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俞正声为新冠病毒报道问题致信胡舒立 -- 上海公社

信的日期是2月15日，提到的本期杂志应为2020年第4期。也是财经今年报道疫情最早一期。当时中国外确诊病例极少。瞅瞅一个月后，第6期《财经》是如何报道逐渐增多的外国疫情呢。

探讨英国群体免疫策略的专访

英国防疫策略是近乎无情的理性

《财经》：英国政府的一个策略是希望能够产生群体免疫来对抗病毒，但在缺乏疫苗的情况下，这一策略是否过于冒险？

陈铮鸣：所以说英国的策略过于冒险和理性，现在德国也是这个措施。这与东方的打法完全不同，抵挡不住了，就把你引进来。这个病毒能不能消灭掉？它和SARS还不一样，SARS感染以后发高烧，高烧之后才有感染性，最后病毒消失了。但新冠病毒是一个持久战，最后消灭病毒有两个方法，一是疫苗尽快出来，这是有希望的，但夏天之前肯定看不到。另一个是像西班牙大流感，来了三波，最后消亡就是因为感染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产生了免疫力。有人在感染之后死亡，也有人感染之后治愈，恢复之后就产生了免疫力，病毒传播的危险度也在慢慢降低直到最后消亡。

现在英国政府采取的也是这种理念。从某种角度来讲，政府还应该多做一些，但想要采取亚洲，比如中国的做法，可能没有办法。中国的力度很大，快刀斩乱麻，但成本也很高。中国的措施也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正好在春节期间，大家都在放假，已经停摆，那就继续停摆，以此控制疫情。假如在常态下，要让14亿人都停摆，我觉得很难做到。各个国家国情不同，时间点和感染情况不一样，出发点也各异，所以有各种应对方法，适合各自国情，但也各有利弊，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

《财经》：英国政府说是基于科学、概率和模型制定了这些政策，但新冠病毒是全新的病毒，如果算法不够准确导致决策失误怎么办？

陈铮鸣：雖然有这种可能，但现在病毒的系数已经基本上清楚了。R0再生系数，也就是一个人可以传染几个人，大概是三到四个左右。以前传播系数不到3，大概六天感染人数翻倍，但现在英国和意大利的情况是四天翻倍。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传播系数可能在3到4左右。根据这个曲线基本可以预测，所以现在就是要延缓。一是通过宣传，民众自己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对经济的损失最小，因为一旦政府出面的话，很多东西需要政府买单，经济政策与政治政策是密切相关的。这里有很多经济考虑，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另一个情况是，英国肯定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像意大利一样，但要对采取这些措施的时间和民众的耐受度进行评估。像中国那种程度的封城肯定不行，中国民众忍耐力特别强，配合，有大局观。英国民众做不到，所以英国政府希望用在最关键的时间点。这种考虑有一定道理，但也可能不准确，可能低估了民众的觉悟。

科学的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同的意见。所以从个人角度，没有必要都听政府的，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判断，该采取什么措施就采取什么措施。很多人可能还是歌舞升平，该干什么干什么，有可能最后没事，但也可能两个星期之后就开始骂了。但也有人比较警觉，尽量减少面对面的接触，在生活尽量维持常态的同时，做你能做的事情。这是比较明智和理性的做法。其实社会的反应已经开始逐渐强烈了，哪怕政府不讲，民众会有自己的判断。尽管如此，社会没有出现大的恐慌，国家做国家的，社区做社区的，个人做个人的，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方案。

《财经》：约翰逊的顾问说英国在四周之后可能面临和意大利相同的局面，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在多大程度上能应对这种局面？

陈铮鸣：英国的情况肯定会恶化和蔓延，但会不会发展成意大利那样的局面，我个人的判断是可能不至于那么差。第一，早期的感染曲线显示，意大利刚开始的情况比英国还好，几乎是零增长，后面突然暴发，这说明围堵工作做得不够到位，社区已经广泛传播却没有察觉。英国前期也采取了各种措施，有些传播及时得到了控制，虽然力度如果和新加坡相比可能还是不够，但至少在2月沒有明显的增加。

意大利好像非常风平浪静，除了1月底有输入性病例，后来基本没出现。意大利是第一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和第一个切断与中国航线的国家，最后也是疫情最严重的。由于采取的政策时间点把握得不好，或者把握好了但力度不够，因为它不像武汉出现暴发，大家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觉得没事，该干嘛干嘛。意大利2月举行了很多活动，威尼斯狂欢节、米兰时装周、马拉松都照常举行。

