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论社会主义公有制 -- 88BaBa

1978年邓小平的转向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有必要对外资开放是出于以下考虑。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就新的转向进行了讨论。尽管会议指出中央计划经济仍然是主导形式，但已开始尝试将权力下放，并鼓励开展私营经济。其背后的想法是通过引入市场来满足经济需求。

这最终促使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要在南部沿海即香港附近、澳门附近、广东省和福建省建立4个经济特区。这些就是即将对外资开放的区域。最初，针对以什么程度向外资开放以及对何种外资开放等问题都有很严格的限制。这也证明了我们之前的论述——即使邓小平一派也只是把这些尝试视为在坚持中央计划和公有制经济不动摇的情况下、促进生产力现代化的手段。一开始，他们非常谨慎，只作出很有限的让步。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限制，四个经济特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马上取得成功。因此，1983年这些限制有所放松。比如，外商独资企业获准进入特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按经验主义行事的官僚并没有一个完全构思好的“计划”。但是一旦官僚走上了这条道路，之后的发展就会开始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展开。官僚发现市场的力量越来越难控制。如果他们希望资本家来投资，那他们就必须为资本家们创造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相似的进程也在农村展开。土地集体所有制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则是私人生产。土地被承包给农户。虽然在法律上土地仍为国家所有，直至现在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私人财产。比如，被承包的土地能由承包者的子女继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卖和作为遗产留给子孙等现象。

这也导致农民的贫富分化——一些农民发家致富；而另一些农民则失去了生活来源，不得不前往城市打工。一方面是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陷入贫困的农民。由此产生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则为城市中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基础。

这一过程与1861年米尔解体后俄国的经历非常相似（米尔是俄国沙皇时期的一种村社组织）。随着米尔的衰落，农民开始向城市迁移，在1880年至1912年之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而当今中国这一过程的规模要远大于当年的俄国。这也可与英国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相比——当年英国农民被残暴地驱逐出土地，被迫进入条件恶劣的城市生活。这甚至可以与美国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西进运动相比。尽管与所有上述历史先例都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的这一过程却有着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

为吸引外资，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创造“劳动力市场”。部分国有企业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打破了劳动“终身制”，使解雇工人成为可能。

1983年，改革更进一步——国有企业可以与新招工人签订有期限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制的实行意味着新招工人不能享受国企工人以往所享受的福利。到1987年止，750万工人作为合同工被招入国有企业，另外还有600万工人从固定工转为合同工。

同一时期，个体私营劳动力开始增长。1979年个体私营劳动者人数只有约25万人，到1984年就发展到340万人，他们大多都在非常小的企业中工作。最初，国家对于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设有限制。到1987年，这一限制被取消。此外，还有一种变相私营企业获准发展，即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虽然这些企业归地方政府管理，但它们以营利为目的，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经营。（之后我们将单独讨论乡镇企业的发展。）

尽管如此，国有经济在这一阶段仍然占主导，引导整体经济进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有经济劳动力仍占总城镇劳动力的70%。但这些工人的地位却在变化，他们中有越来越多人被转为合同工。

国有企业的倒闭使得失业现象首次出现。推行“市场改革”后不久，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并引起社会不安。出于对政治后果的担忧，政府在1981年决定减缓改革进程。之后每次出现危机，政府都会采取这一措施。但我们也看到，每当减缓改革稳定局势后，官僚都决定再次深化和加速改革，而从未有过倒退。

1982年，中共官方仍然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这时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的官僚试图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国民经济。1984年，改革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私营个体经济和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高。大多数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放开，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

同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可以看见，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即使在政府的措辞中都开始显现。十四个新设立的口岸城市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特区所覆盖的范围。一年以后，珠江三角洲、闽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加入经济特区的行列。此时，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的所有区域已基本全部向外资开放。

1986年，开放进程继续加速。一些新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外商投资，例如：对外资征收较低税金，更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员工，以及更容易获得外汇。与此同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了平均工资制，打破劳动“终身制”，让工资与生产力挂钩，并签订短期合同。这些制度都为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所熟知。

198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工业产能的增长带动了对机器及其它货品的进口需求。因此，80年代中期，中国贸易赤字大幅上升，通胀压力迅猛增加。1988和1989两年的通胀率均达18%。这使得工人阶级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受到重创。

