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 红军迷

苏州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张顺生

摘 要：“ 约定俗成”是语言形成和发展中的常见现象。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在《正名》中便提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翻译语言亦然。然而，从翻译实践看，翻译更体现人类的认知过程，因此，随着认识的提高，人们应在总体遵循“约定俗成”的同时，不断突破局部不合理的“约定俗成”的樊篱，开始新的“约定俗成”，以促进翻译系统不断完善、走向逻辑自洽。

一、引言

“认知”是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我国先秦诸子不少都谈过正名问题，体现了我国古代对语言的认知意识。如荀子在《正名》中提出的“制名原则”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缘天官”；二是“约定俗成”。（罗渊，2004：112）荀子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所谓“缘天官”即指“直觉的语言经验是言语交流中的判断的起点”（刘宓庆，2005：159），而“约定俗成”即所谓达成共识。墨子也曾说过：“瞽不知白黑者，非其名也，以其取也。”（转引自陈宗明，1997：87）意即“生来就是盲人的人不辨黑白并非因为不知黑白这个两个名称，而是不知黑白所指。”可见，墨子认为名与实没有必然的联系，换而言之，“以名举实”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现象。人属于一个大的“人类家族”，具有文化的、认知的、伦理的、逻辑的“家族相似”，这种种相似可以达致人的共识，约定事物的命名以便语言交流。（刘宓庆，2005：159）

不难理解，荀子等的语言“约定俗成”观彰显了建构主义观，而荀子的“名无固宜”和“名无固实”说法则道出了解构主义发轫的缘由。

关于语言的“约定俗成”现象，西方主要语言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de Saussure）曾经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是一种社会制度，同时又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转引自陈明芳，2006：95）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也承认“约定俗成”之说，但他认为“约定俗成”就是“任意性”。（转引自宋颖桃，2004：111）

二、约定与再约定

荀子等的“约定俗成”表明“语言的产生受到社会的制约”，而“名无固宜”和“名无固实”则表明，语言中“不存在超验的、超时空的宜与实”（刘宓庆2005：158），即语言具有任意性。语言需要约定俗成，这是因为，起初事物和概念的命名并不一定有充分的理据，如果不约定俗成的话，人类便无法在彼此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甚至根本无法交流，当然更无法认识自己的过去、展望自己的未来。

故此，“约定俗 成”是人类语言最重要的特质。翻译亦然。然而，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翻译，尤其一些词语的经典翻译，似乎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说，一旦经过一次 “约定俗成”，就大可以一劳永逸了，应当当作真理来捍卫。不过，翻译实践研究表明，对于整个翻译系统而言，翻译永无完结，根本不存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现象。

就翻译系统整体而言，翻译的约定俗成更是一种永无终结的探索性认知过程，是在人类漫长的翻译实践中完成和完善起来的。随着人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提高，约定俗成的翻译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应在总体遵循“约定俗成”的同时，不断突破局部不合理的“约定俗成”的樊篱，与时俱进、适时开始新一轮约定俗成。

一般而言，概念越复杂，可能需要的时间便愈长。因为既然某种翻译是约定俗成的，这就表明该翻译只是一种暂时的理解，因而有可能当时的理解未必完全到位、甚至还有不妥当、不合理之处。这样的例证其实并不鲜见。如梁启超等将inspiration引入中国时不知如何翻译，便暂译作“烟士披里纯”，后来inspiration才渐渐“约定俗成”译作“灵感”；早期译诗人Byron的名字时，学者们钟爱的译法是“白衣龙”，只是后来才重新约定俗成译作“拜伦”；严复把“economics”翻译为“计学”，而我们今天用的是日语的“经济学”（姜望琪，2005：84）；“aesthetics”一词最早并非译作“美学”而是“感性学”（详见 范明生，1999：786-794）；我们今天熟悉的“science”的翻译也经历过数次“约定俗成”。清代，“science”曾一度被译为“格致”（“格物致知”的略语，胡适曾“格物致知”做出一番阐释，称“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是故，当时的自然科学家均称“格致家”。）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留美学者把“science”译为汉字“科学”。康有为首先把日文汉字“科学”直接引入中文。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和《原富》两本书时，也把“science”译为“科学”，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五四时期，与democracy（民主，当时译作“德莫克拉西先生”，简称“德先生”）一道，science又成了学界耳熟能详的“赛因斯”和“赛先生”，最后才渐渐“约定俗成”为“科学”这一译法，可见science译名的约定俗成其间经历了数十年。Jesus的翻译更是发人深省：《历代法宝记》中的“迷诗诃”，就是敦煌景教文献《序听迷诗所经》中出现的“移鼠弥诗诃”，也就是唐朝景教徒对耶稣名字Jesus Messiah的汉文译音（吴玉贵，2002；宋兰友，1978）。搜索网络也能找到佐证：有网友撰文称，Jesus在7世纪译作“移鼠”、“翳数”，16世纪始译作“热所”，16世纪末才终于有了我们现在所称的“耶稣”(http://www.catholic.org.tw/ABDK/Anotation%2088-11-12.htm)。Jesus的定名从“移鼠”到“热所”再到“耶稣”经历了漫长的9个世纪，这充分说明，有些翻译名称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和若干轮“约定俗成”才能最终得以确立。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应用翻译更是如此，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翻译的内容日日新、月月变，再加上语言本身的变化，过去认为是适当的，现在可能不一定适当了。例如，过去“外向型经济”一直译为“foreign-market-oriented economy”，而现在改译为“global-market-oriented economy”，因为“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十六大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措施……不再局限于产品的出口。”（徐红梅，2003）“小康”过去常用a fairly comfortable life, a relatively comfortably life, a comparatively well-off life, a moderately well-off life等来表示。而现在经过有关部门专家的反复研究，认为“小康”可直接译为well-off，如“小康社会”译为“a well-off society”，“小康水平”译为a well-off standard等，非常简洁。（方梦之，2003:49）媒体原先将“福娃”约定俗成译作“the Five Friendlies”，现在已经重新约定俗成称之为“fuwa”。