这种聚集性的群体活动传播很厉害，密切接触和互相交流，成为病毒最好的传播场所。病毒开始迅速扩张，开始可能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没有出现很明显的症状，扛一扛就过去了。慢慢扩散到老年人，真正的问题就暴发了。意大利是欧洲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对医疗的冲击很大。意大利的另一个问题是出现地区性聚集，伦巴第大区的病例占了全国百分之六七十的比例。虽然这是意大利最富有的地区，但医疗资源再怎么充沛也抵挡不住病人洪水般增加。英国希望病例能够比较均匀地分布，不会在某一地方出现对医疗资源的严重挤兑。

我认为英国可能不会出现像意大利那样的情况。一是年龄，英国的年龄结构相对没有那么老龄化;二是分布相对比较均匀;三是英国的感染虽然也在恶化，但早期病人的传播没有像意大利来得那么快，准备时间比较充足。英国的疫情发展可能比意大利晚三到四周，医院也在做必要的准备。现在分成两步，一是没有生命危险的手术推迟，但这会带来一些医疗的次生危害。另外可能要像意大利那样进行病人选择。治疗不是按先来后到，而是要根据病情，当呼吸机或者体外肺循环仪不够的时候，给谁使用？这很残酷，但没有办法。

《财经》：英国政府放弃了对所有轻症疑似病人进行检测，但这也有可能加剧社区传播风险。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吗？

陈铮鸣：英国政府的做法对中国来讲很难理解，这是由它的政治、社会决定的，有的时候是近乎无情的理性冷静。它根据概率论来计算，必要的措施希望民众配合。英国是一个公民社会，诊断了一例不可能把患者的行动轨迹全部公布，在东方社会这么做可以让大家提高警惕，这里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目的是不可能做到的。你不知道在哪里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防控难度。

但现在的政策是，出现症状全要隔离，我觉得民众应该会遵守。经过两个月大家对这个病的认识还是很重视的，电视上也在宣传各种卫生防护措施，洗手，但没有说戴口罩。这有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一是口罩紧缺，二是病毒通过飞沫传播，只要保持一定距离，所以强调洗手有其科学道理。

《财经》：放弃对轻症病人的检测是因为检测能力不足吗？

陈铮鸣：我不认为完全是，这是英国的一个策略。其实在2月英国已经开了十几个检测中心，现在的能力大概一天可以检测一到两万。检测出的数量可以体现疫情严重程度，但都去检测，结果显示阳性也未必去得了医院，因为要视病情而定。如果是轻症就待在家里，因为80%的人都是靠自身免疫力扛过去。一部分人扛不过去才到医院。这看上去是近乎无情的理性冷静，但也有它的道理，因为感染数量大，必须要做一些取舍。在家隔离，英国的条件比中国好一些，因为人口密度比较低，家里通常有几个房间，分为楼上楼下。但不检测就不会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

《财经》：武汉之前也是轻症在家隔离，但由此导致更多人感染，所以后来建设方舱医院集中收治，武汉的经历对英国没有借鉴意义吗？

陈铮鸣：武汉最大的借鉴意义就是不能挤兑医疗资源，不能让医生感染，这是非常关键的。进方舱医院的患者其实很少接受治疗，大部分不需要治疗就扛过去出院了。但通过设置方舱医院减少了不必要的社区传播。英国需不需要？现在暂时可能还不需要。一是英国的量还没有那么大，二是英国的国情决定可能不需要这么做，它的社区密度低，居住条件也比较好。英国强调在家隔离的话，家人一定要隔离，希望不会产生太多家庭聚集的交叉感染。肯定会有，但严重程度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财经》：戴口罩对预防新冠肺炎有没有用？为什么英国和中国结论不同？

陈铮鸣：英国和欧洲的文化是生病了才戴口罩。戴口罩的华人被打或者被歧视，有的是因为他们觉得你生了病还在外面跑，由此引发误解和冲突。但随着疫情的扩张，慢慢也会改变。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一些人开始戴口罩。

