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我们应当怎样纪念李文亮医生 -- 任爱杰

批判当下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容易陷入“今不如古”的思维怪圈。本次疫情也一样。因为本次武汉和湖北的官僚拖延了20天，全社会就开始痛骂官僚因循守旧，拙于任事，勇于甩锅。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官僚的这种风气是今天才产生的，尤其是在某人反腐败、加强对官僚监督之后才产生的。用这种思路做宣传的人，要么就是在为党内派别斗争服务，要么就是已经上当受骗了。

我前几天就说过，不说大清，本朝以前就没有官僚打压异见，推诿卸责，缺乏主动性的恶性事件吗？先帝在位的时候非典各地不约而同地捂盖子长达四个月之久，西藏、新疆连续暴乱，无辜百姓死伤无数，内里的盖子到现在都没揭开。这难道能是先帝所任官员勇于任事的表现吗？至于再往前，恶例就更多了。只说先帝，就是针对九龙治水年代体制内某些拒绝受监督，拒绝建立法治社会，妄图利用群众对基层缺乏民主的不满抵制上级巡视，扩大官僚团体自由裁量权的坏分子。这些人的做法，和文革时期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样的。

本次疫情其实应对措施都远比往年要有力，无论是纵比（2003年SARS或者1967年脑膜炎），还是横比（美帝H1N1）。感染人数和经济影响虽然超越非典，这是因为这次病毒本来传染性就高。如果按照2003年非典时期拖延四个月的水平，这次的病毒早就打爆全国的医院了。更何况，武汉官僚的拖延，正是由于他们遵守了2004年依据非典经验制定的卫生防疫法依法上报，等待上级批复，在此期间没有权力公布信息。武汉警察处罚李文亮等八位医生，依据的是2005年的治安处罚法。有人说官员不应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是不是说官员就应该无视既存法律，随意行使权力呢？如果这样做，那只能说中国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了。

群众如今对疫情的不满，有自身生活受影响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提高，思想自由，舆论活跃，此外对政府能力要求提高。维稳时代拟定的法律已经不能适应于新形势。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任何过去的年代都不能比拟的。朝廷只要顺势而为，对热点问题给予开诚布公的交代，该道歉的要道歉，该平反的要平反。事后还要修订落伍的法律。只要这样做了，国家的治理能力自然会提升一个台阶。而如果按某些人说的，停止监督，允许地方官员“积极主动”地无视法律，那才是倒行逆施的取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