三、翻译再约定现象的启示

基于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笔者认为，翻译中要注意三点，其一、翻译中制名要慎重；其二、要培养问题意识，经常对“约定俗成翻译”进行反思；再者，要充分认识到，翻译的约定俗成还要受到源文本的规约。

诚如严复所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如果一名称在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中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或者相当于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中某一特定名词，那么，这时我们就要充分考虑如何翻译才“宜”。如paper money，英语中paper money相当于汉语中的“纸币”，因此，如果将汉文化负载词“烧纸钱”不加注释地译成“burning of paper money”（林语堂，2005：557）就可能令英语为母语的受众大惑不解；汉语中，“鸟人”是骂人的语言，不能想当然译作“birdman”，因为英语中的“birdman”意为“飞行员”；汉语中，“童养媳”的含义不言自明，而如果不加解释地译成英语中的child bride（林语堂，2005：61）就可能招致误会，1935年英文电影Child Bride的译名《童妻》便充分说明了“child bride”和“童养媳”是“假朋友”（false friends）。再比如，英国成立于2002年8月的一所英文名叫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译法。媒体报道时均清一色地称，2008年5月21日，“伦敦城市大学”作秀给达赖授予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经笔者调查，这所谓的“伦敦城市大学”实为英国一所名不经传的大学，其英文名为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笔者对此做法深不以为然，因为伦敦已经有一所大学被译作同样的名字，这便是成立于1966年、在英国卫报大学排行榜（The Guardian University Rankings）排名20左右的City University London。既然City University London出道比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早得多，而且，从语词上看，将City University London译作“伦敦城市大学”也更名正言顺，因此将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译作“伦敦城市大学”就大为不妥，或许译作“伦敦大都市大学”更“宜”。

如今，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成为中国地名人名英译统一的国际标准，因此，大凡我国地名人名的翻译理应走向标准化。基于此，西藏理宜进行新的约定俗成译作“Xizang”而非保留殖民倾向的约定俗成词眼“Tibet”。达赖喇嘛将Tibetans与Chinese并列，而汉语版则称作汉人藏人，明眼人一下子就能道出个中玄机。the Chinese已经渐渐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名字，而非仅仅是汉族人（the Han people），Chinese（汉语）也许改译为“国语”更符合当今的现实。可以说，Tibet和Tibetans（宜改译作the Zang people）这两个词语的保留带来很多的后遗症，一些对中国素有偏见的组织和团体就一直在字面上做文章。试想，“西藏人和中国人”！这种说法多荒唐！难道西藏人不是中国人？

据说，以前有位大学老师将“Mencius”翻译成“孟修斯”，这几乎成了经典的笑话，可是，笑话之后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有些人认为：孟子真正的英语说法就是“Mencius”，这显然站不住脚。笔者的观点是，我们应当逐步将一些原来常用名称过渡到现代规范的汉语拼音名称。Mao Tse-tung不是渐渐被Mao Zedong代替了吗？

没有发现问题，其实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此，翻译研究只不能停留在为存在找理由之上。下面，笔者再来探讨一些经典词语的译法问题：

chess的译法。根据词典的解释，chess指“a board game of strategic skill for two players on a checkered board……”（Pearsall，2001：314）这么看来，chess兴许译作“切思棋”或“西洋象棋”更合乎逻辑，而“非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则应学习围棋（weiqi）的英译译作“xiangqi”。将chess译成“国际象棋”明显有潜意识崇洋媚外和自我矮化的痕迹或心态。

St. Valentine Day恐怕译成“圣瓦伦丁节”更妥当，而非“情人节”。将St. Valentine Day译成“情人节”不仅一定程度上曲解了St. Valentine Day的内涵，而且似乎有为不正当的情人关系翻案的嫌疑。显然，无论从语言上、道德理念上和文化渊源上都说不过去，因为St. Valentine Day源于恋人之间的关系而非情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已经逐步发展为西方一种“泛爱”的节日，是一种包括恋人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理解和欣赏的“爱”。“圣瓦伦丁节”贺卡上的经典语言“You are my Valentine”绝不是“你是我的情人”这么俗气。

Christmas Day在中国大陆的过于红火，翻译也“功不可没”。熟悉英语文化的人都知道，Christmas Day本意指“耶稣诞生的节日”，因而，像菲律宾和台湾那样将Christmas Day译成“耶诞节”（耶稣诞辰节）似乎更为准确，而我们现在大陆很多人还没搞清楚Christmas Day是怎么一回事就过起“圣诞节”来。据称，在Christmas Day那天，就连美国总统也不会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Merry Christmas!”，因为，从严格宗教意义上讲，这个节日只属于基督徒，而总统则是国家的象征，不只代表基督徒。将Christmas Day译作“圣诞节”是“对商品市场的‘无保留’迎合，将译语文化目的推到极端，放弃了对翻译思想的执着”（刘宓庆，2005：xxii）。 Bible的译法也存在着人为拔高问题。既然英文词典对Bible的解释是：the Christian scriptures, consisting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Pearsall 1998：169），即由《新约》和《旧约》组成的《基督教经》，因此，翻译时理应译成《基督教经》（与《佛经》和《可兰经》平等）、顶多译成《基督教圣经》才能彰显今天文化多元、平等的理念。将Bible译成《圣经》明显有潜意识“独尊基督”、隐含将其他宗教视为异教的倾向和心态，不利于宗教之间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