《财经》：你戴口罩吗？

陈铮鸣：我没有戴。第一，现在英国感染的人数还是少，比例还是很小，而且散在不同的地方。第二，采取了个人防护。现在戴口罩意义不是很大，因为英国人口密度不是很大。飞沫传播通常也就是一两米的距离，最最关键的是洗手。以前做过很多研究，禽流感和往年流感的时候，发现戴口罩不洗手也不能阻止病毒传播。有人戴口罩方式不对或者没有及时更换，又或者戴了以后不注意洗手，反而增加了感染风险。

还有一个问题是口罩现在很难买到了，虽然备了口罩，但要关键的时候再用。现在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减少接触。大家都比较警觉，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起到作用。

《财经》：防堵、拖延、研究和减损这四个阶段是英国应对传染病疫情时通常采取的模式吗？

陈铮鸣：不完全一样。英国肯定会制定一些政策，尤其是面对大的疫情，但首先要根据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危害和传播模式来制定。以前疯牛病传播途径不同，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可能会有100万人感染，但事实上没有。这一次说可能70%-80%的人感染，50万人死亡，这是最坏的打算，我估计不会这么糟。但先把最壞结果想到了，再看每个阶段出现什么情况，如何应对，根据国力，找到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的应对方式，英国无法做到像中国那样不计成本。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是一个全能政府，民众比较配合，疫情暴发相对集中在武汉。

英国的四阶段行动计划是根据这次疫情制定，现在进入第二阶段，但也不是一成不变，措施还会分阶段出来。研究穿插在各个阶段，不只是英国的研究，也会参考国际经验。现在主要还是延缓，因为还未感受到对英国医疗系统特别大的冲击。但两个星期之后再看，NHS受到的压力可能会不同，但尽量希望是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意大利就面临这种情况。

第二阶段的政策还会分三个层次，现在仍处于初级层次，虽然已经进入延迟阶段，但出台的政策还是蜻蜓点水，大力度的措施还没有出台，比如休学、休市、休工等，或者封城。这些都是可能的，都在计划之中，在必要的时候出台。但什么时候出手，我们现在也不好猜测。法国比英国严重一些，按疫情分析比英国早一到两周。其中有社会心理学的考虑，法国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怕了，一出手大家容易接受。但英国还没有到那种情况，如果现在喊狼来了，等到真的狼来了没有人信，这是很重要的出发点。武汉和意大利是遥远的，大部分民众还体会不到其严重性。

但过一个星期，如果疫情再继续恶化，现在每四天翻倍，接下来可能要考虑取消一些大型活动，比如体育赛事和音乐会。如果政府现在宣布取消公共活动，势必要产生退票，退票对企业影响非常大。而自己不去是自己的事情，损失由自己承担。所以现在的措施是尽量对社会、经济的震荡降到最低。接下来可能休学、休市，最后再看要不要封城。我估计会有这些不同阶段，希望不要走到封城这一步。但封城也是一个名义上的封城，意大利的封城和武汉的封城程度是不一样的。

《财经》：英国政府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引入一个行为心理顾问小组，他们依赖的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民众行为的预估，并由此制定了和其他国家应对程度完全不同的政策。你如何看待这个小组的作用？

陈铮鸣：很多事情有正反两方面，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教条，但也不能完全忽略。比如意大利封城，看起来是很好的应对举措，但孩子休学了，谁来照看？虽然减少了学校的密切接触，但这些孩子回到家里，有的需要老人带，于是增加了孩子传给老人的风险。如果需要父母照顾，父母是医生怎么办，医疗资源本来就已经很紧张。另一个要考虑的是要封锁多长时间。中国已经到了极限，再下去大家都要“发疯”了。英国和意大利又是另一种情况，一旦结束，全都跑去度假，反而增加人口流动和感染机会。这个问题很让人纠结，但很多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有其两面性。

对于民众的耐受度的评估是基于以往研究，在特殊时候，民众的耐受力可能不一样。但要英国封锁两个月是不可能的，两到三个星期可能是极限，但这三个星期什么时候用？等到高峰期的时候，大家心理也有准备，也接受了。现在可能不太能接受，在水到渠成时采取一个有效措施，大家都会配合。这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看上去有些过于理性冷静，但没办法，就像打仗一样，总要有所取舍。

《财经》：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还是有些难以理解。

陈铮鸣：是比较难以理解。中国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国情不同，不可能也没办法采取同样的举措。中国是一个全能的政府，老百姓也配合，大家步调一致。这边是公民社会，必须要互动，所以出台政策需要均衡各方面的因素。除非是到了极端的危急状态，那时采取政策水到渠成，但现在还没到时候。