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不稳定迫使政府放慢改革进程。1988年底，政府迫于压力减缓所谓的“改革”，企图收紧货币供应并控制通货膨胀。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景象 – 1989年的经济衰退。这一切使得社会动荡愈演愈烈，罢工的浪潮接踵而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六四”抗议运动酝酿而生。

“六四”事件说明了什么？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具有政治革命的元素。大批学生走上街头，青年们唱着国际歌，仿佛在对政府和世界舆论说，“看，我们不赞成资本主义，我们不是反革命”。

然而，运动从一个学生和青年的抗议活动逐渐发展到工人当中。这让政府感到十分惧怕，并让斯大林派决定不惜以流血的方式彻底粉碎这场运动。正是通过这种残酷的镇压，政府确保社会仍被其牢牢地掌控。有些人也许会问何时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关键的转折点。因为我们所分析的是开始于将近三十年前的整个进程，所以要确定这样一个时间点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加速这个进程的关键事件确实存在。因此，我们认为更合适的问法是这一复辟过程存在哪些转折点。毫无疑问，“六四”事件就是这一系列转折点中的一个。

“六四”运动被粉碎后，形势进一步右转。“六四”点燃了许多工人和青年的希望，但人民群众最终却被击败。“六四”之后，政府搜查所有运动主要领导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失踪或入狱多年。同时，官僚为重新稳定局面又暂时放缓了市场改革的进度。但之后当它认为局面已得到控制，官僚又再次加快了迈向资本主义的步伐。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当时的东欧和苏联发生了什么。1989年所有东欧前斯大林主义政权相继倒塌。随着官僚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混乱时期开始了。苏联抵抗了更久一些，但随着前斯大林主义政权于1991年崩溃，它也最终屈服于同样的过程。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些政权已经糜烂到如此的程度——当其倒下时官僚内部没有任何抵抗。俄罗斯曾一度存在发生内战的可能，但态度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如此的腐败，他们无力抗衡任何成气候的反对力量。他们所代表的制度已经达到它的极限。

这些事件无疑对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形成影响。 直到那时，他们都在实施市场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对外资开放；然而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并且共产党的立场是公有制经济将继续维持主导地位。官僚手中仍然操控着掌控经济的杠杆。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仍有逆转的可能性，但他们并没有逆转的打算。正如我们所说，他们从未向回迈出过一步。面对不稳定的时刻，改革过程会有所减缓，但却从来没有逆转。

1992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六四”事件、东欧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及苏联解体对中国官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决定加速市场经济改革。他们开始认为资本主义复辟是他们自身危机的解决途径，不过他们坚信这个过程必须在他们的牢牢掌控下完成。本质上，这意味着官僚们在准备着将自身转变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尽管官僚正在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前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能成功。声明意图是一回事，实现意图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和1929年大萧条那样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可能会以不同的结果收场。但事实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其他文章中，我们探讨了西方经济之所以在那段时间能持续增长的一系列原因。然而，经济增长只是在进一步积累新的矛盾，为将来更大的危机埋下伏笔。但是，中国官僚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整个进程，而只是以经验主义的方式应对这些事件。他们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繁荣发展，而斯大林主义却在土崩瓦解。

1992年，官僚明确表达了自己针对这一系列事件所做出的结论。在那年的党代会上，他们正式放弃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提法，并宣布将建立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年，邓小平开启了其“改革方案”的新阶段。他在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的南巡旅途中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也是政权内部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时，市场机制已经在中国运营了一段时间。1992年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正式决定放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他们决定缩减国有部门。在那以前，私营经济只是在公有制经济之外发展。而现在，政府决定开展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首先选择了2500个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和100个中央所属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这些企业的改制于1998年完成。

1994年，他们扩大了改革方案：除中央将继续控制的1000个最大型的国有企业外，其余所有国有企业都可以被个人租赁或买卖。到九十年代末，国有企业共雇佣8300万员工，这只占总就业的12%、城市就业的三分之一。与1978年国有部门占城市就业的78%相比，变化极其巨大。

