版的《新报》，四十五年后，仍记得它的头条标题:“沈阳城外，共匪不多”。 　　我没有心情看内容，只感觉到这样的标题，令人啼笑皆非。傍晚时候，街上已经没有行人，我、徐天祥、孙建章、廖衡，挤在楼上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而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第二天上午，解放军大批进城，车队也鱼贯而入，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有些女孩子(使我想到“青干班”时一些女同学)还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事实明显，我们即使想苟延残喘地留在沈阳，也不可能。于是，决定放弃一切(其实这时已没有“一切”了，只剩下两肩一口)，逃亡北平。 　　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前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到辽东文法学院办公室，第二天凌晨，就以国民党军打扮，走向沈阳火车站，想买一段南下的车票，能买到哪里就买到哪里。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四十年后，我和孙建章在台北被调查局逮捕，一个叫李尊贤的调查员问口供问到这里时，把笔愤然地投在桌子上，发出阵阵冷笑，大声叱骂说: 　　“你们竟然能穿国军的衣服走出匪区?这就够了，你们证实你们自己是匪谍。” 　　当时除了这套军服外，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我们从别人的手中买来，用墨水改造的。 　　走到沈阳车站后，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其实，并不是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抗战末期，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军纪也完全荡然，国民党军和土匪海盗，没有分别，不要说从来不排队，甚至从来不买票。一旦巢穴倾覆，只好排队买票，而且还排得这么规矩，只不过失去靠山。 　　售票窗口打开，才发现南下的火车只能买到皇姑屯，而皇姑屯距沈阳只有一站。我们到了皇姑屯，安静地出站，站外挤满了农家用的马车，这正是乡下人农闲赚外快的时候。我们雇了其中的一辆，南下山海关。这是一趟奇异经验的旅途，入夜之后，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紧夹着马车进发。这批解放军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攻击北平，人民解放军军风的严明，使我们咋舌。在黑暗中，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 　　我总是回答: 　　“我们是国军。” 　　当对方一时听不懂，或弄不清楚什么是“国军”ˇ时，我就作一个总结说: 　　“我们是蒋匪!” 　　那些纯朴的战士们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 　　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 　　“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解放军的行动跟传统的行军方式，恰好相反。他们于夜间上路，天亮时进入村落，分住民家。早饭后，门口从来不站岗哨，一个村落里，虽然驻扎了大军，但是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的岗哨都站在屋顶上，居高临下，一览无遗。除了解放军，还有成群结队，没有钱雇车的国民党军残兵败将，他们带着干粮，低着头，有时混在第四野战军的行列中，一步一步南下，跟解放军的方向虽然一样，却拥有两样心情。 　　就在山海关附近，我看到一个国民党军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一滴一滴地滴在路上。他双肩架着支架，一步一跌，跌下后再艰难地自己爬起，然后再一步一跌。他是湖南人，他说他要回家，家里还有母亲、妻子，还有弟弟。他在新六军当少尉，眼睛大大的，十分清澈。我送给他一块大头，他收下来说，他将来定要回报。多少多少年后，海峡两岸开放，来台的很多大陆军民重回家园，这位军官下落不知如何，恐怕已成春闺梦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