所以在中国国内很多人不太理解。等到疫情过后，大家也可以探讨一下，不同社会的管理模式，利与弊，是很复杂的。有人讲中国的防疫是生物学加政治学，其中要考虑到很多政治学和生物学的因素。中国是希望打歼灭战，把病毒彻底消灭。西方比如英国和德国是“与病共舞”，打持久战。

《财经》：英国政府现在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其应对能力？

陈铮鸣：政策角度已经进入防疫第二阶段。目前政策的对与错，我们可能要两三个月之后才能进行科学评估。政府有政府的道理，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它是不是最合理的，谁都很难讲，要等到疫情过去。不同的防疫模式也是如此，中国是一百米快跑，冲刺过线，但新的卷子又发下来。英国则认为这是一场马拉松，先慢慢跑，不急于冲刺，因为看不到终点，所以现在如果采取某些措施为时过早。我们能做的就是自己保护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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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美国疫情的一篇

美国疫情为何被严重低估？

在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时，美国的病毒检测体系前期失灵了。

“这是一次失败，承认吧！”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契（Anthony Fauci）在3月12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该体系并没有提速到我们需要的状态。”

随着新冠病毒在美国引发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总统特朗普3月13日在白宫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狀态。美国抗疫在案例不断增加和股市多日崩盘后，正式进入新阶段。

导致美国疫情失控的是两个月内迟迟未得到解决的检测试剂供应问题。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李普西奇（Marc Lipsitch）指出，美国实际感染人数远高于目前统计，“目前的数字远远低估了实际情况”。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1月底就已经宣布疫情进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状态，要求各国政府为疫情做准备，美国华盛顿州也在1月19日出现第一个病例——曾经到过武汉出差的一名35岁男性出现发烧和咳嗽症状，但是美国防疫部门在检测试剂的准备工作上进展异常缓慢。2月4日，负责监管检测试剂和药物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下称“药监局”）才正式批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下称“疾控中心”）自行研发的检测试剂。

截至3月15日，美国的确诊病例已超过3600例，其中重灾区包括华盛顿州（769例）、纽约州（732例）、加利福尼亚州（425例）和马萨诸塞州（164例）。死亡人数达68例，其中养老院发生聚集性感染的华盛顿州占42例。美国疾控中心至今总检测病例仅有1.6万多例。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对药监局和疾控中心在检测试剂核准、制造和供应的缓慢甚至缺失倍感受挫，认为这导致美国错过在疫情初期发现感染源并隔离的机会之窗。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国会听证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不能排除此前因流感去世的病人可能是由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他对国会解释称，缺乏预算导致各实验室设备和人手都不足。

根据流行病专家的模型推估，在几种不同干预模式下，美国仍可能有1.6亿-2.1亿人在未来受到感染。

药监局前副局长沙福斯泰因（Josh Sharfstein）对《财经》记者指出，如果药监局在一开始就整合跨部门意见，情况将有所不同。

部分愤怒的专家和前官员公开要求第三方尽快就行政部门的失职进行调查。“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错，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独立评估（哪里出了问题）。”疾控中心前主任弗里登（Tom Frieden）呼吁政府尽快立案调查。

官僚体系制约

美国的防疫工作层层分级。州政府负责第一线，联邦政府主管防疫策略和资源分配。检测试剂的核准权在药监局，制造和研发检测试剂的首要责任通常直接落在疾控中心。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1月11日发表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后，各国实验室得以直接研发检测试剂，德国一周后首先完成，美国疾控中心在1月24日也完成自行研发，但是2月4日才获得药监局许可使用，接着在2月6日开始向美国数个公立实验室发放90个试剂。同一时间段内，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159个实验室发送了25万个试剂。

美国疾控中心坚持自行研发检测试剂，初期接受检测的条件严格限制在14天内到过中国且出现症状或密切接触过确诊病例。所有检测试剂由疾控中心发出到地方医院，地方医院采样后再寄回疾控中心在亚特兰大的总部进行检验。疾控中心和药监局强调这是为了保证准确性，但是在对付传染性如此高的新冠病毒时，这样的做法被认为缺乏弹性，层层关卡浪费了美国几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本来可以用来更早地找出感染病人，积极控制疫情。