九十年代末，国有经济对GDP总产值的贡献下降至38%。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中共又进一步提出所谓的“放开搞活政策”，即国家放松和放弃控制。国家继续放开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管制。比如，2000年7月，北京市政府宣布三年内所有中小型国有企业将不再实行国家和集体拥有制。到2001年，国有企业只占制造业总就业的15%，国内贸易就业的不到10%。

中国之所以能幸免于东南亚经济危机，一部分原因是国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对外贸具有控制，同时人民币也尚未实行自由兑换。这两个因素使中国能够屏蔽危机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反而在危机中增强了实力，并在该区域形成了主导。大致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改革进程进一步加速，而改革的方向也非常明确。共产党领导层已经完全相信私营企业比国营企业更有效率。他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唯一能想象的国有企业是在官僚计划下管理不善的国有企业，他们完全无法想象在工人管理下高效运转的国有企业。

一篇名为“中国的所有权转换”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数据。该文章发表于2005年，由国际金融公司（隶属于世界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的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Stoyan Tenev及Yang Yao等所撰写，发表在国际金融公司的网站上（www.ifc.org）。

作者强调私有化正式于1992年开始。关于1995年作者这样写道，“政府决定保留500至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由私人租赁或买卖”。文章解释说，这一决定存在充分的理由，因为1997年，50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持有37%的国家工业资产，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由中央政府控制。

关于加速改革，文章解释道，“这一趋势反映出的理念是，一个企业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管理层必须拥有多数股份”。而这在中国以“国退民进”的口号出现。他们希望通过这一口号将信息传递给民众。

文章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来勾勒改革的过程、揭示改革的加速。比如，文件这样解释，“如果这（六个样本城市）是全国其它地区的典型代表，那么中国已经在私有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许多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更远了。”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出售国有企业的过程。这不仅是国有和私有经济所占百分比的问题（尽管最终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也不仅是国家掌握了多少的问题；这还是国家掌控的这个部门如何运作、以什么目标运作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关注进程发展的总体方向，而这一方向正是资本主义。

在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尚未形成一个能脱离政府的帮助、运行与美日一些跨国公司规模相当的大型企业的资产阶级。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发挥其关键作用，不过最终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将会产生。

官僚一面出售大部分曾经由国家掌控的中小型企业，一面鼓励一直在国家掌控之外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如今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有450家企业在中国经营。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快于国有经济，这个事实至关重要。再看看国有经济还剩下些什么，我们会发现其中一部分即将被进一步私有化。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正被分割成不同的公司，其中效率低下的部门被关闭，而利润较高的部门被抛售。

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正忙着参与资产剥离。他们在私营单位有朋友，于是他们就把最好的机器、最好的部门等等卖给他们，而让国营企业逐渐失修、衰败。这些管理人员认为，“这个工厂迟早都要被私有化，而到时候我将收购这个工厂”。所以他们的想法是尽可能降低公司的价值，让自己能低价收购。在许多城镇，地方政府认为企业运作的最好办法是将其廉价出售给管理人员以阻止资产剥离。他们认为当管理人员成为企业所有者时，他们会为了从企业获得利润，而充分利用资产、使企业得到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数以百万的人们失去了工作。1990年至2000年期间，3000万个国有部门岗位被摧毁。传统工业领域出现了所谓的“锈带”，中国国有计划时期的工业中心－东北工业区就是其中之一。那些未被裁员的工人则被剥夺了他们曾经长期享有的权益。短短几年之间，1949年革命的成果都被逐渐摧毁。虽然工人阶级在此期间曾积极抵抗，但遭到了官僚们的无情打压。

市场机制被引入医疗、住房以及劳动力领域。现在连教育都不再是免费的。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已出现浓重的资本主义元素。1992年，销售收入的40%来自私营部门。1991年，民营企业家达到1300万，他们雇佣了2100万工人。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小型企业，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在农村，他们给较富裕的农民出台优惠政策，允许他们租赁土地、在市场上销售产品。这进一步打破了集体所有制，并进一步拉大了农民的贫富差距。1998年，中国仍有23.8万家国有企业，而到2003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15万。

乡镇企业

我们之前提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元素是乡镇企业的发展。目前乡镇企业占GDP的30%。它们的性质并不是很清晰，并带有矛盾性。这意味着，如果官僚将这些企业简单地私有化，就会造成经济和政治的混乱。简单的一步走的私有化对很多企业和部门来说意味着关闭或者破产 。这也有可能使中共的统治因此结束。

