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发哨子”的问题 -- gzdcl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

不知道这个判断是从哪里得出来的。

艾芬拿到的是一个“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不明肺炎。

但是，这个报告上提到了SARS冠状病毒。是确诊SARS吗？前面说了，是“不明肺炎”，那至少没有确诊，至多怀疑是SARS。

既然是这个状况，又知道医务工作纪律，是个可以外传的医疗消息吗？

在没有确诊的情况下，如果社会上很多人以为SARS又来了，会造成社会恐慌吗？

艾芬本身不是呼吸科医生，不是传染科医生，不是相关研究人员，不是这些发热或者不发热的病人的一线诊断医生。

艾芬从12月16日开始就得到了这些病人是冠状病毒的报告，期间她又知道几个，一直到12月30日，总共长达15天的时间，作为一个急诊科的主任医师，15天长的时间并没有触发她的敏感神经，甚至到她的一位同学从别的渠道获得“华南”消息问她，她都没有异常回应。知道具体的SARS及其描述才惊到了她。

我们闭上眼睛，假设我们遇到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人，并不知道她是个医生/还是个主任，她的表现让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什么？不就是和自已一样的一个路人甲吗？

因为接收到了一个惊到她的消息，出于主任医生的正常反应加一个普通人的惊愕意识，她把这个信息报给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是不是再普通不过的行为？

而这个时候，那个诊断出“不明肺炎”的科室主任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事，反应竟然是“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科室那个主治医生还没有把这个诊断结果报告给自己科室的主任。

到目前为止，我以为医院一线医生和那些“专家”都是各自为战的，而且一线医生也不是很敏感。都属于正常现象。

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艾芬作为一个医生，而且还是个科室主任的医生，却把刚被临床医生写有“SARS”等信息的报告加上红圈同时通报了同学，和更广泛的“科室医生群”，结果是：“当天晚上”“就传遍了”“各处都是我画红圈的那张照片”“包括李文亮在群里发的那份”。

请大家注意，这种事，你们会怎么界定？艾芬造成的效应对不对？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了疫情本身的后果，觉得当时有人提醒大家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谁都没有先知先觉能力。如果假设这次没有出现这么严重的疫情呢？我们该如何定性艾芬和李文亮的行为呢？

坚持做一件认为对的事需要后来的结果做标准吗？我看不需要，标准应该是当时的自我肯定判断和主观出发点。

艾芬和李文亮在传播之前有什么特别肯定判断吗？

显然是没有的。

他们的所有传播都仅仅建立在“不明肺炎病毒感染”上，仅仅是医生检测报告上有个关于SARS的表述。他们并不清楚真正的情况。

李文亮等8人还被警察训诫了，而艾芬很特殊，应该属于有点特权的一种，并没有受到同等“摧残”，估计是受到医院领导保护的，只是内部做了比较不客气的严重批评。

下面把传播小道消息（不用“造谣”这个词）放到一边，说说“吹哨人”的性质问题。

说实话，过去并不明白“吹哨人”这个特别的称谓以及特别的“社会地位”。这次算是又长了一个见识。

像“吹哨人”这样的新词不断涌现，我的理解是，本身是对政权的攻击，或者是对目标明确的主要领导的攻击。（要说明的是：我这样说，并不是要站在发明新词势力的对立面，维护这个政权或者领导，而是就事论事。）

“吹哨人”本意应该是“集合”，听候命令。

我想，这次的用法应该是“警示”的意思。

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李文亮的“警示”范围很小，属于自己的亲朋好友，不是舆论所说的对社会意义的“吹哨人”，其最后效果除了让个别人提前知道这个消息之外，感觉并没有对社会有什么有益的作用。所以，我不认为他被评为抗疫先进是恰当的。

那么，艾芬呢？上面的经过都知道了。

她自己评价说，是发哨子的。

如果要是发哨子的，我以为应该是像谍战剧中的地下党小组长在一个黑屋子里给大家分配任务，然后各人各奔东西找到一个立足点散发革命传单再进行宣讲。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小组长发布的命令是：他让他的战士们都回家，给老婆孩子每人一张宣传单，并念给他们听。——这个类比，已经算是最高尚的了。

所以，艾芬是发哨子的吗？

不是。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发小道消息的人。因为她的信息并不是她自己的一线成果，而是“听说”的。

那么，艾芬的投机性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她在传播后多次想到“可能坏事儿了”，“心情不好”，“担忧”，“翻来覆去”“睡不着”“懵了”……

第二，李文亮被评先进了。

第三，疫情结果证明大家如果能够提前知道消息，有可能减少损失。（但事实上，如果没有恰当的组织应对措施，不仅社会恐慌是个问题，还可能传播更多更快。）

第四，“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