曾经在美国疾控中心工作过的范德堡大学医学院流行病学家沙夫纳（William Schaffner）教授指出，自埃博拉到寨卡病毒，美国习惯于自行研发检测试剂。“接受别人研发的试剂（对疾控中心）是个不可思议的想法……其中可能有些我不知道的考虑，但是我相信自尊是其中一个原因：谢谢你（的慷慨），但我们知道怎么做，我们将自行研发。”

不过，美国疾控中心自行研发的检测试剂随后出现无法准确测试病毒的问题。疾控中心后来放开让地方公立实验室自行检验样本后，检测试剂出现无法检测出正确结果的情况，接着检测试剂盒的重要组件又缺货。至2月底为止，美国全国100多个公立实验室只有3个实验室有准确的疾控中心提供的检测试剂可用。

检测试剂短缺给各州政府的防疫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分管卫生与公共服务的纽约市副市长亨泽（Raul Perea-Henze）自2月2日起三次发信给疾控中心，反复请求疾控中心给纽约市公共健康实验室提供对抗新冠病毒的医疗资源，尤其是检测试剂。

“之前收到的检测试剂无法满足纽约市860万居民的需求……联邦政府的迟缓回应已经延迟我们打败病毒的努力。”

疫情严重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和金县公共卫生部门专家杜钦指出，“检测能力的短缺阻碍了我们对这病毒传染力和可能扩散程度的了解……如果我们更早具备检测能力，我们可能对这疾病有更好的了解。”

美国疾控中心因检测试剂不足对筛检对象设立了高门槛，但是高门槛直接导致病毒传播进入社区感染阶段。当美国在2月27日首度出现不明原因感染病例时，疾控中心因为该病人既没有旅游史也没有接触过任何确诊病患而拒绝对她进行筛检，直到她病情严重，入住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附属医院再三要求，最终才给予检测，此病例成为美国第一个认定的社区感染病例，北加州的感染病例数后来出现快速增长。

美国疾控中心的坚持背后是药监局的严格要求。不同于中国国内，美国实验室分为公立和私营，私营实验室又分商业和医学研究机构，这些实验室可依法自行研发检测试剂，但需药监局核准才能使用。药监局核准耗时且昂贵，新检测试剂进行临床测试时需要实验室具备一定资格，样本数和实验结果也须达到一定要求。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美国药监局至2月底都仍坚持这个政策，只允许美国疾控中心进行检测，导致私营实验室的检验和研发能力完全无法被纳入到抗疫的努力之中。

在疫情蔓延同时，数个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西雅图实验室、北卡罗来纳州医学中心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在2月中都已完成检测试剂研发，但是因为药监局迟迟未签发紧急授权（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几个星期内都无法进行临床试验。让研究人员不理解的是，药监局在紧急时刻还要求相关材料不能用电子方式传送，而需邮寄纸质文件到马里兰州办公室。

“都已经2020年了……病毒移动速度比药监局还快。”华盛顿大学临床病毒学实验室格伦宁格（Alex Greninger）指出。

美国临床实验室联盟也指出，私营实验室自1月中就开始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门联络希望取得检验核准，但是从未得到正面回复。药监局的拖延迫使全美国100个实验室的负责人联合发函给参众两院委员会，诉请国会介入加快药监局的审批流程;同一天，美国微生物学会也发函给药监局，要求药监局对其成员紧急授权，学会在信中指出，“如果我们手上有安全且有效的检测试剂但却无法使用，这可能给人们带来（染病）的风险。”

1月中，当华盛顿州出现首例感染病例，盖茨基金会资助的“西雅图流感研究”负责人认为，既然该计划已经搜集了当地病患案例的鼻咽拭子，检测这些样本是否为属于新冠病毒感染将有助于了解病毒是否已在美国传播。不过，该提议遭到疾控中心和药监局再三拒绝，主要理由包括：未获得病患的许可、该机构并不具备临床检验资格。

负责“西雅图流感研究”项目的专家朱海伦（Helen Chu）在2月25日不顾药监局有无批准，对一名当地无旅游史的青少年样本做了测试，结果呈阳性反应。朱海伦表示，这意味着病毒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已经在美国传播了一段时间。华盛顿州随后对其他样本进行病毒测试，发现两个死亡病例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

心急如焚的地方政府只好重复要求美国疾控中心和药监局加快核准其他实验室的检测资格。纽约市副市长亨泽要求药监局应该加速核准临床传染病检测、临床实验室和其他机构研发的测试方法，加速纽约市的筛检，同时要求药监局和疾控中心针对新冠病毒的筛检讨论保持迅速且透明。