因此，乡镇企业的设立仅仅是私有化道路上过渡性的一步。它使管理者和其他寄生阶层有时间积累足够的资产，来最终实现对这些企业的所有权。这是老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如何在当今中国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典型案例——他们培育和扶持社会新生资产阶级，直到他们能够直接行使所有权。有些乡镇企业属于地方企业，另一些则是地方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合资企业。无论哪种形式，乡镇企业都按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式运作，并逐渐归私人资本家所有。

乡镇企业有时被纳入数据统计，用以说明大部分经济仍为公有制，有的甚至尝试用其来宣称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1987年到1993年，乡镇企业的数量从150万增长至2500万；1993年，乡镇企业的员工人数达到1亿2300万。但1996年以来，乡镇企业不断被完全私有化，因此其数量也在不断下降。即使名义上归国家或地方政府所有，他们在实际运作和管理上也已经是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层有权雇佣和解雇企业员工。

Hart-Landsberg和Burkett认为，有研究表明，“……‘平均而言，乡镇企业的员工赚取的基本工资低于最低工资，这一差距他们必须通过加班和计件的奖金来弥补。他们甚至连基本工资都不能得到保障，因为设定最低工资的当地乡镇机关，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私底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确实，乡镇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空间’在很大程度上由‘充足的廉价农村劳动力供给’作保障。而这些廉价劳动力产生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除和个体农民家庭的贫困化。”（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第45页）

乡镇企业的命运与经济的整体进程紧密相连。随着私营部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乡镇企业不得不与之适应。Hart-Landsberg和Burket解释，“乡镇企业也遭遇到了同样的灾难。随着通过私人生产获利的机会的出现，许多经营者开始非法地将乡镇企业的资产或产品转移至私营企业，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赚取更大的回报。随着共产党致力于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一资产剥离过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加速……面对利润下降和去工业化，乡镇官员从国家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提示，从1996年起开始快速抛售乡镇企业。”（同上）

通过国家建立强大的中国资本主义

中国官僚不想成为帝国主义统治的猎物，他们也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们知道，要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必须在国内维持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他们正在通过建立甚至加强一些国有企业来完成这一目标。他们手中拥有巨额可用资本，这些资本则通过国有银行注入国有企业。

《中国的所有制转型》的作者认为，“中国已培育超过20个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竞争力的巨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其中一些正在解雇数万甚至数十万名员工。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处于财政困境中，事实上其中一些正获利丰厚，而是因为它们希望在国际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截至2002年，中国排名前12位的跨国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控制了超过300亿美元的外国资产，雇有2万名外籍员工，对外销售额达330亿美元。”

所以，虽然这些都属于国有企业，但它们的目的是作为中国主要的国有企业、以资本主义的方式与美国和日本的企业抗衡。文中，作者提供了各所有制类型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组成表。我们看到，早在1988年国有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下降至41%，2003年则进一步下降到34%。他们所说的“真正的私营部门”，在同期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经从1988年的31%上升至2003年的44%。但是，如果我们考察整个非公有制经济，其在2003年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6%。文章总结道，“私营经济现在是中国经济的主导形式”。文章还指出，“如果我们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那么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占份额将更大：1）很大一部分的集体农场实际上为私人所有；2）私营企业总体而言比其他经济部门生产效率更高。”

在其他国家，类似的过程曾以较小的规模发生。在韩国，国家曾发展大型企业，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或转型中的国家。这只是一个力量弱小的资本主义，那里的资产阶级太弱小、无力，只能依靠国家投资来建立资本主义。在中国，这一进程正以更大的规模发展着。尽管一个更加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但它仍然不具备运行和发展大型企业的资源，因为许多大型企业仍归国家所有。因此，是国家支配着中国经济，也是国家在建立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中国的法律架构在过去三、四年中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以与新的财产关系相适应。2004年，政府对宪法做出重大修改，强调国家将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直到最近，中国一直有法律限制或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公共事业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但在2005年，这些法律被废除，民营企业获许进入这些行业，其中包括银行业。他们开始对银行进行私有化，并允许外资进入。事实上，资产阶级分析家在分析中国时，会详细指出还需要对哪些法律条例和法律架构进行调整，以使其与新的财产私有制相适应。他们认为这些法律制度是过去时代的遗留，亟需被废除，以促进民营企业的运作。