药监局前副局长沙福斯泰因对《财经》记者指出，联邦法律和架构并非缺乏弹性，在一定安排下，药监局完全具备兼顾到准确性和授权新检测试剂的弹性，只是药监局在疫情初期选择了不一样的策略。

提高筛检速度和能力

在层层压力和批评下，美国药监局和疾控中心终于对政策做出调整。药监局在2月29日宣布放宽限制，允许递交申请紧急许可的实验室，只要递交相关材料就可以直接进行临床试验，不需等到药监局完成审查，试剂最后需要递交五个阳性和五个阴性反应样本才能正式成为可使用试剂。

疾控中心也同时宣布包括Quest 和LabCorp在内的数个大型商业实验室自3月开始加入检测行列。根据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统计，到3月14日为止，美国大学和商业实验室单日检测能力达到26860个，其中加州18个公立实验室单日检测能力8000个，LabCorp 达3000个。Quest在获得药监局核准后指出，他们将在一周内达到单日筛检1万个样本目标，一个月内将这一数目提升到单日2万。

佛罗里达大学新兴病原体研究所所长莫里斯（John Glenn Morris）强调，“解决方案从来不是疾控中心能派送几个检测试剂，而是让那些大型商业公司参与，这样我们才能开始检测所有需要的人……那时我们才能开始了解这个病毒散播的有多广。”

除了实验室，检测试剂制造商也加入改善检测试剂的供应问题。赛默飞（Thermo Fisher）3月13日获得美国药监局的紧急检测试剂制造许可，该公司表示将在一周内完成140万个检测试剂盒，一个月内完成500万个检测试剂盒的目标。另一家也得到药监局许可的检测试剂制造公司罗氏则承诺在一周内达到制造40万个检测试剂盒的产能。

3月11日起美国几个城市开始设立免下车筛检站让民众可以接受采样，包括西雅图、旧金山、圣安东尼奥、纽约州的新罗谢尔、明尼苏达的罗切斯特、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和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科罗拉多的筛检站从3月11日早上10时开始，接受筛检的人需要出示医生的处方。筛检门槛包括：1.发烧或下呼吸道症状（且曾在14天内接触确诊病例）;2.14天内曾到过高风险传染地，出现发烧或下呼吸道感染症状，且已经排除其他疾病可能;3.出现需要住院的严重呼吸道症状如肺炎但无法确诊者。不过，想接受筛检的民众过于踊跃，平均等待时间达4小时，3月11日才开始开放的筛检站一天后就因为需求过大被迫紧急叫停。尽管如此，科罗拉多州表示将尽速满足民众筛检需求，希望未来能对所有感冒症状的民众进行筛检。

特朗普在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记者会上强调，将来“谁想筛检就能得到”。在协调之下，数个主要零售商沃尔玛、Target、 CVS、 Walgreens的停车场将设立临时取样站，让民众都能够开车筛检;谷歌也设立网站协助民众分析症状和是否需要接受筛检，如果需要筛检网站将直接引导民众到最近的筛检站。

随着美国的疫情升温，社会陷入恐慌，特朗普多次谴责防疫部门延误，甚至责怪前任总统奥巴马。但是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解散国安会“大流行”对应小组被认为是导致这次抗疫缺乏整合的主要原因。

美国疫情是否能进一步得到控制，流行病学家各持不同看法。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病毒和疫苗专家克莱默（Florian Krammer）对《财经》记者指出，检测试剂的短缺造成疫情的扩大，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得以解决。但他也指出，疫情过后，相关部门应該检讨职能设计的问题。

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契在听证会上警告，由于之前的应对失误，美国疫情“将会更为严重”。他指出满足检测试剂只是第一步，“因为测试不会告诉你最后会有多少病例”，大规模筛检能帮助了解目前疫情的严重性，但是美国需要的是多管齐下对抗病毒，包括筛检、隔离、预防社区感染，同时加速研发治疗方法和疫苗。

3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通过《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急法》，它将为无保险者在内的所有人提供免费新冠肺炎筛查，并确保患者及家属能带薪休假，也将提供额外医疗援助，食物援助和失业救济，预计耗资超1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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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像信里所说“基本上不批判美国的问题”可以按照每个人自己的标准去掂量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