中国的财产关系已发生了改变，尽管法律结构也相应地经历了重大变革，但是旧的法律制度的残余仍然存在。新的财产关系的发展确实会与旧的法律形式发生冲突，因为法律形式不一定会立即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但最终这个“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正如马克思在他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虽然，我们在中国面对的不是一场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反革命；但是，马克思提出的观点仍然有效。一旦财产关系发生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必须跟着变化。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使法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变化过程将继续加快。尽管官僚当中有一些反对者，但这两派“或快或慢”会站到同一边 。宪法的修改证明了，木已成舟。

进入WTO

另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2001年11月中国决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承诺将在之后五年内放弃所有对外贸的管制，从那时起他们正在逐步实现这一承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理由非常清楚。目前的中国经济只有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才能存活。它大量依靠出口，因此需要国际贸易协定。它必须充分参与到世界经济当中，这又反过来加速了中国内部的资本主义转型。

放弃国家对外贸的控制是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的一个重要环节。回顾苏联历史，布尔什维克纲领中一个关键的要点，也是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斗争中坚决捍卫的要点，就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工人国家必须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这在欠发达国家尤其重要。

布哈林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这是因为，他认为通过物质激励能提高效率和产量。但是布哈林对他的想法会导致什么后果毫无概念。他无法预见到他的提议将会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回归。如果布哈林的观点在当时占上风，那么苏联在1928年就会遭遇资本主义复辟。当时，苏联也面对很大的来自资本主义的压力。邓小平和布哈林之间有相似之处，这甚至都体现到他们使用的语言上。邓小平喊的口号是“致富光荣”，而布哈林喊的是“发财致富吧！”

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在本质上是为避免资本主义入侵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回顾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这些国家往往在开始阶段采取保护主义来保护本土市场，而自由贸易只在后期才为资产阶级所青睐。即使英国资产阶级也在发展自己的工业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一旦他们发展了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他们就不再需要保护主义。因为，到那时他们的工业已经强大到足够称霸世界市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描述，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直到最近，这都在欠发达国家发生着。以巴基斯坦为例，它在约20年前有很多关税和保护主义措施。但是近期他们被迫开放国内市场。帝国主义国家主宰了这些欠发达国家的政策，而他们无法容忍保护主义措施，尽管他们同时却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农业市场。帝国主义国家迫切地需要打开所有市场以出售他们的商品。

中国和巴基斯坦地的区别在于，强行打开巴基斯坦的市场意味着其产业和工厂遭到大规模地破坏。巴基斯坦的工业发展水平太低，以至于它无力抵御外部竞争。但是中国却与之不同，中国政府一定在想，“我们如今足够强大了，我们有能力依靠自身的生产力来面对外来的竞争。” 然而，这激发了各国的报复性措施。特别是美国，它通过保护主义来抵抗中国廉价商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

冷转型？

现在回头看，我们明白中国正经历着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但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没有武装反革命，没有不同派别官僚之间的剧烈对抗。托洛茨基曾经把这种转型比喻成一部倒着放映的改良主义电影。他认为，要实现反革命，必须经历某种形式的暴力冲突，只有在那之后资本主义复辟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制度无法“改革”成资本主义。

在这里，我们必须向托洛茨基学习。我们必须要从他那儿学习的不只是孤立的句子，而是他所用的方法。他所分析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俄国，在那里革命传统仍然存在。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也清楚资本主义复辟将意味着什么。这一工人阶级是会对资本主义复辟做出抵抗的。同时，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苏联内部存在与中国不同的力量对比，即官僚内的很大一部分支持维护国有计划经济。

然而，远超出托洛茨基的预料，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存在超过了70年之久。量变导致质变。在这期间，工人阶级意识中的革命传统逐渐被去除。曾经历过革命的一代已经逝去。新的一代见证了一个贪婪的官僚一步一步凌驾于群众之上。他们看见的只有各级官僚严重的管理不善、浪费和腐败，以及一个最后剩下的快被销蚀殆尽的系统。有时候，一个政权可以是那样的腐烂，统治阶级已无力抵抗来自底层的最小压力。